细说民国大文人-第2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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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白话文写得极好，但寿洙邻认为鲁迅的古典文字更为出色。他常对鲁迅说，何不将古典著作出版，可以传世。鲁迅笑答：我的文字，是急于要换饭吃的，白话文容易写，容易得版税换饭吃，古典文字，有几人能读能解。
鲁迅和陈赓谈话后，曾打算写中篇小说《红军西征记》。他说：“要写，只能像《铁流》似的写，有战争气氛，人物面目只好模糊一些了。”他深以自己缺乏实践感受而苦恼。
孙伏园曾问鲁迅最喜欢自己的哪篇小说，鲁迅说是《孔乙己》。
1932年，王志之问鲁迅：“先生这几年怎么不写小说了？”“理由很简单：写不出来了。”鲁迅笑着回答，语气却很慎重，“因为旧有的是过去了，新的又抓不着。”
【教学】
鲁迅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教授生理卫生，曾应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全校师生们极为惊讶，他却很坦然。他只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对夏丏尊等人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据说鲁迅的课讲得很成功。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纷纷向他来要油印讲义看，他指着剩余的油印讲义对他们说：“恐怕你们看不懂的，要么，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单，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上幺下丨）”字表示精子，诸如此类，学生们如同看天书。
鲁迅也曾担任化学教员。一次要做氢气点燃演示实验，他将纯氢等实验用品拿到教室后，发现忘了带火柴，便回去取。离开前，他再三嘱咐学生不能将空气放进烧瓶里，否则点燃时会发生爆炸。取回火柴后，他一面讲，一面点燃了烧瓶里的氢气，只听啪的一声，烧瓶爆炸了，他的手被炸伤，鲜血淋漓。他顾不上自己的手，慌忙抬头去看学生，却发现前两排的座位都空着，原来学生们将空气放进去后，都撤到后排去了。
1920年到1926年，鲁迅在北大国文系兼课，先后开设“中国小说史”、“文学理论”等课程。据当时的旁听生鲁彦回忆：“每次，当鲁迅仰着冷静的苍白的面孔，走进北大的教室时……立刻安静得只剩了呼吸的声音。他站在讲桌旁，用着锐利的目光望了一下听众，就开始了‘中国小说史’那一课题。”鲁迅讲课时，“既不威严也似乎不慈和。说起话来，声音是平缓的，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那拿起粉笔和讲义的两手从来以没有表情的姿势帮着他的语言，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的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他叙述着极平常的中国小说史实，用着极平常的语言，既不赞誉，也不贬毁。”“然而教室里却突然爆发出笑声了。……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
荆有麟回忆，鲁迅的“声音略带一点江浙味道，而吐字尤很真切”，他无论讲什么，总“要将那奇异的特点，用常人所不大应有的语句，形容出来，听的人会有一种兴味感”。他博学多能，不管是引证或比喻，材料总是格外丰富而生动。因此，鲁迅讲课便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旁听的学生将课堂挤满，选课的学生常无座位可坐，晚到了找不到座位，便坐在窗台上。上课时，鲁迅“先是一阵微笑，接着便念出讲义上的页数，马上开始讲起来，滔滔如瀑布”。鲁迅善用幽默的语调，讲不到20分钟，总会听见学生的一次哄笑。他每次上课讲两个小时，听课的人，“却像入了魔一样，随着他的语句、思想，走向另一个景界中了”。
