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警备团警卫纪实-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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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警卫员和张思德的战友孙振法曾写文章回忆说：
我是1942年和张思德同志认识的。那年冬天，我奉命去中央警备团报到。当时团部驻地在延安枣园村对面不远的侯家沟村。报到后，经吴烈团长介绍，认识了张思德同志。开始，我在三连，他在一连。不久，又一起抽调到毛主席的警卫班。我们几个在接受任务时，团长指着张思德、王宝成、王意生、邵振才四位同志对我说：“他们都是老红军，你是小八路，你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今天调你们去枣园警卫班，保卫毛主席，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又是很光荣的。在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也要坚决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现在由田书元同志带你们去。”于是我们几个人都激动地站了起来，表示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在警卫班里，我和张思德等同志朝夕相处，彼此都比较了解。尤其是，我知道张思德是放牛娃出身，和我一样有共同的苦难经历，使得我们两人之间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彼此的接触也就多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张思德同志是一个非常热爱学习的人。他小时没有上过学，到部队后也因为经常处于战争环境，难以受到较多的文化教育，只是有时临时参加一点学习和有关的培训，因此接受的文化教育也很有限。但是，尽管如此，由于他的努力，仍然识了不少字，而且还能作笔记。他有一个包袱，给我看过，里面装着一叠笔记本，笔记本上边还分别写有“军事课”、“政治课”、“文化课”的字样。在枣园期间，一有空闲时间，他就拿出来，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过去，我以为当兵就是站岗放哨、冲锋打仗这一套，受他的这种热爱学习精神的启发和影响，后来我对文化学习也重视了起来，加上以后毛主席的经常督促和强调，逐渐有了进步。
张思德同志对党、对红军极为忠诚和热爱。有一次，他在整理包袱时，我发现里边有一颗五角星帽徽，感到很新鲜，便问他：这是哪里来的？他说：是在陕西三原县改编时，为了联合抗日，上级要求把红军原来戴的帽子换下来，改戴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大家都对换帽子，特别是换掉帽徽想不通，我在换装时就把原来帽子上的红五角星留了下来。他用手抚摸着五角星帽徽，又对我说，是刘伯承参谋长给我们做了思想工作，大家才想通的。刘伯承参谋长告诉我们：军队的名称改了，但是它的性质没有变，我们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们这个军队就是为了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为全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战斗的！听了参谋长的话，后来我们就都想通了。说完，张思德同志便凝神坐着，沉浸在对往事的深深回忆之中。张思德同志的那次谈话、举止和神态，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并使我加深了对他的了解，知道他是那样地热爱党，热爱红军，从而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张思德同志为人诚恳、朴实，对于担任不担任职务和干什么工作，从不计较。他参加过长征，历尽千难万险，按说资历也是够老的了。到陕北后，又曾在中央军委警卫营担任过通信班班长。以后，还被派往南泥湾去开荒种地，并被部队评选为模范。然而，调到警卫班之后，他只是普通一兵。对此，他从无怨言。在班里，无论是站岗出勤，还是参加生产劳动，他都能积极带头，任劳任怨，绝不计较个人得失。我觉得这种一心为革命的精神很值得学习。因此，在班里担负各种任务和遇到一些事情时，就很注意向他学习和看齐。
