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贪官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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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奉行诏书的诚意，有什么可谢罪的呢？以后黄门官再去你那里，千万不要接见。”司马芝作了十一年官，多次评议那些法令律条中不便施行的条款。他处在公卿中间，都根据正道办事。正赶上各位亲王来朝见，和京城里的人交结，司马芝因此被免官。后来，司马芝任大司农。在此之前，各地典农属下的吏员和百姓，纷纷从事商贩行业，以此谋求利益。司马芝上奏说：“王者的治国方法，崇尚农耕本业，抑制商贩这些末梢的行业，发展农业，重视粮食。《王制》记载：‘没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国家就不成为国家了。’《管子·区言》中说要把积存粮食作为首要事务。现在吴、蜀H地的贼人还没有被消灭，战争不断，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就是储备粮食和布帛。武皇帝特地创设了屯田的官员，专门从事农桑事业。建安年间，天下的仓库都装满了，老百姓也家家殷实富足。自从黄初年以来，允许各典农官自己发展经济，他们纷纷给自己的部下打算，这实在不是创立国家大业所应有的作法。王者把四海之内作为自己的家。所以《论语》上说：‘百姓不富足，国君哪能够富足呢？’富足的原因，在于不误天时而且能克尽地力。如今商贾们经商谋利，虽然能得到成倍的明显利润，但对于统一天下的大计却已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还不如去多开垦一亩田地，增加收益。农民从事田间耕作，从正月里耕地播种起，锄地耘田，修整桑树，放火烧荒，种麦、修打谷场，收割庄稼，到十月才完毕。然后修整谷仓，绑起浮桥，运输租赋，修平道路，架设桥梁，粉刷居室，堵塞墙缝，一年里没有一天不从事农业劳动。现在各位典农官都说‘留下的人给外出经商的人代干田里的农活，替他们服劳役。形势逼迫下不得不这样做。想不荒废农耕，就应该让我们平素留有余力。’臣下的愚见是，不应该再用商贩的杂事来扰乱农业，要专门把农耕蚕桑当作要事，从国家大业考虑，这样才是方便有利的。”魏明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每当上级官员有事要召见询问，司马芝经常先约见掾史，替他判断上司的想法和事情的缘故，教他怎样回答应付，召见时果然全和他料想的一样。司马芝性情豁亮正直，不以严格廉正自矜。他和宾客们谈论时，有认为不对的，就当面指出他们的短处，回来后再没有什么别的怪话。司马芝在任职期间死去，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财产。自从魏国建立以来到现在，历任河南尹中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司马芝。司马芝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岐继承了他的爵位。司马岐由河南丞改任廷尉正，再改任陈留相。梁郡有些关在狱里的囚徒，审案时的供辞牵涉到很多人，好几年都不能结案。朝廷下诏书指示把牢狱里关的这些囚犯迁到司马岐所属的县里来，让司马岐审理并了结此案。当时县里的官吏请求预先置备一些狱中应用的刑具。司马岐说：“如今有几十名囚犯，他们的供辞虚伪狡诈，相互不符合，而且他们也对毒刑拷打感到厌倦了。这个案情很容易弄清，难道还要再把他们长久地关在牢狱中吗？”囚犯被押到后，在审问时，谁也不敢隐瞒和说假话。司马岐只用一天功夫就把案子处理完了，因此，被越级升为廷尉。当时大将军曹爽专权，尚书何晏、邓飏等人给他做羽翼，辅佐他。南阳人圭泰曾用言语触犯他们，因此被绑起来拷打，送交廷尉官署。邓飏亲自审讯，准备把圭泰判处重刑。司马岐指责邓飏说：“国家中执掌枢密机要的大臣，是王室的重要辅弼，既不能辅弼皇上的教化，形成德政，和古代的圣贤比美，反而要尽情发泄私愤，冤枉无辜的人。这不是让百姓感到恐惧不安，还会是什么呢？”邓飏十分羞愧，恼怒地离开了。司马岐终究害怕长久这样会招致罪过，就以有病为理由离职。他回家以后，不到一年就死了，享年三十五岁。他的儿子司马肇继承了爵位。（刘洪波 译）
＇原文＇
