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帝王刘义隆-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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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杜明师是何许人也？杜明师，名昺，“明师”是他的道徒弟子为他所上的谥号。杜昺在晋宋之际甚至在整个南朝时期，都是一位家喻户晓且有相当影响的明星人物。相传他“通灵有道术”，因此晋时的一些政治、军事方面的重要人物，如贤相谢安谢太傅和车骑将军谢玄叔侄，以及大司马桓温、右军将军王羲之等人，每遇生老病死一类大事，就要问之于杜明师，甚至有关国家祸福、战争成败这样的大事，他们也卜之于杜明师。他们将杜明师奉若神明。
就连那个以讨伐王恭为名起兵，被司马道子诱杀的天师道领孙泰，也是杜昺的弟子——孙泰被杀，他的侄子孙恩逃到海上，后来率军进攻浙东，继而和卢循等人把晋氏天下搅成一团乱麻。
谢灵运幼小的心灵正是受到了道术高明的仙风道雾的熏染，这也对他日后的性情多少产生了影响。杜明师去世后，谢灵运“十五方还都”。回京都以后，谢灵运开始信奉佛法。当时南方佛界的领袖人物、庐山名僧慧远不仅精通佛理，而且精通玄学，并擅长儒学，尤其擅长《三礼》《毛诗》，天下僧徒对他“闻风而悦，四海同归”——这八字正是谢灵运后来在《庐山慧远法师诔》中对他的评价。谢灵运对他仰慕极了，希望投身到他的门下，皈依佛法。
十八岁那年，谢灵运就去庐山参加慧远等人立誓往生净土的盛会。后来贬谪永嘉期间，他除了写有诸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等吟咏山水的佳句外，还写了诸如“清霄飏浮烟，空林响法鼓”“禅室栖空观，讲宇析妙理”等咏唱佛理的诗句。他写过一篇《辨宗论》，曾引起沙门和社会的广泛注意：他提倡“顿悟”，在佛法面前人人平等，人们可以顿悟佛法立地成佛。只是他始终热中功名，没能看破红尘。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和“成就”，所以当孟顗和谢灵运谈起佛法时，谢灵运才毫不客气地对这位年长于他的府君说：
“得道应须灵性。丈人升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丈人，是时人对长者的尊称。
我死在你前，成佛在你后？听了这表示轻蔑的话，孟顗暗地里咬牙切齿。
谢灵运父祖都安葬在始宁，家中的产业大都也在始宁。等到把祖上的余资产业从始宁移到会稽以后，谢灵运在山泽之游的同时，也一直在不断地拓展产业。他看到会稽城东有一个回踵湖可以利用，就上表皇上想得到它放了水改作农田，皇上答表令会稽郡履行此事。
回踵湖离城近，水产丰富，周围百姓赖此以为生计，孟顗以此为由坚决不给他回踵湖。谢灵运无法，只得求其次，想得到始宁县的岯崲湖，孟顗再次拒绝了他的要求。谢灵运认为孟顗并非为了百姓着想，只不过是因为他自己信佛不愿杀生，害怕放了湖水多杀生坏了他的功德，于是就不分场合口出恶言诋毁孟顗，从此两人结怨深固。
元嘉八年夏天，谢灵运和隐士王弘之等人又在会稽千秋亭纵情豪饮，豪饮之余众人又裸身大叫。辖境内竟有如此不堪之事，孟顗得知后深感难堪，就派随从责问诸人何故聚众裸身大叫。谢灵运见了来人，不但不加收敛，反而倚酒三分醉，破口大骂：
“我等饮酒得意，何关傻鸟屁事！”
孟顗闻言大怒：
“谢客儿如此目中无人，莫怪老夫手下无情！”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孟顗以谢灵运在郡中横恣轻法惊扰百姓为由，兵自防，同时上奏朝廷称谢灵运在郡违法有谋反的企图。