1943年3月，上级根据我的工作情况，调我离开警卫班，专门负责照管毛主席的生活，每天都跟毛主席在一起。这以后，我同张思德同志在一起的时间就少了，只能在见面时打个招呼，但他的身影、言谈等，却一直留在我的脑际，并使我不时注意了解他在警卫班的情况。
张思德是1933年10月，告别养母刘光友，怀着对保卫家乡，解放穷人的信念，来到长胜县红军独立团当通信员的。入伍不久，他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部队虽然离家不远，但他每次经过家门都不入，一心只顾工作。这支红军团队后来便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在红军长征途中，他负过伤，抢救过多位战友，是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战士。
不过，张思德能有如此高的思想境界，这与他的生父有很大的关系，他的生父张行品对他的成长产生过重要影响。
张行品，1878年11月出生于六合场乡（今思德乡）韩家湾村。从小因家境贫寒，没念过书。他聪明能干，为人忠厚，朴实本分，与左邻右舍和睦相处，别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尽力相助。他以租田务家为主，所租的十多亩薄田瘦地，每年打下的粮食，除了交租纳佃，所剩无几，终年辛劳，难以维持生计，只好打临工、抬滑竿，或担米、担盐、卖水果，挣几个铜板，维持生计。
由于家庭子女多，妻子朱氏体弱多病，长期卧床不起，一家人常有断炊之忧。因此，就在其四子谷娃子刚过七个月时，因妻子去世，就将谷娃子过继给胞弟张行忠、弟媳刘光友为子。过继后，张行品家中仍有五口人，继妻子去世后，其长子、次子都因生活困难，贫病交加，先后去世。那时，只有他和三儿子思明、三儿媳郑氏一家三口，苦度时光。
红军来了，张行品似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1932年红四方面军攻占了宁强、镇远、西乡三县的部分地方，社会上到处流传：“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当家做主的部队。”张行品在顶山、瓦子场等地担米，听到消息后，连夜回家，把“红军来了”、“红军是为穷苦人闹翻身”的好消息告诉给弟弟张行忠和弟媳刘光友。
此后，张行品经常到佃户家，或在挑盐担米途中，向亲朋好友宣传红军到来对贫苦人的好处。当时，国民党地方武装头目宁相齐，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害怕，到处阻止人们传播“红军来了”的消息。
1933年1月，红军分别占领了南江、巴中城。张行品听到消息，兴奋不已。为了证实消息是否可靠，他专程前往仪陇、巴中等地打听红军的消息。当他耳闻目睹了红军的情况后，心里更踏实了，星夜赶回韩家湾，来到同房大叔张立品家，向张立品、张立方、陈如万等佃户讲述“红军快要来了”的消息。
一月正是寒冷的时节，那天晚上张行品走进张立品大叔的屋院后，一边靠近火盆烤手，一边兴冲冲地说：“大叔，红军是为我们穷人撑腰的，他们来了，叫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张立品十分赞同侄儿的话，点了点头，连说：“对，对，对！”坐在那里的十多名佃户也同时应声附和着。
当年七月初三，许世友率领红军队伍挺进仪陇城。不久，队伍就开到了张思德他们家——六合场，张行品看到了日夜盼望的红军队伍，见到人就说：“穷人出头啦！”
几天后，红军下乡开会，动员成立苏维埃政府。部分农民因受到了当地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不敢参加会议。张行品就前往胡伦却、文才贵、代松维、张立平等十七家贫困户，做动员工作，对他们说：“红军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他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咱们穷人不去开会谁去开？让我们成立苏维埃，这样的事我们不干，谁干？”
经张行品的一番说服动员，大家伙都高高兴兴地去参加红军召集的成立苏维埃的动员大会。没多久，韩家湾村苏维埃成立了。张行品被推选为土地内务委员。
