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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7部分

细说民国大文人-第2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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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回忆,鲁迅夜间写作时,遇到雄猫呼唤异性,文思屡被打断,便向窗外扔装香烟的铁皮罐。周海婴睡梦中听到外面一阵“当啷啷……”的声音,伴着雄猫“哗喵”的怒吼声,便掉下楼去,看到鲁迅正向外掷出铁皮罐,等鲁迅手边的香烟罐扔完了,周海婴便到天井里寻找,捡到两只凹凸不平的“炮弹”,送还给父亲备用。

【洞明】

许广平说鲁迅“极其精明”,林语堂也曾说周氏兄弟熟谙世故人情,鲁迅亦自称是世故老人。

许广平回忆,鲁迅曾对人说:“我的小说中所写的人物,不是老大就是老四。因为我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横竖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决不能提一句,以免别人误会。”

鲁迅好奇心重,总能注意到别人忽略的东西。一次,他在南京看到墙上贴有一张纸片,纸片上有一个茶壶,接连看到好多次,便沿着茶壶嘴的方向走,结果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他有些害怕,便不再往前走。过后鲁迅细想,认为是秘密组织的暗记,如果继续往前,可能会很危险。

鲁迅请许寿裳代为在京谋一职位,他在给许的多封信中写道:“京华人才多于鲫鱼……”“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当较善乎?”“今年下半年,尚希随时为仆留意也。”

鲁迅在诉章士钊的诉状上写:“树人充教育部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

1926年7月的一天,去意已定的鲁迅听说教育部尚有欠薪可得,觉得自己不该放弃自己该享有的权利,于是“跳上车,径奔衙门去”。一进门,巡警就向鲁迅立不举手敬礼,鲁迅由此感慨:“可见做官要做得较大,虽然阔别多日,他们也还是认识的。”

鲁迅十分警惕。增田涉回忆,他在鲁迅家上课时,每到休息,就坐在窗口边乘凉,顺便看看窗外的大街。而鲁迅从不靠近向着街道的窗口,总是坐在离窗两三尺的地方,害怕人们从下面的街道上看到他。走在路上,他总觉得有人跟踪,有时看完画展或从酒馆出来,鲁迅就对增田说:“你先回去,我要在我家附近甩掉那家伙。”

山本实彦回忆,鲁迅曾说他的一个笔名不能用上三次,因为有人会从文章的倾向和语调里发现是他写的。某次,一位日本学者问他,怎么最近没有看到他的文章,他回答说自己频繁更换笔名,并一口气说出六十多个,日本学者非常惊讶。

李立三曾与鲁迅见面,说共产党要在上海搞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同时要搞武装斗争,他对鲁迅说:“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所以发给你一支枪。”鲁迅答:“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到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

鲁迅在上海溧阳路租了一间房屋专门用来藏书。他和成仿吾笔战时,曾去藏书室取书,回去的路上,他问周建人家中是不是有马列主义书籍?周建人回答有。他说:“怎么能放在家里!”周建人说:“书店里不是公开放在柜台上卖的吗?”他说:“唉!书店里卖和家里有,是完全两回事,你怎么可以随便放在家里呢!”为了防止有人搜查藏书室,他在屋子门口挂了一个“镰田诚一”的木牌用以掩护。1933年10月21日,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说:“此地变化多端,我是连书籍也不放在家里的。”

长尾景和回忆,鲁迅的书架由坚固的厚木箱组成,鲁迅说:“这样,任何时候都可以装上卡车逃跑。”

鲁迅去世后,记者去采访周作人,周说:“说起他的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了,医生劝他少生气,多静养,可是他的个性却偏偏很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要生气,静养更是没有那回事。所以病体就一天天的加重起来,不料到了今天,已经不能挽救。……他的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这次在上海住的地方也很秘密,除去舍弟建人和内山书店的人知道以外,其余的人都很难找到。”

【经济】

鲁迅一生注重理财,他的日记记载了几乎所有的收支情况。

鲁迅有时也买彩票,一次拿到薪俸后,“在月中桂买上海竞马彩票三张,十一元”。又一次,“直隶振券开彩,得烟卷四盒”。

孔另境回忆,一家书坊让鲁迅译书,说好按实字计酬(即不计算标点符号)。鲁迅同意翻译,但译文未加任何标点,也不分段,每张纸写得满满的,不空一格。书坊将稿件退回,请鲁迅分章节并加标点,鲁迅回信说,分段落加标点要另算钱,从此,书坊计算稿费再也不除去标点了。

鲁迅曾和几个青年编《海燕》,刚出了几期就被当局查封。杂志被封后,代售的书商打算赖账,鲁迅始终无法收回钱。最后他说:“好的,你不给钱我有办法,我这里都有收据,现在爽性不要了,我打算送给小瘪三,看你们能不能赖掉这批账!”

