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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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的一位范先生却极为赏识，称梁“语不惊人死不休”。
五四运动发生后，梁漱溟主张应当惩治打人的学生，他在《国民公报》上发表文章说：“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查厅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遵判服罪。”他还指出，人太多检查不尽，学生“尽可一一自首”。他认为：“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事后，梁收到许多匿名信，警告他小心些。
蔡元培等人去欧洲考察时，北大教职员开欢送会，大多数人都说，希望几位先生将中国文化带到欧美去，将西洋文化带回来。梁漱溟闻言后问道：“你们方才对于蔡先生同别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问，而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呢？”众人顿时语塞。散会后，胡適、陶孟和笑着对梁说：“你所提出的问题很好，但是天气很热，大家不好用思想。”梁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一般人喜欢说好听、门面的话，如果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又何必说它呢！
上世纪40年代，张中行主编某佛学月刊，写信向梁漱溟约稿，并在信中提到张东荪。梁漱溟回信说，他不写，张东荪聪明，可以写。张中行总觉得梁的话有些奇怪。后来他又得知，梁在复某先生信，表明自己不愿意参加什么纪念宴会，理由是某先生曾谄媚某女霸云云。张中行这才证实，梁漱溟于迂阔之外，还太直，心口如一到“出人意表之外”。
一次，毛泽东和梁漱溟一起吃饭，饭后毛泽东问：“对土改，对四川，你个人印象如何？随便聊聊。”梁略加考虑后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也不是没有。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那都不好。”
1970年，政协讨论“宪草”，梁漱溟明言不赞成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宪法。
“文革”中，在一次学习会上，有人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上发表文章，由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悉，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哲学系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梁漱溟听罢直摇头，脱口而出道：“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见着他呢。我怀疑文章所说的不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
“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拒绝批孔，他说：孔子生活在前2500年和后2500年之间，他是承前启后的。他还说：“一是，林彪没有路线，他是一个鬼，没有人格，够不上做一个人！二是刘少奇、彭德怀有路线，他们有自己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
梁漱溟不喜林彪，却非要与众人死辩林彪就是没有一条“政治路线”，即使这给他带来的政治麻烦要远远超过不批孔子。有人说梁漱溟：“他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同意也非要把剩下的百分之一争个明白，这正证明他的迂直。”
1978年2月，“两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新宪法。在政协会上，梁漱溟直言：“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中国由人治渐渐入于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制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80年代，罗隆基90诞辰座谈会召开，几乎所有发言的与会者都对罗隆基进行了肯定，无人指出他的缺点，更无人提及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之事。轮到梁漱溟发言时，已92岁高龄的梁漱溟不用稿子，吐字清晰，他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在说他这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种种好事时，我却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我以为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以从此完整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自我。我的话可能与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陈言于故人，为老友，也为自己，当不会有错。”
晚年，梁漱溟和冯友兰见面时，直言不讳道：“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廷争】