仪陇、长胜等地成立苏维埃政府后，川陕苏维埃政府向各级政府发出扩大红军，组织赤卫队、少先队、童子团，保卫苏区红军政权的号召。张行品以身作则，事事走在前，不分白天黑夜，走门串户，宣传访问，动员贫苦人家的子弟参加红军，并向大家宣传苏维埃的“红属可以分好田好地、有人代耕”等十大好处。仅十多天时间，他就发动八十多名青年参加红军、赤卫队和游击队。他动员有文化、聪明能干的青年聂绍红参加红军，其家属思想不通，张行品三次登门做思想工作，反复向聂绍红家人说：“有穷人自己的军队，才有穷人的幸福日子。”终于使聂绍红的家人想通了。
聂绍红参加红军后，不怕苦不怕死，作战勇敢，受到了红九军七十五团首长的表扬，很快就晋升为营长。
张行品动员他亲生儿子张思德参军的事，一直在当地传为佳话。
1933年，张行品已经是五十五岁的人了，而他的胞弟张行忠也已经是五十三岁了。兄弟俩各有一个儿子。年过半百，谁不担忧后继无人，谁不担忧无子传宗？但张行品兄弟俩想的是让更多的受苦人翻身，不受牛马之苦。张行品叫儿子张思明参加游击队，接着动员弟弟、弟媳，让张思德参加红军。张行忠和刘光友夫妇也早已知道张思德有当红军的愿望，全家人都想到一块去了，于是刚满十八岁的张思德高兴地当上了红军战士。临行时，张行品再三叮嘱他：“儿呀，你是张家的好后代，到了队伍上后，要听首长的话，工作不怕苦，打仗不怕死，为家乡父老乡亲争光！”
张行品担任村里干部后，忠于革命，工作积极，办事公道，不徇私情，对打土豪斗地主分得的浮财，如粮食布匹，金银铜钱，以及大量的烟土等财物，管理严格，不容侵吞，每有所获，必定及时上缴红军和区乡苏维埃。他在组织给贫困农民分田分地时，严格执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方针政策，把好田好地首先分给红军亲属，其他贫苦农户分得的田地，都是好坏搭配。而罗贵安等十多户佃农，因受地主暗地恫吓，对苏维埃分给的田地不敢要，张行品就一户一户地做思想工作，使他们打消顾虑，积极参加分田分地运动。他还动员了三十多个青壮年，组织了支前运输队，将村里捐集的粮食、物资运到顶山、瓦子、立山等苏区前线，支援红军作战。他在组织支前运输队时，对其中一些专门雇来的行家把式，总要付给这些队员合理的报酬。张行品在工作中事事分清是非，处处坚持原则，坚决保护农民的生命和财产。
1933年10月的一天，本村的同族大叔张立品去看望在顶山当游击队队员的儿子张行才，去时头包人字纹白布帽子。红军发现他打扮异常，误认为他是白军的侦探，即被关押起来，准备将其处死。张行品闻讯后，火速赶到顶山场，向红军说明了情况，出具保证，保出了张立品，使张立品幸免于难。
同月，本村陈袁氏身穿一身较好的花衣裳，到六合场赶集，红军看到后，误认为她是出逃的土豪劣绅的太太，被当场抓获，准备押送到立山场处死。张行品闻讯后，又及时赶至乡苏维埃，向红军证明陈袁氏是穷人，又一次避免了一起误杀事件。陈袁氏安全回家后，见人便说：“张行品大哥真是个好人哪，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张行品办事一是一、二是二，不迁就，也不过火，对有些富人，也讲政策，不胡乱来。富人不该没收的财物，决不违犯政策乱没收。而没收的钱物，除一律上交外，凡是经上级允许返还贫苦人的，他首先照顾本村的赤贫。因此，张行品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但是，让张行品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主政村土地内务委员，不徇私情，秉公办事时，却祸起萧墙，因不规之徒的陷害，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灾。
在张行品村任苏维埃主席的人叫胡南台，有吸大烟之癖，向兼管内务的张行品多次提出，要从没收的大烟中留一些给他吸，被张行品严词拒绝。因此，心术不正的胡南台，对秉公办事的张行品怀恨在心，寻找报复的机会。
1934年秋，胡南台调任乡苏维埃主席以后，他认为有了报复张行品的条件和机会。于是，他利用职务之便，到处散播说张行品包庇富人张炳均、范有万。胡南台的这些“莫须有”的话，虽纯属无中生有，但在当时穷苦人对地主老财极其痛恨的社会氛围里，这种言论对被攻击者是极具杀伤力的。这年冬天，胡南台趁到县上开会的时机，竟然向县苏维埃政府诬告张行品“走地主路线”、“包庇富人”。恰逢当时苏区执行张国焘极“左”的肃反路线，大打所谓的“AB团”、“改组派”，胡南台告发张行品的这两条黑状，也正迎合了某些苏维埃干部为了“出成绩”而处心积虑捕获目标的需要。于是，县里以通知张行品去顶山开会为名，在他徒步去顶山县城的途中将他秘密处死。
一个全心全意为穷人服务，全心全意为苏维埃办事的优秀村干部张行品，就这样被处死了，就这样神秘地“失踪”了！
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错误，就连当时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