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帝王刘义隆-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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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这四条安边固守的御敌之策，何承天略停，刘义隆就插话说：
“卿所言‘移远就近’‘修复城池’二条，正合我意。接着说吧。”
“臣以为安边固守在于兵、农并修。自古以来，攻守之变在于凭借自身状况：山陵川6之势，寒暑温凉之气，各有本性，人也如此。如今若从荆州、三吴征募士兵远戍北方，那么耗费既大，百姓抱怨也多。以臣愚见，不如就近用人。管仲相齐、商鞅治秦，都是耕战并重，最终成就霸业。但自汉魏以来，国家每有急难，而百姓往往不知战阵，于是只得悬赏招募。这样所费既多，天下也为之骚动；各州郡长官往往拱手坐听，自无良策，只望朝廷出兵。这都是忘战之害、不教之失。
“现在若用臣安边之策，那么，屯戍之处有常，百姓不改其业，内护老弱，外通仕途，相邻而居，同忧同乐。白日作战，见外貌就足以相识；夜间作战，听声音就足以相救。这都是教战的功效。也许有人会以为城池荒废难以修复，臣以为修复城池并非修旧如新，只须先定民居，教民聚居之术。过于荒败之处，可暂且栅断，这也可以抵御轻兵，防备游骑。至于集偶车牛、计丁课仗，这都是攻守凭借，军国要务。现在因民所利，加以引导，数年之后就可以使兵强而敌不备，国富而民不疲。这和招募士兵坐吃皇粮比，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另外，钜野（在今山东巨野北）一带湖泽广大，南通洙水、泗水，北连青州、齐地，有旧县城正处在湖泽之中，也可利用其地理优势，国家为其装备百艘船舰，一旦魏人入侵，就可引舰出战；左右随之应接，占领要津，毁敌漕运，正可用我所长，致敌于死地。”
在与群臣或面谈，或阅读他们的书面陈奏安边策的过程中，何承天的四点建议最受刘义隆的赏识。因此，在随后的数日内，刘义隆就安排相关大臣开始实施何的有关建议。也因为对他的赏识，刘义隆有意让他担任大尚书－－吏部尚书。
由于何承天一直与尚书左丞谢元互不友善，因此二人每每窥伺对方过失以相检举。太尉江夏王义恭一向奢侈，皇上也一直袒护他。朝廷每年给他的费用高达三千万钱，布五万匹，米七万斛，但他仍不够用。元嘉二十四年冬天，义恭到尚书省提前支取下一年的财物，但尚书省有规定：支取钱二十万，布五百匹，就要向皇上禀告。谢元这时已经被任命为义恭的太尉府咨议参军，只是还没有举行拜官仪式，于是谢元就自作主张为义恭支取钱二百万。这事不久外泄，谢元忙来补救：他让令史去尚书仆射孟顗处讨要批复的指令，以图推卸责任蒙混过关。何承天立即上奏，弹劾他。
皇上得到奏章后大怒，驱逐谢元长归故里，禁锢终身。
谢元心有不甘，也检举何承天私卖茭白给官府，索要高价；何承天也因此白衣领职，朝廷拟任他为吏部尚书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第一一三章 何尚之弹劾要臣庾炳之
何承天既然不能担任吏部尚书，而此职位空缺着，加之范晔之后，刘义隆身边需要有这样一个能参与机密的人——这人倒不一定要像范晔那样担任太子詹事兼左卫将军，于是一连几天，刘义隆就在斟酌着，踌躇着。最终，他把目光停留在自己身边的侍中兼尚书吏部郎庾炳之的身上。当年刘湛协附司徒义康而与殷景仁交恶，凡是朝廷文武官员去殷府的，就不得再去刘府，只有庾炳之来往于二府之间，暗里却尽忠于朝廷；殷景仁称病不朝见数年，皇上总是让庾炳之奉使命来往传达心意，刘湛也从不生疑。刘湛被诛以后，庾炳之担任吏部郎，渐渐参与机密，不久升任侍中。
