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宠与勇气-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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鞘呛芎玫幕锇椋�20年后如果我们还在一起，那会是十分有趣的探险。我渴望能和他长长久久。
有时我简直不相信宇宙会让这件事发生，总觉得不可能这么顺利，然而我们真的深深相许，展望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工作是很令人陶醉的事。他现在已经算是和我同居了，计划未来的婚礼似乎很怪，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早已结婚，婚礼是为家人举行的。
亲爱的，这就是我的大消息，最近我除了继续咨询工作之外，便是和肯一起消磨时间。现在已经很晚了，我也很累了，在婚礼中我会告诉你更多的事！
爱你的泰利
1983年9月24日
我一直盯着自己的左肩，可是我什么也没看到。我想崔雅也许在开玩笑；毕竟我和她还没有熟到那种程度。“你的意思是不是你象征性地看到了它？”
“我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真的在你的左肩上看到一个死亡的阴影，就像我见到你的脸孔一样。它像是一个黑色的小鬼，面带微笑地坐在那里。”
“你确定这样的事不常在你的身上发生吗？”
“从未有过，我很确定。”
“为什么是左肩？为什么是我？”这件事开始有点诡异了。屋子里只有微弱的火光，气氛令人毛骨悚然。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似乎非常重要。我是很认真的。”
因为她这么坚决，我禁不住又看了一下自己的左肩，还是什么也看不到。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连载之五）
婚礼前的一个月，崔雅进医院体检。
我躺在检验台上，双腿分开，膝上盖着一张白色的罩单，整个人裸露在冷空气和大夫探测的双手中——典型的妇科内诊。在这个时刻做全身体检似乎是很好的主意，因为我马上就要结婚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健康得像一匹马，所以没有定期体检。大夫在检查我的时候，我把他幻想成非洲酋长，正在替儿子未来的媳妇检查牙齿和胫骨。
我的脑子里充满各种计划和问题：婚礼该在哪里举行？该邀请多少人？该选择什么样的水晶杯和瓷器？这都是一对新人在典礼举行之前必须决定的大事。婚礼定在我们相识的三个月后，准备的时间实在不够。
大夫的检查继续进行，他现在正在推压我的腹部和胃部。他是一位很好的医生，我很喜欢他。他是一名全科医生，对各个层面的健康问题都感兴趣，因此，他不仅仅是一名医学博士，还是一位临床治疗师。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工作方式及办公室的气氛中看出来。他真是一个好人。
现在他正在检查我的胸部，他先从左边开始。从12岁起我就拥有这对大乳房了。我记得自己还曾经害怕它们会长不大。有一次我和一个女孩坐在浴缸里，各自按摩和拉扯自己的乳头，希望快点长成真正的女人。结果它们真的长大了，不但速度太快，尺寸也太大了一点。我记得有一次参加夏令营，还向别人借过胸罩。我的乳房曾经带给我无数的窘境。男孩故意在没有什么行人的街上从我旁边挤过。长大后，男人的眼光似乎总无法集中在我的脸上。我的衬衫扣子时常被撑开。宽松的上衣令我看起来肥胖或像怀孕，上衣如果塞在裙子里也会显得很胖或胸部过大。我就是男人所谓的波霸。我永远都需要穿胸罩，慢跑和骑马时需要穿特别强韧的胸罩。如果我能找到合乎尺码的比基尼或两件式的泳装，在我眼里它们还是显得猥亵。
但我毕竟还是学会了如何适应自己的独特，而且逐渐喜欢上它们。从《花花公子》的角度来看，它们可以称得上是柔软、坚实与漂亮。很明显我继承了祖母的特点。我是家里有这种问题的四个人当中的一个。妈妈曾经建议我去做缩胸手术，我想她是担心我不好选衣服。我当时觉得没有必要，不过在很多年前，还是去见过一位整形外科医生。他向我解释了手术的过程，但他也同意我的看法：我的胸部虽大，但还没有大到需要用这么激烈的方式来对付。
