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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9部分

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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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做的宣传抗日的演讲中,谈及此事,痛斥侯卖国求荣的行为。不久之后,侯带着夫人衣锦还乡,一时民怨沸腾,县政府碍于舆论,拘捕了侯,结果发现侯此次返乡实际是受伪政府指派到潜山组织维持会的。县政府当即处决了侯,没收其财产作为抗日经费。

抗战期间,张恨水在重庆《新民报》任编辑,当时《新民报》的办报方针为“居中偏左,遇礁则避”,他们宣传抗日,同情共产党,与中共的《新华日报》关系交好,相互交流稿件。当时陈立夫便因张恨水给《新华日报》写稿,痛斥国民党宣传部的人道:“像张恨水这样有影响的作家,怎么也被《新华日报》拉去了?!”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杀害新四军指战员的“平江惨案”发生后,张恨水收到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发来的讣告,提笔写下挽联:“抗战无愧君且死,同情有泪我何言。”

同年12月,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在《新民报》开始连载,张通过一个个光怪陆离的荒唐故事,嘲讽孔祥熙等人,将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黑暗。不久,素无交情的同乡张治中差人请来张恨水,对张恨水说:“恨水兄,有个朋友,一向敬重你,希望你把《八十一梦》的版权给他,稿费他可以多出几倍,合作成功他能在政府给你挂个相当于部长的职位,拿干薪,你还写你的小说。”张恨水装作不解,问道:“我的《八十一梦》还未做完,半纸残稿能行吗?”张治中答:“人家要的就是你那没有做完的梦!”随即劝张恨水见好就收,否则他可能会被送到息烽去“休息”。张恨水无奈,只能停止了《八十一梦》的写作。

次年,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水浒新传》开始在上海《新闻报》连载,描写梁山好汉抗金,与汉奸卖国贼斗争的故事,该书是借古讽今,表达了对八路军的敬佩。毛泽东曾对赵超构说,《水浒新传》这本小说写得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

一次,张恨水在重庆海棠溪汽车站遇到国民党中央政治教官罗敦伟,罗说:“恨老,你的小说写得好,为人也好,总之一切都不能错,我只是感到你有一个缺陷……”张不解,罗继续说:“你不是国民党员。”张大笑,说:“我这个人全身都是缺陷,别人还骂我是鸳鸯蝴蝶派。可是我有一个优点,不是国民党员!”

但张恨水亦与共产党保持距离,八路军办事处曾对他表示,愿意支持他写敌后游击队抗战的小说,给他提供资料,但他始终没有动笔。

【性情】

张恨水很引以为荣的是,“自家在北平的大宅子,是用稿费换来的”,“全家三十多口人,靠一支笔,日子倒过得不错”。院子里种着花木,“隔着大玻璃,观赏着院子里的雪和月,真够人玩味”。

张恨水说:“我是个推磨的驴子,每日总得工作。除了生病或旅行,我没有工作,就比不吃饭都难受。我是个贱命,我不欢迎假期,我也不需要长时间的休息。”

张恨水自言:“予生平有三事不能,一饮酒,二博弈,三猜谜。亦有三事,习之愈久而愈不称意,一书法,二英语,三胡琴。”

有人说张恨水的小说是“风花雪月,鸳鸯蝴蝶”,张从不辩驳。友人当面问起,他也只是淡淡地反问道:“鸳鸯和蝴蝶……和人的关系、感情都处得不坏,几曾见过人要扑杀鸳鸯蝴蝶?又听说过鸳鸯蝴蝶伤害人?”

有人非难张恨水的作品,张从来保持缄默,他认为打笔仗是最无聊的事。他也不允许儿女们替他说话,他对儿女说:“事实胜于雄辩,只要书在就会说话。”最后他又幽默地补充一句:“不管是捧我的,还是骂我的,都是在为我做义务广告!”

张恨水给读者回信,不管多忙,都是他亲自用毛笔书写,这是他对读者的尊重。《啼笑因缘》连载后,因读者来信太多了,他无法一一回信,只好在报上来个总答复。

张恨水的儿子张伍回忆,他同学的母亲曾对他说,她读《啼笑因缘》的时候,正在北平女师大念书,同学们都想知道张恨水是什么样子,于是联名写信给张恨水,希望能得到他的相片。这位同学的母亲笑言道:“没想到你父亲在信中说,你们喜欢看我的书,我感到荣幸,但是你们看了我的照片后,就会不喜欢我的书了,所以还是不登我的照片为好。”

在重庆时,一次张恨水去银行取款,银行小姐看了他的名字,非常讶异地凝视着他,又对旁边的小姐耳语,竟惹来了好几位小姐的注视,看得张恨水很不好意思,出银行后他说:“人的面孔被人当小说看,实在是件很难堪的事!”