司马芝字子华，河内温人也。少为书生，避乱荆州，於鲁阳山遇贼，同行者皆弃老弱走，芝独坐守老母。贼至，以刃临芝，芝叩头曰：“母老，唯在诸君！”贼曰：“此孝子也，杀之不义。”遂得免害，以鹿车推载母。居南方十馀年，躬耕守节。太祖平荆州，以芝为菅长。时天下草创，多不奉法。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馀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芝差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节家前后未尝给繇，若至时藏匿，必为留负。”芝不听，与节书曰：“君为大宗，加股肱郡，而宾客每不与役，既众庶怨望，或流声上闻。今（条）同等为兵，幸时发遣。”兵已集郡，而节藏同等，因令督邮以军兴诡责县，县掾史穷困，乞代同行。芝乃驰檄济南，具陈节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节代同行，青州号芝“以郡主簿为兵”。迁广平令。征虏将军刘勋，贵宠骄豪，又芝故郡将，宾客子弟在界数犯法。勋与芝书，不著姓名，而多所属讬，芝不报其书，一皆如法。后勋以不轨诛，交关者皆获罪，而芝以见称。魏略曰：勋字子台，琅邪人。中平末，为沛国建平长，与太祖有旧。后为庐江太守，为孙策所破，自归太祖，封列侯，遂从在散伍议中。勋兄为豫州刺史，病亡。兄子威，又代从政。勋自恃与太祖有宿，日骄慢，数犯法，又诽谤。为李申成所白，收治，并免威官。迁大理正。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狱。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赃物先得而后讯其辞，若不胜掠，或至诬服。诬服之情，不可以折狱。且简而易从，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从之义，不亦可乎！”太祖从其议。历甘陵、沛、阳平太守，所在有绩。黄初中，入为河南尹，抑强扶弱，私请不行。会内官欲以事讬芝，不敢发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犹惮芝，不为通。芝为教与群下曰：“盖君能设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闻也。夫设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闻，吏之祸也。君劣於上，吏祸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励。门下循行尝疑门幹盗簪，幹辞不符，曹执为狱。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难分者，自非离娄，鲜能不惑。就其实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轻伤同类乎！其寝勿问。”明帝即位，赐爵关内侯。顷之，特进曹洪乳母当，与临汾公主侍者共事无涧神臣松之案：无涧，山名，在洛阳东北。系狱。卞太后遣黄门诣府传令，芝不通，辄敕洛阳狱考竟，而上疏曰：“诸应死罪者，皆当先表须报。前制书禁绝淫祀以正风俗，今当等所犯妖刑，辞语始定，黄门吴达诣臣，传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惧有救护，速闻圣听，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辄敕县考竟，擅行刑戮，伏须诛罚。”帝手报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诏书，以权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诏之意，何谢之有？后黄门复往，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数议科条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间，直道而行。会诸王来朝，与京都人交通，坐免。后为大司农。先是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王制：‘无三年之储，国非其国也。’管子区言以积谷为急。方今二虏未灭，师旅不息，国家之要，惟在谷帛。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建安中，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自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各为部下之计，诚非国家大体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内为家，故传曰：‘百姓不足，君谁与足！’富足之田，在於不失天时而尽地力。今商旅所求，虽有加倍之显利，然於一统之计，已有不赀之损，不如垦田益一亩之收也。夫农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种，耘锄条桑，耕熯种麦，穫刈筑场，十月乃毕。治廪系桥，运输租赋，除道理梁，墐涂室屋，以是终岁，无日不为农事也。今诸典农，各言‘留者为行者宗田计，课其力，势不得不尔。不有所废，则当素有馀力。’