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2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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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镜吾曾出对子“独角兽”，鲁迅对以“比目鱼”，一兽一鱼，一虚一实，堪称佳对。
林贤治的《人间鲁迅》记载一事，一次，同学将漂亮的信笺分赠他人，大家都高兴地收下，唯有鲁迅拒绝不收。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些信笺是那位同学偷来的。
鲁迅从幼时就喜欢绘画，他常用一种叫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把它们一个个地描下来，一如写字时候的影写。一次，祖母见他画了一半，就拿过，接着画了起来。鲁迅见后，取过画撕掉了。
鲁迅自小爱书，买来的书如有污损，一定要拿去换；书订得不好，他便自己拆开重新装订。他翻书时极其小心，舍不得弄上一点污渍或褶皱；为不弄脏书，总是从书页褶缝上方印有一条宽墨线的地方翻书。如果弟弟们在一旁看，鲁迅不许他们伸手摸书，因为生怕他们弄脏了书页。读毕，鲁迅要把书放到一只红色皮箱里码放整齐，小心收藏起来。
一次，鲁迅买回书后，发现纸有残缺或墨污，便拿去换，但换回来的又觉得不满，便再拿去换，如此反复，书店伙计烦了，调侃道：“这比姊姊的面孔还白，何必掉换。”鲁迅听罢愤然而出，再不去买书。
百草园东边有一私塾，先生姓王，绰号“矮癞胡”，打学生手心时下手极重，还设了撒尿签。而三味书屋则自由多了，想要方便时从来不用请示先生，故鲁迅等人听说王先生之事后极为愤慨。某日中午放学后，鲁迅和几个同学约好，冲进“矮癞胡”的书房（书房中的师生都已散去），撅折了撒尿签，将笔墨乱撒一地，以示惩罚。
【少年】
祖父下狱后，鲁迅兄弟三人被分别送到亲戚家避难，鲁迅寄居在大舅父家中，不免受些闲气，据他对周作人说，曾在那里被人骂作“讨饭”。
父亲生病后，鲁迅不仅要上学，还要走六七里路上街为家中采买东西。其中最轻松的差事是为父亲买水果，水果店的店主日久面熟了，便尊称他“小冷市”（少掌柜）。
父亲病重后，鲁迅作为长子，承受了巨大的精神重负。后来他在《父亲的病》里，沉痛地写下了自己出入当铺间，默默地为父亲买药、觅药中痛苦的内心体验。鲁迅在《呐喊》序文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1898年，17岁的鲁迅到南京投奔叔祖周椒生，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周椒生本人任水师学堂监督，却认为族中后人进新学堂“当兵”，有失门风。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本字，为其改名“树人”。
鲁迅到南京读书前，周家全族曾召开会议，内容对鲁迅家这一房极为不利，其他房的长辈们逼迫鲁迅签字，鲁迅说要请示祖父，拒不签字。但这件事对十五六岁的鲁迅影响不小，“至少不见得比避难时期被说是‘讨饭’更是轻微”（周作人语）。
赴南京读书是鲁迅第一次离家远行，身上怀揣母亲给他筹办的八块银元，写下了一则情深动人的《戛剑生杂记录》：“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瞑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于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在江南水师学堂第一学期结束时，鲁迅因成绩优异，学校发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却把奖章卖掉，换回几本书和一串红辣椒。许寿裳回忆说：“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后来才告诉我：因为夹裤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他发胃痛的时候，我常见他把腹部顶住方桌的角上而把上身伏在桌上，这可想见他胃痛的厉害呀！”
鲁迅后又至南京矿路学堂学习，其同学张燮和回忆，鲁迅是班上最小的学生，但每次绘图都又快又好，同学们来不及绘，下课后总请他代为补绘。每次考试，他从不温习功课，但总是最早交卷，成绩十次有九次是第一名。一次考试，他得第二，便愤中带笑地对得第一的张说：“我下回必须把你打下去！”
在矿路学堂学习期间，鲁迅曾下过矿井学习，此矿井在今天南京官塘煤矿象山矿区。毕业时，鲁迅的毕业执照由两江总督刘坤一签署，上面写着“右照给壹等学生周树人收执”。
鲁迅取得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乘坐日轮大贞丸由南京去往日本，同船的有自费留学的陈衡恪和其弟陈寅恪。
许寿裳说，鲁迅在日本学医，一是因为中医延误了父亲的病；二是寻求放足的方法。孙伏园则回忆，据鲁迅说，他十四五岁时牙痛，告诉家中长者，结果只得到一句：“不害羞，还亏你自己说得出来！”从此他便忍痛不说，自己研究，以致日后学医。
【炽热】
许寿裳回忆，1903年，在日本的鲁迅就剪去了辫子，是当时江南班上最早的一个。是年，鲁迅写下《自题小像》赠与许寿裳，诗中最后一句激扬地写道：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在《浙江潮》第五期发表了《斯巴达之魂》，这是鲁迅第一次发表文章，文章里洋溢着高昂的热情。许寿裳后来说，这篇文章是少年作，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的尚武精神。
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曾与许寿裳谈到三个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当时他们讨论后认为，中国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