张伍回忆父亲张恨水:“父亲从不穿便服,从我记事起,永远是一袭长衫。在家里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跟我们吃一样的饭菜。虽然父亲在小说里塑造的人物个个都鲜活如生,但生活中的父亲却木讷、不善表达,父亲毕生都很低调,不喜欢抛头露面,即使在当时已经大红大紫了。”

张恨水的自述《写作生涯回忆》是谈其的创作的一部回忆录,但他“文字里除了必要,不提到我的生活和家庭,罗曼史更无须提及”。

1932年《金粉世家》出版时,张恨水在序言中接连四次重复了同一句话:“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

在重庆,张恨水常自己背着平价米徒步几十里。一次,他背着米走到半路,在一个茶摊休息。摆摊的是一个东北男子,张与其闲聊中得知,男子曾任国军排长,曾在武汉汀泗桥头的抗战中立下军功,后因负伤退伍,辗转流落到四川卖茶为生。张恨水对其肃然起敬,临别时,赠给抗战英雄20元茶钱。

张恨水成名后,高官政要以与之结交为荣。据说,蒋介石、宋美龄曾前往拜访,张客气接待,却让仆人送之门外。张从来坚持“君子不党”,他一生未入任何党派,也不担任公职,奉行“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人生守则,他曾自言:“写字就是营生罢了,如同摆摊之类的小本生意,平淡如斯,实在如斯。”

抗战期间,有人请张恨水的好友张友鸾出任重庆社会局主任秘书,张友鸾为此征求好友们的意见。张恨水并不同意好友做官,但张友鸾家中六个孩子,生活艰难,他实在开不了口。回家后,张恨水为未能对好友直言而内疚,他左思右想,赶到张友鸾家中,画了一幅画,画上有几棵松树,并附七绝一首:“托迹华巅不计年,两三松树老疑仙。莫教坠入闲樵斧,一束柴薪值几钱。”张友鸾遂打消了出仕的念头。这幅画,张友鸾于“文革”中送给了张恨水的儿子张伍。

张恨水生前很少向人谈起他在重庆与毛泽东单独谈话的内容。他只在《我的创作和生活》一文中简单地写道:“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还蒙召见,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鼓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牢记在心。”当他的女儿张明明多年以后问起这次谈话的内容时,他也只是简单地答道:“主席说的是关于写爱情的问题。”

1948年底,张恨水突患脑溢血,丧失写作能力。经周恩来特批,聘其为文化部顾问,按月发给600斤大米。1954年,张恨水病情刚好转,便辞去文化部的职务,专事写作,以此谋生。女儿张正回忆,此时的张恨水已经步履蹒跚,口齿不清,每日“伏案写作,夜深人静,只有窗前一丛毛竹的影子和他默默相对”。

张恨水脑溢血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说话含糊清楚,流着口水,左半边偏瘫,行动极不方便。但是他毅力惊人,恢复速度极快,一个月出院,两个月后牙牙学语,记忆力恢复。半年后,他让妻子买了许多小学生练字用的大字本,每天在大字本上像小学生般地练习楷书。他还慢慢练习走路,出门访友、看电影,不到一年便开始写诗。医生说,张能恢复得这样好,“实在罕见”。

1954年,全国文艺界大规模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亲友劝张恨水表态,他未写一字,说:“我不知道俞平伯错在什么地方,我写什么文章,凑什么热闹呢?”次年,全国大批胡风,亲友再次劝他表态,他说:“我不喜欢胡风的文章,我看不懂,但是让我去批判他,我不知该去批他什么,还是少说为佳吧!”

