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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2部分

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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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蔡元培任该同盟副主席。该同盟宗旨为保障人权,并不区分党派、国籍、罪或非罪。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事变发生后,蔡元培都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营救了许多被国民党逮捕的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蔡元培对周极为佩服。1939年5月,陈翰笙途经香港时,去看望蔡元培。一见面,蔡便握住陈的手,激动地说:“周恩来了不起!”

蔡元培晚年,一度署名周子馀,其友周成曾问由来,蔡笑道:“周蔡原为一家,你不知道蔡也出自姬姓吗?”随即又正色道:“我母亲姓周,所以用此姓。”后其学生余天民道出此名的深意:周子馀兼含《诗经》“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之义,以暗示“孑民”二字。蔡早年用“孑民”一号,是表示在清朝统治之下,所余黎民,再无有遗类,有同仇敌忾之意;日寇清华后,民无噍类,故蔡始用“子馀”。

余天民回忆,抗日战争爆发后,其师蔡元培避居香港,国内外人士屡邀蔡移居昆明,或到国外如新加坡、菲律宾等地旅行,蔡均婉辞。一次,张静江曾邀请蔡一同赴美,蔡亦当面辞谢,说己身负中研院职责,文化学术工作,关系国家百年大计,未可一日停顿,实不能远离,望其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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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冠】

1903年,“苏报案”发生前,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因经费问题发生冲突,中国教育会的蔡元培、黄宗仰、章太炎、张继等人与爱国学社的吴稚晖、沈步洲、胡敦复等人开会商讨此事。会上,张继提出,必须确定主体。于是,会方认为会是主体,社是附属;社方观点则正相反。争论既久,吴稚晖不耐,出语尖刻道:“大家争什么,其内容不过一副校具而已。”闻听此语,蔡元培神色为之一变,忿然曰:“何至于此呢?”立即起身道:“我本要上德国留学去,我辞去会事社事。”语罢即出。几日后,蔡即离开上海。

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期,内阁总理唐绍仪辞职,蔡亦向袁世凯递交辞呈:“敬乞大总统速任教育总长,俾元培得早一日去职,即尸位之咎早一日解免。”他到总统府向袁当面辞职时,袁对他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答道:“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1917年7月3日,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一职不到7个月,便向总统黎元洪提出辞职,以抗议张勋复辟。

1918年夏,北京各校学生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问题举行游行示威,以此向总统府请愿。北大学生出发时,蔡元培曾力阻。事后,蔡引咎辞职,但总统冯国璋没有接受蔡的辞职。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北京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递交辞呈,并于9日悄然离京南下。离京前,他留下一则《启事》曰:“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此后,鉴于政府对于留蔡无所表示,北京各大学校长于5月13日集体向政府递交辞呈,支持蔡元培。

北大因提倡“新文化”、“兼收并蓄”,常招致北洋政府的横加干涉。蔡元培对此异常气愤:“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1919年6月15日,蔡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称:“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读完乃挂冠而去。

北大“讲义费风潮”发生后,学生以“罢课”相威胁。蔡元培怒不可遏,愤而辞职,避走西山。之后学校的其他行政人员也纷纷辞职,校务几乎瘫痪。后经胡適调解学生与校方的矛盾,此事得以平息。

直系军阀和部分政客控告财政总长罗文干贪污受贿,罗被捕,后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但时隔不久,新上任的教育总长彭允彝于内阁会议上提议再审罗文干,于是罗再次入狱,史称“罗文干案”。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递交辞呈,以抗议北洋政府对罗的诬陷,他说:“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次日,他在《晨报》发表辞职声明:“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1月21日,他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重申,对于彭允彝之流,“我不能再与为伍的”。

此后,蔡元培旅欧,蒋梦麟援引北大教授连续任教五年即享受出国休假待遇的规定,让北京政府保留了蔡元培校长一职,而校务则由蒋代理,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27年8月张作霖合并北京国立9校。此后,蔡又于1928年、1929年两度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但他未赴任,直到1930年9月,蔡元培被获准辞去北大校长一职。至此,蔡元培方彻底离开北大。

胡適对此颇为感慨,认为“在这混浊黑暗无耻的国家里,在这怯懦不爱自由的民族里,蔡先生的不合作主义是不会成功的”。

【明论】

浙江的一位老举人告诉蒋梦麟,蔡元培参加乡试时,写过一篇怪文,文章开头就引用《礼记》里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结果这场乡试中,蔡得中举人。

蔡元培在上海办《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时,曾对欧洲社会主义废财产婚姻的学说深信不疑。当时有某人亦称信仰社会主义,但游手好闲,不事生产,而攫取他人财产挥霍,并振振有词说这是公物;此人还常调戏良家妇女。蔡听闻此事后,感慨道:“必有一介不苟取之义,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坐怀不乱之操,而后可以言废婚姻。”

蔡元培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演讲:“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蔡元培断言:“道德之精神在于思想自由。”

一战后,蔡元培发现欧洲思想界开始对自身文化的弱点进行反省,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东方文化,以寻求帮助。他说:“东西文化交通的机会已经到了。我们只要大家肯尽力就好。”他让北大国学研究所“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们固有文明输出”。“鄙人对于中国之将来,全抱乐观”。“中国文化,必可以与欧洲文化齐等,同样的有贡献于世界”。

1923年,蔡元培在欧洲时谈到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学校当局的看法是,如果学生的行为不超出公民身份的范围,如果学生的行为怀有良好的爱国主义信念,那么,学生是无可指责的。学校当局对此应正确判断,不应干预学生运动,也不应把干预学生运动看成是自己对学生的责任。”

