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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8部分

细说民国大文人-第20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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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发表在《语丝》上。

中国大学学生姜华向《莽原》投稿,鲁迅看后觉得姜很有希望,便写信鼓励他多写稿子。从此《莽原》便经常刊登姜的作品。中国大学的另一学生对鲁迅表示不满,说姜是国家主义派,学校的同学对其很反感,《莽原》不应该经常刊登他的作品。鲁迅听罢生气地说:“一个刊物,是选登作品的,怎么能调查人家的行为呢?”之后鲁迅还特地告诉姜华,让他多写文章。

鲁迅很讨厌青年人字写的潦草,他说:“字不一定要写得好,但必须得使人一看了就认识,年轻人现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事,别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这费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这费了工夫不是他的。这存心是不太好的……”但他还是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济时,便戴起眼镜来看,常常看到深夜。

汪静之上中学时给鲁迅寄过自己的诗作,几年后,他到上海去拜访鲁迅,鲁迅问道:“你到过绍兴?”汪反问:“你怎么知道?”他说:“你的《蕙的风》里有一首诗是写绍兴的旌表节妇烈妇的牌坊的。”鲁迅竟然记得对几年前一个不认识的中学生写的诗,汪十分惊讶。

鲁迅不仅给贺非翻译的《静静的顿河》写后记,还用整夜时间将译本从头到尾一句句地校改。修改完后,他自己却生了一场不轻的病。

在邮局工作的青年孙用翻译了《勇敢的约翰》,寄给鲁迅,鲁迅阅后马上回信称赞译得很好,并为孙谋划出版。费时两年,鲁迅终于找到一家小书店愿意为孙印书,并垫付了几百元的制版费。等到书店返还一部分制版费后,鲁迅又将他作为版税先支付给孙用。

广州的一些进步青年创办的“南中国”文学社,希望鲁迅给他们的创刊号撰稿。鲁迅说:“文章还是你们自己先写好,我以后再写,免得人说鲁迅来到广州就找青年来为自己捧场了。”青年们说:“我们都是穷学生,如果刊物第一期销路不好,就不一定有力量出第二期了。”鲁迅说:“要刊物销路好也很容易,你们可以写文章骂我,骂我的刊物也是销路好的。”

1931年,《中学生》杂志社向鲁迅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将对他讲怎样的话,做努力的方针?”鲁迅回答道:“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许广平回忆,鲁迅应许钦文之请,为其精心编订小说集,并垫钱出版。书出版后,销路极好,许声名大噪。于是有商人让许再出一本,许便将鲁迅挑选剩下的作品结集出版。鲁迅见后摇头道:“我的选择很费不少心血,把每一种的代表作都有了,其余那些,实在不能算很成功,应该再修改,不怕删削才会有成就呢!”

许广平回忆,鲁迅辛苦为高长虹选定作品,并校订出版,但高却对人说:“他把我好的都选掉了,却留下坏的。”

鲁迅也为向培良选校作品,并帮他介绍工作,但在鲁迅痛斥其好友高长虹后,向也对鲁迅极为不满,从此和鲁迅绝交。曹聚仁也记载,向逢人就说,鲁迅是爱闹脾气的,鲁迅是青年的绊脚石。

鲁迅在厦门、广州期间,一位厦门大学的学生曾追随左右。鲁迅到上海后不久,此人也带着女友以及女友的哥哥(青年与女友逃婚,女友哥哥因不满父母包办妹妹婚姻,亦与妹妹一起离家出走)来到上海,并且一起住进鲁迅家中。这三人也不把自己当外人,吃穿用度乃至零花钱,都由鲁迅负担。鲁迅将楼下腾出来让他们居住,每逢鲁迅下楼,则三人书声琅琅,不绝于耳,一旦稍微走远,声音便戛然而止。不久之后,三人提出让鲁迅为他们支付学费,鲁迅表示自己生活亦不宽裕,实在拿不出;青年便让鲁迅为他发表文章,但其文章太过幼稚,实在无法发表;青年又让鲁迅为其介绍工作,鲁迅便与某书店说好,介绍他去当练习生,自己拿出30元让书店转交,算作薪水,结果通知该青年后,竟嫌薪水少,不愿前往。鲁迅与创造社论战时,这位青年竟对鲁迅说:“他们因为我住在你这里,就把我都看不起了。”