老舍说:“恨水兄是个真正的文人:说话,他有一句说一句,心直口快。他敢直言无隐,因为他自己心里没有毛病。……恨水兄是个真正的职业写家:有一次,我到南温泉去看他,他告诉我:‘我每天必须写出三千到四千字来!’……恨水兄是个没有习气的文人:他不赌钱,不喝酒,不穿奇装异服,不留长头发。他比谁都写的多,比谁都更要有资格自称为文人,可是他并不用装饰与习气给自己提出金字招牌。闲着的时候,他只坐坐茶馆,或画山水与花卉。”

罗承烈说:“恨水先生一生埋头写作,从无他骛。他安贫乐道,不做官,不经商,然而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知道他对于做官,经商,以及一切人情世故,那是最透达无比的。但是他尽管透达人情,而并不为习俗所染。他处处昭示青年以做人之道,痛恨浮华,摒绝虚伪。重友谊,尚侠任,自奉廉而对人厚,性情豪迈,勇于负责,所有一般‘文人无行’的恶习,我在恨水先生的言行中是丝毫找不出来的。这一点人格上的修养,实在值得敬佩和效法!”

【姻缘】

张恨水的妻子徐文淑,原名徐大毛,其父为私塾先生,但徐并不识字。1912年,张父去世后,母亲戴氏带着子女们回到老家安徽潜山,为了拴住儿子的心,戴氏决定给18岁的张恨水找个媳妇。

媒婆介绍徐家长女后,戴氏趁着徐家牌楼戏台唱戏,前去相儿媳。这日,戴氏在媒婆的陪同下,来到徐家楼,媒婆一指,戴氏只见两个姑娘并肩而坐,其中一个眉清目秀,模样可爱。戴氏很是满意,于是两家很快定下婚期。但戴氏和张恨水万万没有想到,媒婆指给戴氏的其实是徐家的小女儿,另一个相貌平常的姑娘才是徐家长女。

张恨水本不满母亲包办婚姻,但他不忍拒绝母亲,只能同意。转眼到了成亲之日,张府上下,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张恨水像木偶一样穿上了新衣,与新人拜了堂。等进入洞房,秤杆子挑开红头盖,张恨水才发现,眼前的新娘相貌平平,身材矮胖,与母亲口中的女子大相径庭,他大受屈辱,后来写下了小说《青衫泪》。但为了母亲,他勉强接受了徐大毛。

婚后,张恨水的妹妹其范为大嫂更名徐文淑,并教她读书习字。徐文淑曾产下一女,但不幸夭折。

结婚不到半年,张恨水便出外谋事。及至1926年,徐文淑随全家迁居北平时,张恨水已经娶了胡秋霞,并有了一个女儿。徐文淑没有怨言,和胡秋霞相处融洽。

张恨水的母亲心疼儿媳,总希望徐文淑能有个孩子,老有所依。1927年,徐又生下一子,不幸天折。从此,徐文淑认为是自己苦命,基本过着单身生活。1928年,胡秋霞生下儿子张小水,下地不哭,是徐文淑抱在怀里救活的。从此,徐视张小水如同己出,而张恨水的孩子们都叫徐“大妈”。

抗战爆发后,张恨水将徐文淑与胡秋霞安顿在安徽老家。1946年,胡秋霞与子女返回北平,徐文淑独自留在潜山照顾婆母,张恨水给她购置了土地、房屋。到土改时,徐因为有地,被划成地主,只能离开潜山县,住在安庆市的一座小楼中里,深居简出。张每月给她汇寄50元生活费,徐常开心地对人说:“我嫁了个摇钱树呢。”1955年,张恨水曾去看望她。

1958年10月的一天,徐文淑上街去给张小水寄信时中风,跌倒在地。路人过来搀她,她指指腰兜。人们从兜里的信上找到了她家的地址,并把她送入医院。不久,她便与世长辞。临终前,她留下遗言,将两枚金戒指分别送给胡秋霞和周南,以作纪念。

1919年,张恨水到北京后,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生活很是辛苦。当时张已经三十岁,客居北京,举目无亲,内心非常苦闷。

一次,张恨水到“贫民习艺所”(一个救济院性质的慈善机构)去采访,那里收容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小女孩。女孩大了,院方还负责为她们介绍婆家。院方把女孩们的照片挂在办公室里,在许多照片里,张恨水选中了一个女孩,交了一笔押金和自己的照片,等着院方通知。当时一个商人也看中了这个女孩,也交了押金和照片,在两张照片中,女孩选择了张恨水。

女孩姓胡,出生在重庆的一个江边小镇,父亲是一个靠挑水过活的穷人。四五岁时她被拐卖到上海,给一个杨姓人家当了丫鬟。杨家搬到北平,她也来到北平。一次,她不堪忍受毒打从杨家逃了出来,在巡警的指点下来到贫民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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