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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8部分

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98部分

小说: 细说民国大文人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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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剐聪铝恕3蒂碚幸」愿伤康胶蠛庋氖洌硐至怂幸」小⒌靡馔蔚纳袂椤1943年4月,周老太太去世后,他写了一篇《先母事略》,内有‘作人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当赴首都谒见主席’等语,如果他当汉奸是迫不得已,如果还有一点羞耻心,则在关于老太太的事略里,是没有必要谈到他出任国府委员和赴南京谒见大汉奸汪精卫的,而他却津津乐道,引为光宠。他常用一颗闲章,文曰‘知惭愧’,事实说明,他是一个不知羞愧的人!”

【受审】

张琦翔回忆,抗战胜利后,逮捕华北汉奸,用的是请客的方式。戴笠让汪时璟出面在汪家宴请汉奸,吃过饭,当场宣布拘留他们。周作人、钱稻荪与汪素无往来,故没有赴宴。二人是于当夜,军警以查户口为名,从家中带走的。当军警用枪械指着周要逮捕他时,周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

周作人被捕后,先被关押在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周晚年回忆道:“在北京的炮局是归中统的特务管理的,诸事要严格一点,各人编一个号码,晚上要分房按号点呼,年过六十的云予优待,聚居东西大监,特许用火炉取暖,但煤须自己购备,吃饭六人一桌,本来有菜两钵,亦特予倍给。”狱中规定家人每月可会见一次,送钱一次;据说,送钱最多的高达20万元,周作人最少,每次仅5000元。

徐淦记载:“风闻在蒋(介石)的寿辰上,有三位国民党的要员趁庆贺之机,联名上书,求蒋给予周作人特赦,但蒋说:‘别人可赦,周作人不可赦,因为他亲共。’据传那三位要员当中为首的是张群,话是从张群的机要秘书口中传出的。”

1946年春,北平一些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联名上书国民政府,为周作人说情。他们请郑天挺在请求书上签字,遭到郑的拒绝,郑说:“在周任敌伪北大文学院长时,也确实为学校图书馆弄来不少善本珍籍。但我觉得,一个教授应当有起码的民族气节。周曾任伪教育总署督办,这是不能原谅的。”

在炮局胡同关押半年后,周作人等十四人被押解往南京受审。《申报》发表标题为“巨奸王荫泰等十四人,昨由平解京审理,古城观者如堵,呼骂声不绝”的文章,说:“群奸今晨五时被检查血压时,方知解京受审,乃慌忙写下‘遗书’,招致家人,语多劝家人勿忧,而有恋恋不舍之意。……周作人光头衣着最为陈旧……上车前记者逐一问感想……周作人说:‘我始终等待被捕,无感想。’周瘦得多了,态度仍很‘冷淡’……上机前逐一衡量体重……书生周作人最轻,52公斤。每人许携物15公斤,大多为衣被书籍及针线,周携其自著之《谈龙集》……”

周作人在“自白书”中为自己辩护道:“初拟卖文为主,嗣因环境恶劣,于1938年1月1日在家遇刺,幸未致命,从此大受威胁……以汤尔和再三怂恿,始出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以为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参加伪组织之动机完全在于维持教育,抵抗奴化……”

1946年7月19日,南京高等法院对周作人案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审理,《申报》报道了此次审理过程:“周逆作人十九日晨十时,在首都高院受审,历时二旬钟,以证据尚待调查,庭谕定八月九日再审。周逆昔日小有文名,今日旁听席上,特多男女青年。审讯前段,被告答复从逆前之经历,颇以二十年北大文科教授之任自傲。述其附逆动机;狡称:旨在‘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庭长当斥以身为人师,岂可失节。周逆答辩谓:‘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并称,二十六年秋,留平不去,系因年迈,奉北大校长蒋梦麟之嘱为‘留平四教授’之一,照料北大者,唯对其二十八年之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以及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华北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伪新民会委员,伪华北新报社理事等职,则期期艾艾,对答之间颇感尴尬,但仍东拉西扯,以二十八年元旦之被刺,‘中国中心思想问题’论战,以及胜利后朱校长家骅之华北观感等,作为渠有利抗战之证据,庭上当谕以证据颇确凿有力,当谕以为便收集,特宽限三星期再行公审,周逆乃于汗流浃背下狼狈还押。”