张友松回忆,北新书店的李小峰常欠作者稿费,他与人约定付款期限,总是说某月某日“以后”一定送来,而不说“以前”,鲁迅戏言:“他这样说,是永远不会失信的。”鲁迅因北新拖欠稿酬,曾诉诸法院,胜诉后,鲁迅便自制了印有“鲁迅”二字阴文印章的版权印花,以后新书出版,书商需到鲁迅处购买印花,贴在书上,作为防伪标记,并防止书商再拖欠稿酬。

因为和北新书局的稿费纠纷,在出版《两地书》时,鲁迅特地先和另一家天马公司接触,并将这个消息透露给北新书局。李小峰甚为着急,鲁迅便借此机会要求北新多支付版税。

聂绀弩编《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他告诉鲁迅,对鲁迅不足千字的文章稿费是每篇3元(当时普通标准一般为千字1元)。鲁迅说:“那我以后给你的文章要越来越短了!”

夏丏尊回忆,鲁迅穿衣服向来不讲究,他从端午到重阳,一直穿着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1926年初秋,鲁迅从北京到厦门任教,途径上海,朋友们为他洗尘。夏丏尊发现,时隔二十年,鲁迅还穿着洋官纱。他问鲁迅:“依旧是洋官纱吗?”鲁迅苦笑着回答:“呃,还是洋官纱!”

鲁迅对周作人的儿子坐包车上下学很看不惯,说:“少爷派头,坐包车。”

在北京时,有客人来访,鲁迅一定要请客人吃点心。一开始男客女客一视同仁,但他后来发现男客一来,就将点心吃得干干净净女客则不然,于是此后,鲁迅改用花生代替点心招待男客,但招待女客依旧用点心。

鲁迅偶尔也会从稿费中拿出一些钱,到东城一家有名的法国点心铺买两块蛋糕来吃,也喜欢请许广平等几个女学生吃。但人多的时候他一般不会拿出来,许问为什么,他答:“你不晓得,有些少爷真难弄,吃了有时反而会说我阔气,经常吃这样点心,不会相信我是偶然的。”

在上海时,家中来了客人,鲁迅常陪客人聊到深夜,必同客人一道吃些点心。饼干是从铺子里买来的,装在饼干盒子里,许广平拿着碟子取出来,摆在鲁迅的书桌上。吃完了,许广平打开立柜再取一碟。每来客人,瓜子也必不可少。鲁迅一边抽着烟,一边剥着瓜子吃,吃完了一碟鲁迅必让许再拿一碟来。

鲁迅很是节俭,他的许多信封都是自己做的,他利用生活中可以用到的废纸,比如朋友寄来的大而厚的信封翻过来做成新的信封,或者用朋友寄来的包裹纸,或者用废纸。鲁迅收到包裹后,不但将包裹纸摊平、放好备用,连包扎包裹的绳子都收起来备用。

萧红回忆,鲁迅很喜欢北方口味。许广平一直想请一个北方厨子,但鲁迅认为开销太大,因为请厨师每月至少要15元钱的工钱。鲁迅家中只有两个年老的女用人,都六七十岁了,所以买米买炭都是许广平亲自去做。来了客人,也是许亲自下厨房的,菜食很丰富,鱼,肉……都是用大碗装着,起码四五碗,多则七八碗。但他们平常自己吃饭时就只有三碗菜:一碗素炒豌豆苗,一碗笋炒咸菜,再一碗黄花鱼。

鲁迅平常只喝清茶,不喝别的饮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类的饮料,家里从不准备。

1935年3月,萧红某日清早到早点摊买油条,回家后发现包油条的纸竟是鲁迅的手稿,非常惊讶和生气,写信告知鲁迅。鲁迅回信说:“我的原稿的境遇,你知道了似乎有点悲哀;我是可以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纸,比洋纸能吸水。”