接着，大夫开始检查我的右胸，这么仔细的检查是我每个月该做的，可是没有人教我怎么做。
“你知不知道你的右胸有一个瘤？”
“什么？一个瘤？不，我不知道！”
“它就在你右胸下方四分之一处，你应该很容易就感觉到它。”
他拉着我的手伸向那个区域。没错，我很容易就摸到了它。太容易了一点，这么大的瘤，找到它是举手之劳的事。“大夫，你认为它是什么东西？”
“嗯……它的尺寸很大，而且相当硬，没有和肌肉组织相连，很容易移动。这些特点加上你的年龄，我认为不必担忧，也许只是个囊肿。”
“你认为我该怎么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提到癌症这两个字。
“依你的年龄来看，不可能是癌症。我们何不等一个月，看看它的大小会不会改变？它可能随着你的经期而改变，一个月后再来看我好了。”
我松了一口气，穿上衣服离去。我的脑子里充满着婚礼的各项计划，此外我正在修心理学和心理咨询的硕士学位，我必须读很多的书、在咨询中心见习，然而在这么多事情的底端，却潜伏着一股恐惧的暗流。有可能是乳癌吗？我知道我心里有点害怕。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形容的感觉，似乎心里已经有数。我虽然忙着做各种准备，手仍然不自觉地会去触摸那个尖硬不变的肿瘤。到旧金山闹市区购买婚礼要穿的鞋子时，它依然健在。坐在书桌前打电话安排婚礼的各项事宜时，它仍然在那里。每天晚上躺在未来夫婿的身旁，钻进他那修长的手臂时，我仍旧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
我觉得那个肿块根本没什么。它非常硬，像石头一样，这一点很糟糕。但它还算匀称，能和其他组织分离开来，这是好的方面。不管怎样，只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是癌症。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我们那么相爱，一定不会出错。我们的地平线上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婚礼和从此“过着快乐幸福的日子”。
我忙忙碌碌地到处为三周后的婚礼置办物品。这真令人难以置信的激动。我是那么确定，尽管还很紧张，要准备一件自己从来没有任何经验的事情原来是那么复杂。有时我会感到右胸剧烈的疼痛，接着担心起来，感受到那个肿块，坚硬而平滑，忍不住想知道它的情况。
有那么多事要做！我们最近才刚刚从东岸旅行回来，去见了肯的父母。我的父母也来过了一个周末，帮我们寻找并安排能举行婚礼的场所，还帮我们做请柬。
我们当然还可以等待。一直以来，我都幻想着能在科罗拉多一个绿色的山谷中举行婚礼——如果那个从来没有妄想过会发生的婚礼真的来了的话。但是，我不想等到明年夏天了，三周后的婚礼日期正好夹在感恩节与圣诞节之间。选择一个不太吵闹的月份来庆祝结婚周年，当然是件很棒的事，但是我很着急。我还记得前不久曾经说过“由于一些原因，我似乎真的很着急要赶快结婚”。我出于本能地记下了那句话，甚至在肿块发现以前。
我担心了那么多年，担心自己是不是在寻找不可能存在的完美，害怕为爱做出一个承诺，现在，我们终于结婚了。我认识肯才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但我很肯定这份感觉。那天在去婚礼的路上，肯悄悄对我倾诉许多美妙的事，什么花了几辈子的时间来寻找我，披荆斩棘才找到了我，还有一些浪漫的、充满诗意的、可爱的话语。我深深地感受到他的真挚。不过当时有点发窘，因为我不知道父母当时是否也听到了。
婚礼的那一天，天气非常晴朗，那是狂风暴雨持续一周后的第一个好天气。替我们证婚的是两位非常亲近的友人——大卫·威尔金森和迈克尔·阿布都神父。前者是我在芬德霍恩结识的卫理公会牧师，后者则是科罗拉多老家旁的天主教修道院的院长。当我和肯订婚时，我寄给阿布都神父一箱肯的书，并附上一封信告诉他我们要结婚了。据说，当时阿布都神父打开了箱子，说：“噢！泰利发现了我最喜欢的作家。”当他再打开那封信的时候，他说：“噢！泰利要嫁给我最喜欢的作家。”我的牧师朋友提醒我们婚姻很可能是监牢（我们的身后有一朵阿尔卡特拉斯玫瑰，衬托它的是圣弗朗西斯科湾闪耀的海水），但也可能带来自由与美。接着他指向衔接两块陆地的金门大桥，象征着我们在这一天彼此的结合。