关于周作人所说受北大之托管理校产,法庭就此事询问了当年的北大校长蒋梦麟,蒋复信称确有其事。法庭还曾询问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適,胡复函称周在伪北大文学院长任内,保管图书很为周到,未受损失,并且有增无减。

宣判前,记者黄裳到南京老虎桥狱中访问周作人,其报道《老虎桥边看‘知堂’》写道:“一会儿,我在窗外看见一位狱吏带了一个老头儿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作人,不过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个影了的,现在看看‘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绸短衫裤,浅蓝袜子,青布鞋,光头,瘦削,右边庞上有老年人常有的瘢痕,寸许的短髭灰白间杂,金丝眼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唯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样子)。”

周作人因卖国罪被判死刑,胡適等人使尽浑身解数,将他从枪口下救回,他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后改为十年,一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在狱中三年多,他除了每日读书外,写了二百多首诗作,还翻译了英国劳斯所著的《希腊的神与英雄》。

周作人曾记录他在狱中的一些趣事:他所住的忠舍的一些富翁用钱贿赂监狱看守人员,从外面带进来很多诸如烟酒之类的违禁物品,生活得十分惬意。其中有个老头,据说是曾经斗垮“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巨商盛宣怀的侄子,因贩鸦片积聚了些钱财,他将全舍上下从所长到狱卒通通打点了一遍,所以忠舍里的人都叫他“老太爷”。周作人经常找一个杀人犯帮他理发,此人因斗殴误杀一人被判死刑,后改有期。“把头颅托付于他,没有觉得什么不放心的,叫一个杀人犯来剃头,当初一听却是骇人听闻的了”。

1949年元旦,周作人经友人保释出狱,离开时,周作人作诗云:“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学闭关,今日出门桥上望,菰蒲零落满溪间。”

出狱后,周作人到了上海,徐淦和陶亢德两人去探望他,周作人“颇像坐关和尚”,更显老态和憔悴,问起狱中的生活,他说:“还好。狱官特许我翻译英国劳斯写的那部希腊神话和作作打油诗解闷。至于饭呢,不像在北京时吃窝窝头,但南京的米真差,米商还在米中掺沙子。不过牢房内有钱的犯人照样买通牢头,三天两头从外面的馆子里叫进鸡鸭鱼肉来吃。我和没钱的同窗有时也沾点光。”徐淦常去看他,见他有时独坐亭子间中,用32张骨牌玩打五关、摆天字的游戏。

【晚境】

1949年初,周作人被假释出狱。洪炎秋记载,当时周曾动过去台湾的念头,他托学生尤炳圻写信给在台湾的洪,请洪设法安置。洪复函尤,告知老友医师郭火炎准备将其在北投的别墅借给周居住,并由自己及另一老友张我军负责周的生活费。但之后,洪并没有受到周作人的回复。

而徐淦回忆,有人曾问周作人:“听说胡適有意邀你去台湾,担保你能当上中央研究院院士,有这回事吗?”周摇摇头,表示他肯定不会去。

周作人悄悄告诉徐淦:“南北通车了,我已经发出一书信给毛润之先生,毛先生在北大当图书馆馆员时见过面。有一次他来八道湾看鲁迅,鲁迅不在家,同我谈了一会儿。我去信问他能不能让我回北平,还不知道给不给回音。”到8月上旬,周高兴地对徐说:“回音果然来了,是毛先生请周恩来写信给我的,允许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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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回到北京后,仍居住在八道湾。抗战胜利时,周作人位于八道湾的房产被国民党政府没收,但仅罚没了属于周作人的三分之一,所以周作人一家居住的其实是属于鲁迅和周建人的那部分房屋。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按规定每月交纳租金。