此后,青年女友的哥哥要回乡,鲁迅为其负担旅费。不久,青年的哥哥——一位木匠,来上海找事做,鲁迅又为其在附近租了房子,并照顾膳食。周建人托人总算给木匠哥哥找了份事,但木匠哥哥却不愿去。木匠哥哥无所事事,时间长了,准备回乡,旅费自然又是鲁迅负担。

几个月后,隔壁的女佣听女友抱怨得知,这位青年是来给鲁迅当“儿子”的,原本二人以为来上海享福,谁知却不是那样。终于有一日,青年对鲁迅说,他们要回去了。鲁迅说给他们100元旅费,结果青年嫌少,说自己是卖了田地出来的,现在回去还要生活。鲁迅没有答应,最后两人便气呼呼地走了。

许广平回忆,厦大学生王方仁在与鲁迅的闲谈中,提议出书,并说其兄开教育用品店,纸可以赊账,还可以代卖书籍。于是几人决定以朝花社名义出周刊,印现代木刻画选,资金由鲁迅、王、崔真吾、柔石四人来出。鲁迅不愿让学生们多出资,将许广平也算作一股(柔石的出资为鲁迅所借)。谁料王买来的纸很是粗糙,不宜印图,用的油墨也很劣质。之后,王忙于为家中建祠堂,印书之事都落在柔石一个人身上,而王的哥哥店里寄卖书所得的钱,也从未收回过。某日,王宣布其兄的店不能再代卖书了,柔石只能托别的书店代卖。最后,卖书的钱款收不回来,每人还要填补亏空,自然,损失最多的又是鲁迅。

韩侍桁留学日本时,常与鲁迅通信。他给鲁迅寄来一张当票,鲁迅去北京时,为其赎当,并将皮袄送到其家中。韩回国后,曾托鲁迅为其介绍工作,但因为风传韩为鲁迅派,此事未成。韩到上海后,与鲁迅过从甚密。后鲁迅加入左联,为当局所不容,韩立即明哲保身,让好友去骂鲁迅。

胡风在《鲁迅先生》中说:“例如韩侍桁……鲁迅尽力帮助他……促进他学习,在思想上进步,后来回上海,还是依靠鲁迅。但他在生活上靡乱不堪,竟至要鲁迅替他买壮阳药。说,他自己不好去买,给人知道了名誉不好。鲁迅有一次忍不住提到这件事,气愤地说:‘他怕名誉不好,难道我就不怕名誉不好吗?’”

胡风回忆,鲁迅为患有严重肺病的文学青年叶紫出版小说集,叶向人夸耀,说他的生活是靠“老头子”维持的,鲁迅听到此话极不舒服,在一次谈话中悻悻地说:“只有我母亲的生活才是靠我维持的……”

许广平回忆,杨骚到鲁迅家中吃饭,谈及恋人白薇身体不好,他们缺钱,鲁迅便答应借钱给杨,二人约好不告诉白薇。不久,杨的一位好友找鲁迅借钱,提及杨借钱一事。当时鲁迅正准备避难,未同意。杨的好友为此怪罪鲁迅,而杨与鲁迅的关系也渐渐疏远,直至互不往来。后来,鲁迅准备翻译《十月》,杨得知后,迅速译出付梓。鲁迅颇觉好笑,说:“中国之大,一种书有三四个译本也不要紧。要紧的是译得要忠实,不欺骗读者。”所以他照译不误。

据杨骚说,他与鲁迅的失和是因为误会。一次聚会,鲁迅同林语堂发生激烈争执,大家不欢而散。鲁迅怒气未消,要拉同席的杨骚要到自己家中聊天,正好杨骚闹肚子,不舒服,便未随他去。鲁迅以为杨骚偏袒老乡林语堂,心里有了疙瘩。之后,鲁迅与创造社论战时,希望杨骚撰文批驳创造社,杨当时正准备撰文批评施蛰存,没有应承,于是误会又加深了。又一次,杨骚参加文学青年聚会时,正在兴奋地与人聊天,这时鲁迅进来了。杨看到鲁迅,没有起身招呼,而是继续话题,鲁迅拂袖而出,从此再不愿与杨交一言。