蔡元培告诫留学生:“不要失去‘我’性,作为中国人的个性,不要被同化。”

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撰序,他称“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其著述“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逸闻】

幼时,一次蔡元培和堂弟随用人下楼,楼梯很高,蔡自己下不来,仆人让他坐在楼梯上,先将堂弟抱下去,竟忘了上来抱他了。结果蔡便在楼梯上坐了几个小时没有挪窝,既不哭闹,也不叫人来抱。

蔡元培事母至孝,他17岁时,母亲病重,他听说祖母病重时,七叔父曾割下臂上的肉和药,祖母服药而愈,于是效仿叔父,割臂和药为母亲治病。因为母亲的药是他煎的,所以家人并不知道。直到长兄发现他左右手用力不均,才得知此事。但母亲还是于一年后不幸去世。母亲去世后,他坚守寝苫枕块之制,为家人劝阻后,他又于深夜挟枕赴棺侧而眠,兄弟知道后,便设床于停棺之堂,兄弟共宿。丧期满后,兄长为他定亲,虽丧服已除,但母亲还未下葬,他痛哭拒绝。

蔡元培事叔父甚恭,叔父嗜鸦片,某夜,叔父在烟塌上抽着烟便睡着了,蔡在一旁不敢离去。叔父醒来发现他还侍立在旁,才催促他出去。

蔡元培写文章喜欢用古字,多用周秦典故,文章古奥,被吴稚晖称为“怪八股”。蔡参加浙江乡试时,主考官李文田极为赏识蔡的文章,蔡得中举人。第二年,蔡入京参加会试,回去后将所作之文呈老师阅览。李文田看罢直叹蔡糊涂,因为他早提醒过蔡其文章不适宜于科举,无人赏识,没有希望。蔡见老师说他没有希望,认定必名落孙山,便离京南下,不料此科他却高中。因他已离京,未能参加殿试,直到下一科才参加,中了进士,点了翰林。

但蔡元培自己说,因为当时殿试以字为标准取名次,他自认为自己的字写得不好,所以便等下科再补应殿试。

马叙伦记载,蔡元培入翰林,主考官拿到他的试卷,大赞其文章,但对其书法却不敢恭维,称之为“牛鬼蛇神”。而蔡则说,1882年他补应殿试时,据说其文章深受汪柳门(鸣銮)赏识。一位阅卷大臣说,此卷的字不是馆阁体。汪说:“他是学黄山谷的。”于是蔡便被取为二甲进士,而当时清廷规定,补应殿试者,例不得入一甲。

在欧洲留学时,蔡元培曾与在法国的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在华侨居住区开了一家豆腐店,并请来一位华人伙计帮忙做豆腐。店开张后,生意十分红火。法国当局为此还专门将豆腐拿去化验。经过化验发现豆制品营养丰富,对人体有益,于是连法国人也来光顾。但据蔡元培自述,该豆腐公司为李石曾所办,销路并不好,到“一战”期间,以豆腐干、豆制饼干充军粮,销量才增加,但终不能维持,最后停办。

包天笑记载,1911年,南京临时政府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三人到北京,请袁世凯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三人到京后便去见袁世凯。袁不愿离京,便暗中策动士兵骚乱,流弹从窗户飞进设在法政学校的招待所内,打中了墙上挂的画。三人怕士兵冲进来,便决定跳墙避走。墙外恰好是冯耿光的家,冯不在家,冯母得知是南京来的专使后,命下人好生招待,天亮后将他们送回宾馆。之后,袁将天津、保定兵变的电报示于三人,兵变的口号为:“袁宫保自己要到南京去做总统去,不要我们了!我们还是各人抢一点,回老家去!”三人无奈,只得打道回府。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困难重重。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后,到南京见孙中山,他问孙:“教育部何处办公?”孙答:“须总长自己寻觅。”而此时有限的几处旧官署早为其他部门占用,蔡只好走街串巷自寻办公场所。后幸得马相伯相助,借给蔡几间空屋,他才有了办公的地方,开始招贤纳士。最初,教育部人手不够,蔡须事事亲力亲为,连去总统府取印章,也是他自己挟了一块一尺见方的白布,乘人力车去总统府领回了大印。

姜泣群在《朝野新谭》中回忆蔡元培:“然先生之处世,长于知君子而短于知小人,故谋事往往多失败。又尝告余曰:‘吾人适于治学,不适于办事。我不负人,人或负我,所以灰心,然而竟不能灰,奈何?’”

1919年10月,辞职的蔡元培重回北大,当时北大师生自发捐款几百元,购买了几万个馒头,在上面用红戳子盖上“劳工神圣”等字样,由北大学生在蔡回校之日分发给北京市民。

张申府回忆,蔡元培的讲演,“高低抑扬,清楚有条理,凡曾听过的人都感到可佩”。一次在李大钊组织的讲演会中,蔡与陈独秀、章士钊、张继、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同台讲演,但“少有人能比得上他的”。

但陈源却认为“蔡先生不能说是以为雄辩家”。陈曾在上海张园听蔡讲演,他“声音不高,而且是绍兴口音的官话,内容是质朴的说理,不打动听众的情感,所以他在台上说话,台下的人交头接耳的交谈,甚至表示不耐烦。所以演讲辞更不能听到。蔡先生的演说也就很快的完毕了。十年以后听众对蔡先生的态度不同了,演辞不至于听不见,然而他演说态度、声音与内容似乎与我第一个印象没有多大的出入”。

1924年,蔡元培在法国里昂宴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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