鲁迅将出过书的校样当作卫生纸用。他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吃到一半,他拿来校样分给众人。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说,这怎么可以?鲁迅说:“擦一擦,拿着鸡吃,手是腻的。”他家的卫生间也摆着校样纸。

有些方面,鲁迅却不愿节省。当年买八道湾的房子时,他为了让弟弟的孩子们能有玩耍的地方,特地挑选了有大块空地的八道湾的房子。到上海后,家中只有他和许广平两个人,但他却一定要租一独栋的三层小楼。除了火腿,他不吃隔夜菜;不爱吃蔬菜,所以每餐一般必有肉。

居上海十年间,鲁迅不断搬家,最初住在景云里时,就换过好几次房子,后又搬到北四川路,去世时住在大陆新村。每次鲁迅都说要换个便宜点的,但每次都越换越大,越搬越贵。

晚年在上海,鲁迅出门总是很警惕,看电影总是坐“花楼”(包间),怕遇到认识的人,免遭善意或恶意的研究;出门很少坐电车,更不坐黄包车,怕遇到意外躲避不方便,路近便步行,路远就雇汽车。有时候局势紧张,他便十天八天不出门,但越不出门便越羡慕外面自由的人们,于是越想出门,所以他宁愿多花点钱,坐汽车,坐“花楼”。

鲁迅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鲁迅随吸随取。另一种白听子的前门烟,是用来招待客人的,平常放在鲁迅书桌的抽屉里,来了客人鲁迅下楼,把它带到楼下去,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屉里。

鲁迅的同学、后在教育部的同事张邦华的儿子患重病,张找到鲁迅帮忙。鲁迅不仅托朋友替张介绍医院,还替他付了1000多元的医药费。出院后,又替他请全院的医生吃饭,表示谢意。许广平谈鲁迅的金钱观:“他的慷慨,真叫人奇怪。有时人们以平常上海洋场心理推测先生,以为先生能这样替人花钱,一定是个富翁了。谁知先生却用钱之所要用,什么留底都不存了。”

儿子出生后,鲁迅和许广平请了一位保姆阿花照顾周海婴。阿花是绍兴人,丈夫患病失去劳动能力,时常毒打阿花,并想把她卖掉,于是阿花逃到上海打工。一天,阿花的丈夫从乡下赶到上海,想将她带回去,鲁迅请了律师和一位绅士调停此事,最后花150元为阿花“赎了身”。

陶元庆去世后,鲁迅拿出300元交给许钦文,让许为陶买墓地。柔石遇害后,鲁迅交给柔石遗孀100元,作为柔石子女的教育费。

1935年夏,左联决定恢复停办了两年多的内部刊物,由徐懋庸负责。刊物印刷完毕后,因为没有钱付印刷费而无法取回。徐便于一次宴会后向大家募捐,茅盾、胡愈之各捐了10元。鲁迅也在座,徐向他募捐,他却说:“我没有钱。”徐很是奇怪。之后,徐去鲁迅家中找他要钱,他仍说:“我没有。”徐好不容易凑足了钱,将刊物取回,给鲁迅寄去两册,不久即收到他寄来的几张稿费收据,约20元,说明让徐去书店取,用于付印刷费。鲁迅前后两次截然不同的态度,让徐觉得非常奇怪。后来鲁迅对徐解释道:“左联已经有两年多不出机关志(即内部刊物)了,但常说要出,却总不见出。而且每月有人向我收取盟费20元,也说是办机关志用的。我出了钱,刊物既不见,却反而落得一个坏名声,说我本来是不配做左翼作家的,只因为这每月20元,才准我做。所以我是个捐班的左翼作家。现在你们让刊物和我见面了,这回总算没有失信,所以就寄给你那几张单子。”

【俯首】

荆有麟回忆,鲁迅曾说:“旁人用心血制作的东西,我要不用心去保护,总觉得不安。”中国大学学生向培良写了一篇戏剧,送给鲁迅看,鲁迅看后很满意,便寄给上海《东方杂志》,并认真写了推荐信。这篇戏剧很快发表。胡也频在烟台访友时写了一篇性爱小说,寄给鲁迅。鲁迅当天便寄给李小峰,让他发表在《语丝》上。

中国大学学生姜华向《莽原》投稿,鲁迅看后觉得姜很有希望,便写信鼓励他多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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