晚年,周作人主要从事翻译和写作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文革”,他每天伏案写作,偶尔和来访的友人闲聊,其中过从甚密的是同样为文化汉奸的钱稻荪。钱每次来总是自带一小瓶酒和下酒菜,自斟自饮,与周作人海阔天空地闲聊。

1952年,周作人受出版社之托,为萧萧校订高仓辉的《箱根风云录》。后来萧萧笑嘻嘻地告诉别人,周作人感叹道:“没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为萧萧之流校订稿子了。”

这年,周作人六十七岁生日之际,在日记中写下“寿多则辱”一语,12年后,他虚岁八十时,将此语刻成闲章。

张铁铮回忆:“又一年值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年,街道上照例用红纸贴出基层居民的选民姓氏光荣榜。我曾亲见选民榜上八道湾十一号选民周信子、周芳子的大名,而周作人则榜上无名。”

1962年,周作人写信给佟韦,说他家在街上买了私人鸡蛋,受到街道监督人员的盘查和训斥,希望佟能帮他解决此事。佟见信后忙到派出所帮忙协调,派出所这才同意周可以随便买鸡蛋。

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预付周作人稿费200元,1960年1月起增加至400元。但周作人的钱总是不够花,因为一家三代人都靠他的工资养活。1964年9月,预付的稿费又减至200元,但久病的老伴已经去世,不至于无法维持生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作人的稿费来源中断,周家只能靠周丰一夫妇的工资维持生活。

王士菁在和周作人接触的十几年中,感觉周总是“缺钱用”。他给王的信函,有一半是在说向出版社要钱之事。他常卖书给图书馆,还将一些字画寄往香港出售,但被海关扣下;将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周是鲜有的生前就将日记出售的文人),他在给鲁迅博物馆的信中称,如果日记卖不出去,他将“托钵于市矣”。如果王士菁等人与他谈话过长,觉得耽误了他翻译书稿,就支付给他相当的稿酬,对此,许广平曾气愤地对王说:“周作人不是律师,你还给他谈话费!”

由于年老体衰,周作人无力握笔,只能用绳子将笔绑在手上写作。即便如此,他在80岁前完成了希腊文作品、48万字的《对话集》的翻译工作。

文洁若因为工作关系,常去周家拜访。无论文何时到,周作人的书房总是窗明几净。书桌上只摆着笔砚、稿纸和原著。文洁若问过周的儿媳张菼芳,是否因为出版社有人来谈工作,所以特地收拾干净了,张说,周作人向来极爱整洁,书稿井井有条,工具书都各有固定的地方,用完必放回原处。他每天伏案工作十个小时以上,都是自己研墨,用毛笔写正楷,从来不用钢笔。他从不打底稿,改动很少,考虑好了才下笔。

晚年,周作人没有余钱买书,有空便翻看以前的旧书,他开玩笑说:“这是炒冷饭。”

闲暇时,周作人便给孙儿孙女们讲笑话,看到孩子们笑得很开心,他也非常高兴。其实,将孩子们逗笑的不是周作人讲的笑话,而是他们健忘的爷爷,因为每次周都讲同样的笑话。

工作累了,周作人便独自摸骨牌消遣,通常是玩“过五关”。后来儿子周丰一学会了,便从父亲处将骨牌讨了去,用钢笔在装骨牌的名片匣子上注明:“这原是祖母的纪念品。”周作人看到儿子写的字后,重新贴上纸条更正道:“这是曾祖母的遗物。”孙辈们便笑道:“那么这该是咱们的传家宝喽。”

1965年,周作人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说:“知海外报刊时常提及鄙人,无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得多。”

周作人的遗嘱如是说:“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延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1966年8月22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砸了周母的牌位(鲁迅博物馆中,同一位母亲的巨幅遗照受到了万众敬仰)。24日早晨,红卫兵宣布对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他房子被查封。红卫兵让周跪在地上接受批斗,用手中的皮带不断抽打他,让他老实交代罪行。周丰一也被揪来陪斗,红卫兵绑住他的双手,将他推倒在地,连踢带打。他的衣衫浸满血迹,人被打晕过去,被大雨浇醒过来,再斗再打,不让他有一刻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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