1918年初，梁漱溟每晚间到杨怀中家中拜访，为他开门的是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彼此只是点头寒暄，并不互报姓名。梁与杨怀中交谈时，这位青年从不加入。后来，杨告诉他，这位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到北京找老师来的。经杨向蔡元培校长推荐，给这位青年在北大图书馆谋到月薪仅八块大洋的小差事，白天在北大上班兼学习，晚间回杨家住宿。杨曾同时告诉梁，这位青年叫什么名字，但梁并没有记住。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
1938年初，梁漱溟到延安，毛泽东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的一席话唤醒了梁的记忆，他吃惊地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好记忆，有这事，有这事。”
梁漱溟与毛泽东在延安交谈总共八次，每次都在两个钟头以上，有两次通宵达旦。此番会晤，梁对毛印象甚好。他说：“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毛泽东）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地回去。……我记得两人长谈时，我坐着的时候居多，而毛主席则常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说。有时他又斜倚在他的床榻上，显得很随和，很自然。这样的谈话形式，使人感到从容而亲切。可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时，两人又都互不相让，不从各自的立场上后退一步。”“毛主席给我的谈话，就是论持久战的那些观点，中国不妥协，日本必败。……我非常佩服他，五体投地地佩服。”
在延安期间，梁漱溟对毛泽东印象甚好，唯有“一点小不痛快”，就是毛“太忙，虽喜欢看书，未能沉潜反复”，他的书也“似未能全部看完一遍”。
当梁漱溟离开延安时，毛泽东请梁提意见。梁说：“这里生气勃勃，觉得很好。”毛泽东说，不行，这是客套话，非要梁提出批评不可。梁漱溟考虑了一下，便直率地对毛说：“希望你对自己不要过于自信，对别人不要过于怀疑。”毛泽东点头微笑，相约再见。
一次，牟宗三到唐君毅家拜访，正好梁漱溟也在唐家做客。梁称赞毛泽东这个人天资高，一般人要经过很多修养，才能做到“克己复礼”的功夫，但毛却可以毫不费力地做到，这不是天资豁达吗？
1950年，梁漱溟受毛泽东邀请，由重庆抵京。毛请梁到家中做客，并派专车接送。毛邀请梁参加政府，梁当时不相信中国能就此统一稳定下来，为了保持中立的立场，他表示想留在政府外。聊至深夜12时，左右向毛请示开饭，梁申明自己素食多年，加一二样素菜即可。毛泽东忽然大声说：“不！全都要素菜！今天是统一战线！”饭后梁告辞，毛泽东虽坚持送梁到门外登车，但辞色间似不愉快。梁漱溟感觉到，往年访问延安，特别是1938年春那两次通宵辩论后，他临别出门舒服通畅的情怀，此次不再得之。如果说那次是成功，这次便是失败了。
虽相谈不欢，但毛泽东得知梁漱溟借住在亲戚家中后，还是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园中。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博士在《人民日报》连载了一篇长文，梁漱溟看了很感兴趣，就写了一篇分析文章求教于人，结果几方面都没有给他回答。梁漱溟与毛泽东见面时说，旁人不能回答他的提问，却均退还了原件，为什么陈伯达既不回信，又扣留他的稿件。毛泽东笑答道：“你的原件现在我这里，是他拿来给我看了。”
1953年9月，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农民和农村问题发言，他说：“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毛泽东对梁漱溟的发言很不以为然，他不指名道姓地说：“有人……要求照顾农民……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会上，毛对梁说：“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梁对毛所言十分震惊，他不顾一切要求发言，并与毛激辩，要求主席要有“雅量”。会场上有人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但梁漱溟坚持不下讲台。
僵持中，有人提议，请主席付诸表决，看让梁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表决时，毛等少数人是举手赞同梁讲话的，但大多数人举手反对。于是梁漱溟被轰下了台，一场僵局宣告结束。
事件过后，梁漱溟闭门思过，他仍是政协委员，工资照发，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分。1956年的“大鸣大放”，许多朋友认为梁应该出来说说话，但梁保持了沉默。接下来的反右，因其一言不发，没有卷入其中。但是，他同毛泽东的交往，却就此结束。
1975年9月，一批在“文革”中受冲击的学者、专家被邀请出席国庆招待会。会后，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给毛主席、周总理呈送了反映与会学者们雀跃之情的简报。毛阅后很是高兴，批示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有人向梁漱溟转述了毛的批示，梁既严肃又欣慰地说：“人无完人是句至理名言，对于凡人或伟人，都同样是适用的。”
梁漱溟晚年在《忆往谈旧录》中写道：“记得一九五○年我初到京，便发觉社会风气有些变好——包含着许多个人的变好。起初我想这是共产党之功。譬如我的侄子侄女（一党员一团员）在共产党领导下不两年变得与前完全两样。他们当初那种大小姐大少爷的气息和行径不知何处去了，而都自觉自愿地朴朴实实地站在各自岗位上为人民服务而辛苦工作着。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