冯雪峰曾与鲁迅比邻而居,他经常晚上十点多才回家,吃完饭已经十一点,到鲁迅家中聊天,与鲁迅商讨《萌芽》、《十字街头》、《前哨》等刊物之事,有时直接拟题,让鲁迅来写。冯走时,已是深夜两三点,鲁迅却还要工作,直至东方发白。许广平劝鲁迅休息,鲁迅说:“有什么法子?人手少,无可推诿。至于他(指冯),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

张友松回忆,鲁迅为青年作者叶永蓁修改小说《小小十年》,将之推荐给春潮书局出版,并为之撰写小引。春潮书局预付给叶150元版税后,因经营亏损倒闭再无力支付,叶跑到鲁迅处吵闹一番,鲁迅只好将书又推荐给其他书店出版。

许广平回忆:“有人(指王志之)拿初版的书请先生修改,先生不知甚么时候已经给改好了。死后我遇到作者,告诉他:‘先生给你的书改好了。’他说:‘让他去罢,我不打算印了。’他的悼文是那么沉痛,一见到遗容就那么号啕大哭,而先生千辛万苦给改过的书,曾不值一顾,我一想到先生一点点磨去的生命,真是欲哭无泪!”

鲁迅大病初愈,便有许多函稿寄来,说:“听说你的病好些了,可以替我看些稿,介绍出去了吧?”

一次,鲁迅曾对郑振铎谈及,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寄来稿子请他修改,他仔细改后寄回去,青年却责怪他改动太多。第二次青年又请他修改稿子,他改后再寄回,青年却怨他改动太少。鲁迅慨叹道:“现在做事真难极了!”

鲁迅生前,谈到受人欺骗时说:“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以后,又是一回事了。”

许广平曾慨叹道:“门徒害夫子!”

1929年夏,“左联”成立之后不久,鲁迅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假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所以我几年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

【斗士】

绍兴周氏中房的兰星,与和房一脉单传的女孩恋爱,因为是同族,族人议论纷纷,拜祭日也不让兰星出来祭祖。未及弱冠的鲁迅非常讨厌这些伪道学的长辈,虽不明说,但遇见兰星时,总对他格外亲切,暗中援助。

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时,鲁迅喜欢骑马,但经常从马上坠落,摔得皮破血流,却不以为意,常说:“落马一次,即增一次进步。”

一次骑马路过驻防旗营,受旗人兵士奚落,鲁迅便扬鞭穷追,结果旗人将腿搁到马脖子上,疾驰中,用马鞍刮鲁迅的腿,鲁迅不查,吃了暗亏,坠落马下。

在南京上学时,鲁迅回绍兴家中一般坐船。当时先到船舱里的人会用绳子、破衣服等占着床位,要求后到的乘客花钱购买。但鲁迅任凭这些人恐吓,就是不肯花钱买床位,宁可坐在行李上打盹。等到船开了,霸占床位的人没办法,只好收起绳子、衣服,悻悻离去,而此时鲁迅便可挑选最好的床位,打开铺盖,从容休息了。

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最瞧不起的留学生,一是头上顶着高高的“富士山”(辫子盘在头上,帽顶凹出,鲁迅蔑之曰“富士山”)的;二是读岩仓铁道明治法政专门科的,鲁迅认为他们留学的目的在于升官发财。当时东京的留学生超过两万人,都聚集在神田和早稻田两处,一到晚上,这两处街上走的大半是顶着“富士山”的留学生。鲁迅常去神田的一条街上逛,因为此处新旧书店荟萃,但每次看到这些留学生,回去都气愤不已,对许寿裳抱怨说“眼睛石硬”。

在日本留学时,有日本人看出鲁迅是中国人,便过来与他用中文聊天,鲁迅总是装作听不懂。因为鲁迅知道他们的目的是练习中文,以便到中国,或冒充中国人去侦查什么(当时为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人见鲁迅不予理会,只能悻悻而去。

不久,日俄战争爆发,有日本人讥笑鲁迅说:“为什么不回去流血,还在这里读书做什么?”鲁迅很是恼怒,与日本人在路上起了冲突。

孙伏园回忆,在日本留学时,鲁迅课余常习武,目的在于报仇。他有一把匕首,刀壳是两片褐色的木头,壳外横封两道白色皮纸,像指环一般,而刀壳正靠这两道皮纸的力量固定。有人问为什么不用整片木头,或用金属的钉子或圈子,这样更牢固。鲁迅回答说:“因为希望它不坚固,所以只用两道皮纸;有时仇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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