喜酒十分有趣，亲朋好友带来了丰盛的食物和香槟。我很喜欢《奇迹的课程》（A Course in Miracles）发行人朱迪思·斯库奇的话：“这是一场由皇室举办的婚礼！”我兴奋得快要发狂了，希望婚礼后能有时间让所有的事沉淀一下。那天晚上，我既亢奋又疲惫地在我丈夫的怀中酣然入梦。
接下来的几天，我根本没时间检查肿瘤。周围的人不断安慰我，而且婚礼已经把我忙垮了。对它的恐惧此时已逐渐消失，回到医生那里复检时，我觉得相当轻松。
我们把到夏威夷度蜜月订在两周后，因为崔雅必须结束她的课程、完成期末考试。几乎每个人都不再担心她的肿瘤。
“它仍然在那里，好像没多大改变。”我的大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任何变化？”
“大小或触感都没什么变化。不过，我右胸的其他部位有时会剧痛，肿瘤的周围却没有感觉。”我回答他。在沉默中我可以感觉大夫正在思考该怎么办。
最后他终于说：“你这个病很难下结论，也许是囊肿。你的年龄、健康情况以及它的触感，都让我觉得不严重。但为了审慎起见，还是该拿掉它，这是最安全的做法。”
“好，如果你这么认为。反正我的胸部还有很多剩余的组织，肯和我一周后要去度蜜月，我们会离开两个星期，能不能等三个礼拜再说？”我最关心的还是我们的旅游。
“可以，等三个星期应该没有危险。度蜜月时最好不要担心伤口。我希望你能去见另一位外科大夫，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我并没有对这件事多做思考，毕竟我只是在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第二天我来到这名外科大夫的诊所。他很仔细地检查我的胸部和肿瘤。如果是恶性肿瘤，皮肤看起来会有点不平，我的皮肤并没有不平，肿瘤又没有和任何组织相连，他也觉得只是个囊肿。接着他用一根针插进我的肿瘤，如果是液状的，针管便可将它吸出，只要几秒钟，肿瘤就不见了。但他的针插进我的肿瘤时，却碰到一个尖硬的东西。大夫似乎有点吃惊，他说可能是良性纤维瘤。他建议把它拿掉，他认为三周后再拿也不迟。于是我带着胸上的淤青走出了诊所……
既然医生们都确信没有什么好担忧的（虽然它还是该“切除”），于是大家都不再担心，除了崔雅的母亲之外。
母亲非常坚持，她希望我去见一位血液肿瘤外科大夫，虽然我四天后就要去度蜜月，还要通过期末两个考试。我先是抗拒，后来只好答应，因为她很清楚自己在建议什么。15年前母亲因发现自己得了结肠癌，令全家为之震惊。
那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夏天，那段日子的惊恐和困惑，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们全家在休斯敦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大楼里徘徊，看起来是那么的惊愕、惶恐与不解。母亲躺在病床上，到处都是管子。我模糊地记得自己匆匆回家，心里有一股未知的感觉，接着我搭机飞往休斯敦的安德森医院。我记得旅馆的房间，我父亲在房间里、在停车场来回地走着。他尽力照顾我的母亲，试着向我们解说，努力和自己的恐惧相处，安排所有的事宜和做决定。当时那件事情并没有严重地打击到我，我觉得自己是恍恍惚惚度过的。我并不了解癌症是什么，手术过后去探望母亲，我还因为服了镇静剂而头晕脑涨。接下来的几年，她每一次重返医院复检，家里的气氛都因此而紧张不安。但在那些日子里，我还是不觉得严重。
现在已经过去15年，每一次复检她都安然通过，每一次全家都松一口气，恐惧也跟着降低一点，世界似乎因此而稳定一些。我的父母是那么亲密，无法想像他们如果失去对方将如何生活，我从未思考过，如果母亲因癌症而死，会是什么情况。我的无知替我省去了不必要的担忧。15年后的今天，她似乎安然无恙，坚持要我征求第三位医生的意见，她建议我该去看安德森大夫。多年来我的父母因感激安德森的妥善照料，愈来愈常参与安德森癌症中心的事务。
但我想去的是夏威夷而非休斯敦。我打电话给我的一位远亲，他是一位肿瘤大夫，他给我推荐了一位血液肿瘤大夫。母亲想更进一步地了解这位彼得·理查兹大夫。后来我们发现，原来理查兹大夫就是15年前替我母亲开刀的那位外科医生的学生。多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