鲁迅回忆在日本留学时心态的转变：“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当然以为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与许寿裳、周作人、袁文薮等人开始积极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据增田涉回忆，苏曼殊也是《新生》的筹办人之一。为了办好《新生》，鲁迅从刊名、封面设计、书内插图等各方面都一丝不苟地做了细致的安排。第一期的插图已拟定用英国19世纪画家瓦支的一幅油画《希望》，画面上是个诗人，蒙着眼睛，抱了竖琴跪在地球上。但是《新生》最终因经济问题未能出版。
鲁迅为《河南》杂志写稿，其中以《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尤为著名，在后一篇文章中，鲁迅鲜明地提出了“立人”的主张：“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在友人蒋抑卮的经济资助下，鲁迅和周作人开始合译《域外小说集》。周作人回忆，鲁迅晚上常读书翻译到深夜。第二天早晨，房东进屋拿洋灯，整理炭盆，只见盆里插满了烟蒂，像是一个大马蜂窝。
周作人回忆说：“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弗（寿裳）赶来劝开了。”
在日本，鲁迅唯独对老师藤野很是尊敬，因为藤野对中国学生很是和善，还为鲁迅修改笔记。鲁迅弃医从文时，去向藤野辞别，藤野送鲁迅照片一张，并写下“惜别”二字。多年后，鲁迅还撰文回忆老师。鲁迅去世后，有人去访问藤野，藤野已经不大记得往事，只是说确实有为鲁迅修改笔记之事，认为这很平常，觉得鲁迅在文章中将他称为“恩师”颇为奇怪，并且不承认送鲁迅照片之事，说可能是其妻送给鲁迅的。
从日本回到杭州任教的日子，鲁迅闲时常带学生踏山采制植物标本、寻访古碑、偶与同事游湖，因其潇洒无辫曾被当地人误认为是和尚。
辛亥革命爆发时，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校长。当革命的消息传来时，鲁迅十分兴奋，召集全校学生们，整队出发，在未光复的绍兴街道上游行。结果绍兴民众以为革命军已经到来，绍兴光复唾手而得。
鲁迅的远方表兄阮和森回忆：“辛亥革命之后不久，《越铎》报因为不满意浙江都督王金发而在报上骂他，王金发大怒，甚至仇视这份报纸，目标却是鲁迅，颇有见害的意思。鲁迅偏不管，每天在家吃完夜饭一定要回到学校住宿，而且不肯偷偷夜行，必定两只手各拿一个灯笼，灯笼上红红地照出大大的‘周’字，到天亮从学校回家，又总是说：‘怎么样？又回来了。’”
鲁迅回忆：“说起民元（民国元年）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许寿裳讲述他与鲁迅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时，“同寻满清驻防旗营的废址，只看见一片焦土，在瓦砾堆中，有一二年老的满洲妇女，住在没有门床的破屋里，蠕蠕而动，见了我们，其惊惧似小鼠，连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鲁迅为我讲述当年在路矿学堂读书，骑马过旗营时，老是受旗人的欺侮，言下犹有余恨”。
鲁迅从南京刚到北京任职时，心情舒展，意欲有所作为，他在日记中温暖的写道：“是日易竹帘以布幔，又购一小白泥火炉，炽炭少许置室中，时时看之，颇忘旅人之苦。”
鲁迅与钱稻孙、许寿裳合作设计中华民国国徽，执笔《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还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委托设计了北大校徽，沿用至今。
鲁迅一连几个星期，都会到周期讲演会去演说《美术略论》，有一次正逢大雨，他依然冒雨前往，但到场后发现，听众为雨所阻，一个也没来。
鲁迅敏感，绝不妥协。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他跟朋友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五十。”
鲁迅在生前几个月写给尤炳圻的信中，依然在认真地讨论国民性的问题：“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悲凉】
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鲁迅得到了范爱农淹死的噩耗。对于这位坎坷一生的好友之死，鲁迅内心始终无法释然，他曾写下三首挽诗《哀范爱农三章》：“风雨飘摇日，吾怀范爱农……”
百无聊赖时，鲁迅便抄写碑文打发时间。据周作人说，洪宪帝制时期，袁世凯的特务到处秘密抓捕反袁之人，北京的大小文官一律受到监视。为此文官们人人设法避人耳目，觉得要有一种嗜好才能让袁放心，于是重则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字画。鲁迅不会赌，玩古董又没钱，只能收集些石刻拓本。但看拓本一来不能打发漫长的岁月；二来没有钱天天买，于是便动手抄写。一块汉碑可以抄上半个月，用来消磨时光是再好不过的事情。“鲁迅那时自号‘俟堂’，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
章衣萍曾见鲁迅抄写《六朝墓志》，问其目的，鲁迅答：“这等于吃鸦片。”而刘半农也曾就此问过：“目的安在？”鲁迅说：“这等于吃鸡肋而已。”
1917年除夕，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反复提到了自己精神上的痛楚和寂寞：
“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绍兴会馆时期”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关键。他写道：“他还没开始文学生活。他还在会馆的一间‘闹鬼的屋子里’埋头抄古碑，没有任何动作显露于外。‘呐喊’还没爆发为‘呐喊’，只让人感受到正在酝酿着的呐喊的凝重的沉默。我想像，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作回心的那种东西。我想像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
到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笔下郁结了更多孤愤的气质，散文集《野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