庾炳之在升任为吏部尚书之后，又兼任义阳王师（义阳王刘昶，皇九子），于是势倾朝野，内外归附。但庾炳之为人性情急躁，待人接物往往很不耐烦。宾客申说辩理稍不合意，他就怒形于色，甚至破口大骂。他一向又无学问，在那个讲究学问的时代里就不为群臣推崇。他又有洁癖，士大夫造访他还没有离开他的家门，他就令下人擦拭席子和坐榻，世人每每讥刺他。担任掌管官员任免要职的吏部尚书后，他既不采纳众议，又好受贿赂。他任用少府卿刘道锡为广州刺史，刘道锡到广州后送给他一驾白檀木制作的牵车，他就常常坐着它出入府内外，沾沾自喜。有人禀告皇上，皇上闲时就委婉地问他：“道锡赠卿小车，装饰华丽，坐上它感觉如何？”庾炳之一惊，赶忙起身道歉。
尽管如此，庾炳之却并没有对自己所行不法之事做一些收敛。
元嘉二十五年正月，庾炳之请假回家，他的属官吏部令史钱泰和主客令周伯齐到他的家中咨询事务。因钱泰长于弹奏琵琶，周伯齐又有一副出众的歌喉，庾炳之就让他们留宿在自己家中，和歌伎们在一起尽享歌舞丝竹之乐。尚书省有严格的规定：令史咨询事务，不得停宿在外，即使有八座（指尚书省的八位高级官员五曹尚书、二仆射和一令）命，也不可。因此，庾炳之此举立即遭到御史中丞的弹劾。
刘义隆一直赏识庾炳之，更何况现在正在重用他。因此，接了弹劾他的奏章，刘义隆就拖延着，想宽恕他。御史中丞见没有动静，就又上一奏章；刘义隆见捱不过，就召问尚书仆射何尚之。何尚之原本就对不学无术的庾炳之的为人非常厌恶，于是就借此机会详尽陈述他的过失，随后又密奏道：
“治国治家，何尝不慎用前典。今若为一人乱法，恐非贤君治世之长术。炳之所作所为，并非偶然，臣所闻非一，又往往亲见，事如丘山，朝野共见。若放纵不纠，不知将何以为治。晋武帝不算明主，而断鬲县令袁毅贪贿一事就不因人枉法。袁毅贪贿牵连南中郎将华廙，而晋武虽待华廙甚厚，但华廙仍遭禁锢十年。华廙在家教诲子孙讲读经书，又建猪圈于宅旁、种植苜蓿满园，晋武虽怜悯他，但直到太康初大赦，他才得以袭父爵位，又过了数年晋武才起用他为城门校尉。若言炳之有功于国，未知所指何事。纵有微功，又何足以掩其大恶！又，贾充虽是晋之重臣，一旦处事有失，不闻有大罪，但诸臣进说，晋武则出其外任。而今陛下圣哲，反因炳之迟迟不决。炳之交结朋党，构扇是非，实足伤风乱俗，诸恶纷纷过于范晔，所少只有作乱一事。伏愿陛下深加三思，普访群臣。群臣见陛下待炳之厚重，恐不敢严词相犯。臣愚，既有所启，欲尽臣心，若无可纳，伏愿陛下宥臣触逆之罪。”
刘义隆为难了。这时庾炳之到太极殿向皇上申辩：“臣不谙典制。令史都说停宿在外无妨。”刘义隆就责备他听信不当，但心中认为这只是小事，小事不足以伤害大臣——这是刘义隆一贯的态度。
何尚之不屈不挠，再次陈奏：
“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于外，令史钱泰向都令史骆宰询问，骆宰答以‘不可’。吏部曹皆知不可，于是钱泰回炳之说不得停宿于外，炳之置之不理。此非不谙典制，是违制擅留，内外尽知此，而炳之妄为己开脱，有欺君之罪！令史出宿于外，有亏朝典，不得谓之小事。晋时王珣虽是时贤，终因一时小失而白衣领职；先帝时，谢晦声望，非今日炳之可比，但封南郡太守王华时误封北海太守王球，免侍中职。何况炳之公然触犯朝廷宪制！孔万祀任尚书左丞之职，竟然对骆宰言：‘炳之当今贵要，异于其他尚书’；炳之曾对属下言：‘不痴不聋，不成姑公。’敢出此言，又有何人！”姑公，即公婆。
刘义隆犹豫不决，就让何尚之再申明其意，于是何尚之详言庾炳之诸多过失：
“尚书省旧有增补差役二十人，炳之常取十人私家使用，而尚书处差役短缺，不能按时补缺；近时炳之已得差役，仍不放十人回，臣令人转告不宜长期留用，这才放回。炳之为人大都任性而为，凡事纷纷，他人往往不得尽知。三国时，曹操俘获关羽，虽赏识之，但猜测其无久留意，就让张辽私下问关羽，关羽如实告诉张辽自己受刘备厚恩，终将投奔刘备。张辽想把关羽的话告诉曹操，则担心曹操杀了关羽；若不说，则又非臣下事君之道。他左右为难，但最终醒悟：‘和曹公，是君父关系；和关羽，是兄弟关系。’既辨明了轻重，他于是就如实禀告了曹操。今人能忧国者少，若臣也结舌不言，陛下日月之明，恐有所蔽。然而不知臣者，岂不以为臣有竞争之心？想来令人心伤。臣与炳之相交往，同受陛下恩遇，不宜又生厚薄。