谋反？这可是要杀头的啊！自古以来，任何一个王朝，它或许可以宽容诸如贪污腐化这一类恶行，但一提到谋反，就没有不作出果决的反应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会稽是个敏感的地方：当年孙恩在海上起事，登岸后先攻破会稽，杀死会稽内史王凝之，这王凝之还是祖父谢玄的姐夫呢！后来孙恩占领东部八郡，人数展到了数十万。如今孟顗以此为言，分明是想把自己和孙恩放在一起让人联想，其险恶用心可想而知。
谢灵运既知自己惹了大祸，为了避免让孟顗置己于死地，他匆匆告别了王弘之等人，甚至等不及天亮，就带着仆从星夜上路，直奔都城建康而去。
到了建康，他叩阙上表：
“臣自抱疾东归，至今三载，居处山林，安分守命，以期终了余年。忽于上月二十八日得会稽太守臣顗二十七日疏云：‘近日异端之徒言论纷纷，百姓蠢蠢欲动，今郡县兵以自防。’臣见此惊骇，不知所由，便星夜奔驰，归骨陛下；行至山阴县，臣见防卫严备，彭排马枪，断截街巷，巡侦相继，戈甲满道。不知微臣罪为何事。臣往昔忝居近侍，蒙受圣恩，若臣罪迹昭彰，文字有证，不只甘受刑戮，陈尸示众，普天之下，自无容身之地。今顗虚拟罪证，何酷如之！观自古诬谤，圣贤不免，然致谤之来，皆有缘由：或轻死重气，结党聚群，或勇冠乡里，剑客驰逐。未闻诗礼之学，欲为叛逆之罪；山居之士，而遭犯上之祸。今影迹无踪，假谤空设，古来之酷，闻所未闻。臣非自惜余生，实悲其痛。诚复自省无过，而冤屈莫申；因而拖曳病躯，束骸归诚。仰凭陛下天鉴俯照，则臣死之日，犹生之年。臣连日忧惧，疾病作，神思恍惚，不知所陈。”
刘义隆见了他的上表，立即召见了他。这次见了谢灵运，让刘义隆想起了登基后第一次见他的情形。现在是不见了他的曲柄笠，也不见了他的倨傲。见过了孟顗的奏章，又见了谢灵运的诚惶诚恐，刘义隆知道孟顗的会稽郡是再容不了诗人谢康乐的了；至于说谋反，那更是不可能的，谢灵运不过是一介诗人而已，诗人怎能造反？这就像他说的那样，“未闻诗礼之学，欲为叛逆之罪”。他又想起谢离京前的劝伐河北，现在北伐已经结束，此中种种，真是难以一言蔽之。
刘义隆是爱才的，这时他觉得谢的东归，尤其是后来又遭弹劾，多少让他受了委屈；而如今又受了孟顗一气，多多少少也是自己的处置不当造成的。
为了弥补这些缺憾，刘义隆叫来了殷景仁；当得知临川内史任缺之后，他当即任命谢灵运为临川内史。
临川郡（治所在今江西抚州市西）是临川王刘义庆的封国，依晋宋的国制，王国不设太守，只设内史，由内史掌管郡内一切事务。谢灵运任临川内史，行使的是一个太守的职权。
对这样一个张狂的贵族诗人，皇帝还不算亏待他。
第四十八章 政治的得失与官员的任免
从寿阳回京的官员和皇上说起了长沙王刘义欣，说长沙王初到豫州（治所在寿阳）时——晋宋之际南方政权往往在南方侨置北方郡县，豫州田地荒毁，人民凋散，城郭颓败，盗贼公行；长沙王下车伊始，就开始整顿郡县，展生产，劫盗事，就下令郡县严加诛讨。。如今境内畏服，道不拾遗，今年又获丰收，库藏渐趋完备。
豫州有芍陂（古代淮河流域最著名的水利工程，在今安徽寿县南。隋唐后因陂在安丰县境内，又名安丰塘），周围良田有万余顷，但芍陂堤坝毁坏日久，每到夏秋之际百姓苦于干旱。长沙王到达豫州后深入实地察看，然后派遣僚属殷肃率领军民加以修理。因旧时用以引淠水的沟渠年久失修，沟渠内荒草野树堵塞了水流，殷肃就下令沿渠民众伐木清淤，从而使淠水得以再次灌入芍陂，周围良田再不受旱灾之苦。
最后，那回京的官员很肯定地说，不出数年，豫州必将成为国家的盛藩强镇。
刘义隆闻言大喜。长沙王既长于治民，且又是皇族同辈中年龄最长者，出于对他的尊重，刘义隆手诏问他对治理其它地方有无良策。接到诏问后不久，长沙王就淮水以西大江以北诸州郡所选用的郡守县宰多为南征北战的军人，治民缺乏方法一事，上表答问：
“江淮左右，土瘠民贫。近年以来，饥困相继，百城凋敝，至今为甚。其间守宰多为军人，虽有益于防守，但劳人武夫，不谙政术，统内官长，多非才授。东南各州郡县百姓富足，尚且选贤任能，而江淮外接边陲，岂可反此？愿陛下敕令吏部，必使任得其人，如此江淮或可得治。”