冶秋回忆，上课铃声一响，鲁迅就踏着铃声的尾巴，“挤”进了教室，打开随身带的小布包，取出《小说史略》讲稿，翻开便讲。有时学生听得哄堂大笑，他却不停止，继续讲下去，一点笑容也没有。一连两节课，有时课间他也不休息，连着讲。听课的学生听到第四次铃声，正在恍惚若失的当儿，他已飘然地挤走了，待到反应过来，他已经走在红楼对面新开的路上了。
王森然回忆，鲁迅上课时，总是将一支铅笔横置右耳上，随时准备更正讲义中的错字，有时畅谈，一小时不动讲义，铅笔便放置耳上不动。下课后步行，铅笔仍在右耳和长发间夹着，忘记取下。
许广平回忆，一次，上课时，前排的几个学生说：“周先生，天气真好哇！”鲁迅不答。又有人说：“周先生，树枝吐芽了！”还是不答。“周先生，课堂空气没有外面好哇！”终于，他笑了笑。学生受了鼓励，说：“书听不下去了！”他说：“那么下课！”马上有学生接口道：“不要下课，要去参观。”这时全体学生都说要去，于是鲁迅便带着他们去参观故宫了。
当时的女师大学生陆晶清回忆说：未受教前很仰慕，很想看看鲁迅是怎样一个人；初受教时，十分敬重，但有畏惧，看到他那严峻的面孔就有些怕。有时他讲了幽默话引得我们笑了，可是当他的脸一沉嘴一闭，我们的笑声就戛然而止。后来，逐渐察觉他并不“怪僻可怕”，才消除畏惧，不仅敢于和他亲近，还敢于对他“淘气”，乃至“放肆”。
常维钧回忆：讲课时，为了让学生更好理解，鲁迅还在黑板上画画，或以肢体语言表达。一次，为了解释《酉阳杂俎》中的故事，他仰着面，弓着腰，身子向后仰，结果身体一弯曲就晃起来，脚下也站立不稳，他自语道：“首髻及地，吾不能也。”学生们见此情形，很是感动。
【魂归】
1936年春天，鲁迅的身体已不大好，吃过晚饭，总要坐在躺椅上，闭目休息一会儿。许广平私下里对萧红说，周先生在北平时，有时开着玩笑，手按着桌子一跃就能够跃过去，而近年来没有这么做过，大概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了。但一讲起话来鲁迅又像往常一样精神了。
不久，鲁迅病倒，卧床一月有余，每天发烧。他脸微红，目力疲弱，不吃东西，不大多睡，没有一些呻吟，只是躺在床上，有时张开眼睛看看，有时似睡非睡地安静地躺着，茶喝得很少，烟也几乎不抽了。
经诊断，鲁迅得的是肺病，并且是肋膜炎，须藤医生经常来为鲁迅抽肋膜积水。许寿裳回忆，鲁迅病重时，史沫特莱曾请上海的外国肺病专家去为鲁迅诊断。专家告知已经没有希望，却称赞鲁迅是最能够抵抗疾病的中国人，说如果是欧洲人，那么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死亡了。
儿子海婴每晚临睡时必向爸爸妈妈说：“明朝会！”有一天他站在鲁迅床前说：“爸爸，明朝会！”鲁迅那时正病的沉重，喉咙里边似乎有痰，回答的声音很小，海婴没有听到，于是他又喊：“爸爸，明朝会！”海婴等了等，听不到回答的声音，他就大声地连串地喊起来：“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海婴的保姆忙把他往楼上拖他，说是爸爸睡下了，不要喊了。可是他仍旧喊。这时鲁迅说“明朝会”，还没有说出来喉咙里边就像有东西在那里堵塞着，声音无论如何放不大。到后来，鲁迅挣扎着把头抬起来才很大声地说出：“明朝会，明朝会。”说完了就咳嗽起来。许广平慌忙从楼下跑来了，不住地训斥着海婴。海婴一边哭着一边上楼去了，嘴里唠叨着：“爸爸是个聋人哪！”
到了6月，鲁迅的病已经很严重，无法坚持写日记，也无法像过去那样，有信必复，有稿必看了。收到信函后，怕寄信人和寄稿人惦念，于是鲁迅就刻了一枚图章，上有“生病”二字，盖在回执上，以便使得寄件人明白其身体状况，不致焦急催促。
7月，鲁迅的身体稍微好了一些。黄源回忆，他的身体稍微好了一些，就不“安分”了。医生让他多休息，躺着静养，他说：“我一生没有养成那样的习惯，不做事，不看书，我一天都生活不下去。”他又说：“我请你看病，是有条件的。”医生问他什么条件，他答：“第一，是要把病医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动不动一个月可医好，我宁愿动动花两个月医好。第三，假如医不好，就想办法把生命拖延着。”医生听罢无话可说。