“太尉昨日与臣言，说炳之有诸多不可，非只一二；朝野敬畏，震动四海。虞秀之以门生身份事之，珍馐美味，进献不绝，其他贡献，难以详言；炳之与刘德愿一向交恶，德愿有精丽琵琶，以此相赠，炳之便与之相交甚厚；市令盛馥进献数百口木材助炳之建豪宅，恐他人知，伪造买卖券；刘道锡以广州所得之半，输入庾府；刘雍因得炳之力助，事之如父，夏季送甘蔗，若新砍伐于州；国吏为庾府运输柴草，络绎于道。炳之见人有好物，便开口索要：听说刘遵考有好木材，便索要木材；见遵考有好烛盘，便索要烛盘。炳之自从主持吏部以来，选用不公，不可一二。
“太尉又言：炳之毫无共事之体，凡所选举，皆出己意，事后方让太尉知晓。炳之以虞秀之作黄门，太尉坚持不可，才作罢。太尉近日与炳之短札，将以刘德愿之子为州西曹，炳之却启用其为主簿，随即告知德愿，德愿便谢绝太尉。炳之前后卖恩，何止于此！纵不加罪，也应出其外任。朝野愤疾炳之，岂止项羽四面楚歌而已！自从裴方明、刘真道被诛罚以来，诸将尽力百倍；今若能显明法宪，陛下便可闲卧紫宫，垂拱而治！”
太尉即江夏王义恭；裴方明、刘真道因攻破氐帅杨难当后，私自占有所获的金银珍宝，又私藏杨难当宝马，同时下狱处死。
刘义隆见何尚之如此坚持，且庾炳之又有诸多不可，自己若再像过去那样信任庾炳之，就是一种袒护，但他毕竟心慈，不想伤大臣。听了何尚之说“纵不加罪，也应出其外任”，他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建议。外任何方？他立即想到了丹阳尹。丹阳尹，既是皇都所在地的地方官，地位显赫，又可以算作是外任，但又不是真正的外任。这样对何尚之和庾炳之两方面，也都还能说得过去。
次日，刘义隆又派使者就此事咨访何尚之。何尚之立即拿过笔来答旨：
“臣既乏贾谊应对之才，又缺汲黯犯颜之直。至于侍坐对答，常不能尽臣心意。近日夜卧深思，方知居官失职。陛下于炳之迟迟旧恩，不忍尽法，宽宏大量，莫过于此。于今又将授之以赫赫京尹，臣恐尽心奉国者，将三缄其口；贪赃枉法者，则与日俱增。非但污损皇化，乃治乱之所由。如臣所闻朝野议论，炳之常常尘累日月，未见一毫增辉。今曲阿（丹阳尹治所）近在秦淮河南岸，恩宠无异，又有天下郡之荣，反更增其威势。古人言：‘无赏罚，虽尧舜不能为治。’陛下岂可以损皇家之重，而迷惑于一凡人！炳之之事若在可否之间，臣亦不敢妄陈浅见。今之是非，明白皎然，而陛下圣明，反不醒悟，令贾谊、刘向重生今世，岂不慷慨流涕于圣世哉！臣昔启奏范晔，当时也惧怕触犯之罪，若臣心有所积，则自不能不陈奏，此所谓‘虽九死其犹未悔’。臣以为炳之外出，若能改过，任职著称，回京再任不难；既能稍明国典，又可答天下人之责。今炳之积恶如山，而荣任不改，若更有大罪，天下之人，谁敢再冒昧陈奏？况且若非奇功异绩，又何以抵近日之过？历观古今，未有过恶如此，贪赃数百万，而能依然高官厚禄者！臣每念圣治之中竟有此事，未尝不痛心疾。若臣等步其后尘贪赃枉法，不知陛下又当如何处置！臣知陛下不能采纳臣言。臣蒙受陛下恩泽不少，而独恳恳于炳之之事，实是尊君乐治之意。伏愿陛下垂察。”
在将这份奏折呈上之后，何尚之觉得言犹未尽，在下一天面见皇上时又作补充：
“臣数日前见刘伯龙，他对炳之所为也大感慨。他说有人为新上任的余姚县令张幼绪送行，张幼绪却说：‘我虽得一县，但出钱三十万！’言指炳之。荀万秋曾到庾府，遇到一夏侯姓客人，炳之问夏侯：‘有好牛不？’夏侯答没有；炳之又问：‘有好马不？’夏侯又答没有，但随即说：‘只有一只好驴。’炳之马上说：‘这正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