长沙王是有识见的：征战是军官们的长处，治民却是他们的短处，自古以来都是如此。长沙王的上表，引起了刘义隆的重视：自己只知道江淮贫瘠，但不如长沙王清楚那里还有用人不当的问题；自古以来，历代君王往往任用军人做地方官，那只是为了嘉奖他们，却并不很在意那样做也往往坏了地方的事务。
刘义隆于是召集彭城王义康、殷景仁与刘湛商议此事，随即又由此事颁诏天下：
“近来农桑废业，游食者众，荒芜不辟，良政寡闻；一时水旱，便有匮乏。若不深务根本，则丰产无因。郡守施政境内，县宰亲民之主，应思奖训，导以良规，咸使尽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若有农桑出众，岁末具列上闻。”
不久，卫将军、中书监、扬州刺史、太保王弘又因病而薨，时年五十四——这真应了中书舍人周纠的话：“王家将衰，贤者先殒。”
王弘为人明敏有才思，退让有礼节，既因民望所归，所以行动必讲礼法，包括他的书札仪体，人们都竞相效仿，时人称之为“王太保家法”。他虽然历任宰辅，但是从不营谋私利，因此去世后家无余财。刘义隆在再次亲赴乌衣巷临吊后，下诏：
“王太保家财物匮乏，清约之美，同于古人。念及始终，情增凄叹。可赐钱百万，米千斛。”
此前，刘义隆曾打算一旦扬州刺史任缺，就把这个职位授给王昙，但如今王昙已先亡，他就有意授给殷景仁。司徒彭城王义康在刘义隆面前探听他的口风，殷景仁也力荐义康担任此职，加之彭城王义康自回京以来精于吏职，专心文案，明辨是非，无不精尽，朝野上下也都以此为美谈。刘义隆也想起了先帝遗言：扬州、荆州，国家根本，轻易不得使外姓担任。这样，他就把扬州刺史这一重任授给了司徒义康。
扬州刺史这一要职有了归属，刘义隆又想起了荆州，想起了临川王刘义庆。
荆州地处大江上游，是形胜之地，地广兵强，是国家的军事要地。身经百战的先帝临终遗诏诸子按兄弟排行依次居之，因此，谢晦被平定以后，刘义隆就把它授给了义康；义康入相，依次授给义恭。义恭之后，按兄弟行次应授予南谯王义宣了，但这一次，刘义隆作出了改变。一是因为义宣生来舌短，说起话来言语不清，而最重要的是他人才凡劣，在兄弟七人中他是最差的，让他出任荆州，实在是让人放心不下；二是因为临川武烈王有大功于社稷，而作为临川王继嗣的义庆为人简素，清净寡欲，爱好文史，在宗室中有美誉，朝野也都对他寄予厚望，在他幼年时，先帝就曾在稠人广座中赞赏他：“此儿是我家之丰城！”——丰城剑，一直是人们对杰出人才的赞词。
临川王在太白星犯右执法之后，曾经执意要求离京外任，经刘义隆一番劝慰，他虽暂时放弃了这一念头，但闲谈时，他仍在皇上面前流露出居京多年想赴外任的意思。江夏王义恭既让刘义隆担心，且在江陵也已任满三年，于是在殷景仁的建议下，刘义隆就对几个兄弟作了一次大的调整：
以江夏王义恭为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镇守京都建康的北大门广陵，为了尊崇他的地位，又为他加了开府；以临川王刘义庆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虽不能居荆州，但他毕竟是六皇弟，于是就把他从外任调入京都，除了接任王弘的中书监外，又加他为中军将军；十九岁的小弟弟衡阳王刘义季也第一次以右将军身份出京任南徐州刺史。
第四十九章 西蜀大乱
元嘉九年（公元432年）七月，刘义庆乘平乘船沿江西行到达江陵。在他到江陵后不久，与荆州比邻的西蜀就暴了一场大的扰乱。
益州刺史是振武将军刘道济，他是五年前病亡的原雍州刺史刘粹的弟弟。刘道济在西蜀，任用奸利小人长史费谦、别驾张熙和参军杨德年等人，他们在西蜀伤政害民，大肆聚敛钱财，致使百姓怨声载道。刘义隆得知此事后，立即下诏给刘道济，告诫他：
“闻卿在任，未尽清省，又颇好财货；若万一有此，必宜改之。近闻西蜀民情不甚和睦，卿当以法御下，深思自警，以副本望。”
刘道济接了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