鲁迅去世前两天，周海婴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他说：“你爸爸要死啦！”他大惊，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人。
去世前，家中为鲁迅请了一位日本看护，他颇以为怪，说：“我的病，如此严重了吗？”
10月17日上午，鲁迅穿好衣服准备下楼散步，外面有风，许广平虽然知道劝不住他，还是问道：“衣裳穿够了吗？”鲁迅伸手摸了摸里面穿的绒线背心，说：“够了。”许又问：“车钱带了没有？”鲁迅理也不理，走出门去。
18日凌晨，鲁迅开始气喘，连续做噩梦，不能安寝，只能蜷曲着身子，双手抱腿，斜靠着休息。清晨，他让许广平去找内山完造请医生，坚持要自己给内山写便条。许见他气喘得厉害，让他不要再写，直接带话给内山，但鲁迅坚持要将便条写完。
中午，鲁迅的病情加剧，医生每隔两小时为他注射了强心针，但无济于事。19日凌晨，鲁迅对许广平说“要茶”，之后便陷入昏迷。大家让许广平喊鲁迅，但任凭许如何呼唤，他始终不应一声。至凌晨5点25分，鲁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去世时，他体重不足70斤。
七岁的周海婴还记得父亲去世当天的情景：“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我来不及猜想，声到人随，只见一个大汉，没有犹豫，没有停歇，没有客套和应酬，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的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这个大汉就是萧军。
鲁迅去世，萧军和胡风守灵三夜，萧军多次念叨：“先生没有死，他会坐起来谈话的。”当黄源通知他时，他竟怒目圆睁地抓住黄：“你诓我？”
内山完造回忆，10月20、21日，每天有1万多人从早到晚排着长队到殡仪馆瞻仰鲁迅遗容。22日出殡，定于下午两点，但从早晨开始就涌进大量群众，围绕着鲁迅遗体，几乎连出殡的路都堵塞了。出殡之时，大约6000人自发送葬，几乎都是青年男子和少年，拿着旗子挽联花圈，随着灵柩行进。在两个半小时的大行进中，送葬队伍非常有序，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到上弦月开始放射清辉的6时左右，宋庆龄、沈钧儒等轻轻的将“民族魂”的大旗覆盖在灵柩上，在送葬者悲怆的《安息歌》中，鲁迅沉睡在万国公墓中。
在谈及父亲故去的死因时，周海婴认为这是日本医生须藤的误诊。他说：“这个须藤医生，他有时到我们家里看病，都把我父亲的病症当成是胃病、消化不良。用的药就是对消化系统有帮助的药，或者打一些能够促进身体代谢快些的针。但父亲那时候出现肋膜积水，这是一种结核的表现，却一直没有被诊断出来，一直到美国医生诊断出来以后，父亲才去拍X光片，之后抽积水。现在说来，这至少是个延误。”须藤医生当时还对鲁迅用了激素治疗，周海婴表示，母亲亲口对他说，这是不合理的治疗方法，“因为激素是促进肺结核活动的，肺结核在活动期是不能用这些药，可是须藤用了这个。这个疑问不仅我母亲有，包括叔叔、其他朋友都有这个疑问。”鲁迅去世以后，须藤医生就跟他们家莫名失去了联系，“母亲曾经多次去日本访问。也没有见到过他，他就是这样毫无音信、奇怪地回避了。”
有研究者认为，鲁迅死于日本人的谋杀。
【身后】
鲁迅去世后，其好友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请求蒋介石给予国葬，未得允许。有人提议将绍兴改名为鲁迅县，但国民政府并未同意，而因鲁迅县的搁浅，连带将绩溪改为胡適县的提议，也作罢了。
曹聚仁回忆，鲁迅去世后，曹曾看到一张手令：“副刊文字中，以不见鲁迅的姓名为上，否则也要减至极少的限度。”大概是张道藩签发的。全国各地只有桂林、重庆、昆明这几个地方可以举行鲁迅逝世纪念会，其他城市有不成文的禁令，似乎纪念鲁迅便代表了革命。
1936年冬，郁达夫路过厦门，厦大同学前来看望他，谈及他们想呈请政府将厦大门前的一条路改名为“鲁迅路”，但迟迟未得到答复之事。郁答应帮忙，他找到市长才知道，原来是国民党党部反对，不许人们纪念鲁迅。后来，郁将此事告诉陈仪，陈表示赞成。但不久厦门沦陷，此事也就搁置了。
好友许寿裳写下许多纪念鲁迅的文字《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