臣愚以为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於国计为便。”明帝从之。每上官有所召问，常先见掾史，为断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状，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矜廉隅。与宾客谈论，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无异言。卒於官，家无馀财，自魏迄今为河南尹者莫及芝。芝亡，子岐嗣，从河南丞转廷尉正，迁陈留相。梁郡有系囚，多所连及，数岁不决。诏书徙狱于岐属县，县请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数十，既巧诈难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见。岂当复久处囹圄邪！”及囚室，诘之，皆莫敢匿诈，一朝决竟，遂超为廷尉。是时大将军爽专权，尚书何晏、邓飏等为之辅翼。南阳圭泰尝以言迕指，考系廷尉。飏讯狱，将致泰重刑。岐数飏曰：“夫枢机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辅化成德，齐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论无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飏於是惭怒而退。岐终恐久获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期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
和洽传
——《三国志》卷二三
＇说明＇
和洽，字阳士，汉末魏初汝南西平（今河南舞阳东南）人。汉末被举为孝廉，初时投刘表。曹操夺取荆州，拜和洽为丞相掾属。曹操被封为魏王，拜和洽为侍中，力谏曹操免毛玠罪。曹丕代汉为魏文帝，拜和洽为光禄勋，封安成亭侯，明帝时进封为西城乡侯。转官为太常。为官清贫俭约，以至卖四宅以自给，死后谥为简侯。
和洽，字阳士，汝南郡西平县人。被举为孝廉，大将军幕府征其为官，皆不就任。袁绍占据冀州，派遣使臣迎接汝南郡的士大夫。唯独和洽认为“冀州土地平坦，民众强悍，为英雄俊杰所利用，是四方皆可出战的地区。袁本初依靠自己的有利条件，虽然能够强大，然而英雄豪杰正蜂拥而起，他未必可以保全。荆州的刘表没有远大的志向，爱惜人才，乐于交结士人，地势险要，山中的民众软弱，容易依靠椅赖”。于是与亲戚故旧都向南投靠刘表，刘表以对待上宾的礼节接待他们。和洽说：“之所以不投靠袁本初，是为了躲避群雄争夺的地区。昏聩的主人，不能轻易接近，时间长久定会受到危害，其间必有进谗言的人离间挑拔。”于是又向南到了武陵郡。曹操夺取荆州，征辟和洽为丞相掾属。当时毛玠、崔琰都以忠正清廉受到重用，他们选拔官吏以节俭为主要条件。和洽进言说：“国家大政，在于权位与人才，不能只凭一个方面选用官员。过于注重俭约朴素，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是可以的，但若只以这个方面作为衡量人和物的标准，失掉的人才一定会很多。如今朝廷议论，官员穿件新衣，乘坐好的车子，便认为不清廉；长官在官府中，面容不加修饰，衣服破旧的，则称之为廉洁。致使土大夫有意弄脏自己的衣服，把车马服饰收藏起来；朝廷各官府的长官，有的自己提壶携饭入官署办公。设立教令，观察风俗，贵在合度适宜，这样才可以推广。如今一概推崇难以做到的作法来检核官吏，勉强能够做到，也一定会有很多弊端。古代推行大政教化，务必使其通达人情而已。凡是偏激过分的作法，都容易使人隐瞒真情。”魏国建立后，和洽被任命为侍中。后来发生了毛玠诽谤曹操的事件，曹操见到近臣时，极度愤怒。和洽陈述说，毛玠素来信守节操，请求调查确实。退朝后，曹操下令说：“如今言事的官员告发毛玠不但诽谤我，而且又为崔琰的事打抱不平。这些都有损于君臣之间的恩义，狂妄地为被处死的朋友怨忿叹息，实在为国法所不容。先前萧何、曹参和汉高祖一起从微践中起事，建立了很大功勋。高祖每次陷入困境，二人都非常恭顺，更充分地表现出为臣之道，因此享受的福份能延至后代。和侍中请求调查确实，我所以没有同意，是要表明重视臣下报告的情况。”和洽应对说：“如果确实如告发者所说，毛玠的确罪过深重，不是天地所能承载。臣下并不是胆敢歪曲天理、偏袒毛玠，以此来破坏天理人伦。只是认为毛玠出身于一般官员，受到特别的提拔，处于显要地位，多年来一直受到宠信，刚直忠诚公正，为很多官员所忌惮，不应该有不良行为。然而人心难保不变，应该明确妥当地考察复核，从两个方面验证属实。如今圣上恩德地、含忍污垢地施加仁义，不会忍心因为涉及到君臣伦理，而使是非曲直分辩不清，对近臣产生疑心。”曹操说：“正有军事行动，怎么可接受他人告发后又加以复查？狐射始在朝廷上将阳处父刺伤，这是君主应该警戒之事。”曹操讨平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