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宠与勇气-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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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意味着不再有明天，她并不是在忽视死亡，而是活出了死亡。现在我也在做同样的努力，我不禁想到艾默森曾经说过一段很美的话：
这些开在我窗下的玫瑰，和以往的玫瑰或其他更美的玫瑰一律无关；它们长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它们与今日的上帝同在。它们没有时间的概念，只是单纯的玫瑰，存在的每一刻都是最完美的。然而人类不是延续便是回忆；他不活在当下，回顾的眼睛总是悲叹过去，轻忽周遭种种的富饶，他总是踮起脚尖望向未来。除非他能超越时间活在当下的自然中，否则他不可能快乐、坚强。
这就是崔雅目前所做的事。如果有一天死亡真的来临，她会在当下加以处置。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禅宗公案：
某位学生前来询问禅师：“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事？”
禅师回答：“我不知道。”
学生非常诧异地说：“你不知道？！你可是禅师呀！”
“没错，可是我还没死。”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已经放弃一切，放弃也是一种对未来的投射，而不是安住在眼前。目前崔雅仍然在考虑一些尚未经验过的另类疗法，其中尤以凯利／冈札勒斯的生化酵素疗法最吸引人，这种疗法在和崔雅一样严重的病患身上，都显示了相当的成效。我们计划在波恩最后一次化疗结束的回程中，先到纽约停留一阵子。
目前她正专注地对付感冒。
在家里休息的这段期间，治好我在二月时染上的感冒是主力目标，它让我的化疗延迟了三个星期。这个甩不掉的感冒让我一直处在焦虑的边缘，担心它又会阻碍第三次化疗，我要将这份压力逐出我的生命。最近我发现自己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似乎奏效了，但不知道是哪一项特别有效，也许感冒本来就该好了。
我去找了一位针灸医生，他以针灸、药茶和指压为我进行治疗，是这些方法产生了疗效吗？我把每天服用的维他命C剂量提高到12克，还是因此而使情况好转的？此外，我还服用一种棘刺科的药草，据说它可以提高免疫力，真的这么有效吗？另一方面我尽可能地多休息，或许这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吧？每天我都会腾出一段时间把注意力放在胸中最不舒服的地方，我只是单纯地留意它，与它交谈，如果有什么信息出现，就照着那个指示去做；有一回它指示我要大声尖叫，于是我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开了水龙头，在水声的掩护下大声尖叫了好久。难道是这个方法释放了心结吗？我也请教了我的指导玛丽与山中老者，还照他们的话去做了，会不会这才是感冒好转的关键？
谁知道？！不管是感冒还是癌症，谁敢明确地说出转折点到底是什么。我很清楚地察觉到我无法完全明白这些情况的“真相”，于是我学习以游戏的心情来面对我的“理论”，对事情不要太执著，要看到自己总是偏向某些解释，要记住自己所编造的那些强迫性或用来自娱的故事，是很难从其中看到真相的。
我打算在回程中去纽约见一位冈札勒斯医生，他采用了一位曾罹患胰脏癌的牙科医师凯利所发展出来的“新陈代谢生态学”（metabolic ecology）疗法。我知道这个疗法已经好几年了，家里还有两本他的书的影印本，我一直被它所吸引，它的食疗规定其实非常严苛，但是依个人情况而定，有的人70％的饮食是生食与素食，有的人则是三餐都吃肉。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它认为癌症与酵素的缺乏有关。如果体内的胰脏酵素不足，大部分的酵素就会被用来消化食物，而没有足够的量留在血液循环里，就无法有效地抑制癌细胞。因为糖尿病，我的胰脏一直无法顺利发挥血液循环功能，所以做完最后一次化疗，下一步就使用凯利／冈札勒斯的疗法。
崔雅和我最近都在打坐，很勤。我每天清晨五点起床，静修两三个小时之后，才开始一天的支援工作。我似乎已经有了内心真正的宁静，因为过去的苦涩与嫌恶感都消失了，原因为何我不知道，也许我发现为了自己的情况而怪罪于癌症、崔雅或人生，都只是自欺罢了。在静修的过程中，目睹的能力缓慢而坚定地逐渐恢复。至少某些时刻会出现真正的宁静与平等心，不论善恶、生死或苦乐，基本上都是同一种滋味，无论出现的是什么状态都是完美的。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五十三
“你们时常为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好事而感谢上帝，却不会为了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坏事而感谢它，这正是你们所犯的错误。”——拉马纳尊者
崔雅一直持续地练习内观与自他交换的观想，特别是后者愈来愈动人且具有转化力。即使不是正式练习，她也能自发地进入：对于一个孤立的人来说，治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除非众生都治疗，否则没有人是真正痊愈的。解脱是为了众生与自己，不只是为了自己。
我最近陪一位也罹患癌症的朋友参加一个治疗团体，这个由一群独特的女性所组成的团体，为我们带来丰富且充满治疗效果的经验。我对于自己的身体自在多了，少了一个乳房使我看起来比较瘦，但我却很喜欢目前苗条又结实的身体，肯也有同感；我躺在她们围成的圆圈，有一位女士为我祷告，希望我能完全治愈。我觉得她好勇敢，尤其是听过医生们的说法，我已经准备接受最坏的结果了（当然也掺杂着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的预期心情）。我想到得知癌症复发的那一天所做的梦，梦快要结束时我对一位朋友说：“我相信奇迹会发生！”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那种可能性充满我体内，醒来后，放松的感觉仍旧存在。
接着我思考着，为什么是我呢？那些同样受苦的人呢？如果我真的能痊愈或是活得久一点，我当然会非常高兴，但一想到那些同样被癌症或其他苦难折磨的人，凭什么我比这些兄弟姊妹们幸运？我们为什么不能全都治愈？当家中的其他成员仍然在受苦时，我凭什么要求自己的苦难结束？每当我觉察到自己的苦，就能体会别人的苦，我的心因此更能对苦难开放。佛陀的第一圣谛：人生就是苦。自他交换的观想：对苦难要怀抱悲悯之心。
不论结果是什么，癌症的经验让我永远觉知我与其他处于苦难的人之间的联结。如果我还能多活一些时候，我要以自己学到的东西来帮助其他人度过癌症，无论他们是步向健康或死亡。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我对癌症支援中心深感骄傲的原因。有时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找寻，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能温柔、不带批判地彼此帮助。有一些罹患癌症的友人最近对我和肯说，癌症让他们很清楚地看到人生是不公平的，我们并不会因为良善的行为而得到奖赏。某些“新时代”的信念曾经诱使我们相信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每一个人的不幸遭遇背后都有更大的目的和功课需要学习。只是我们这群得癌症的人是以更辛苦的方式领悟到，我们并不明白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活在“什么都不知道的土地”上，确实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我们办到了。
我想起昨晚读到拉马纳尊者自传中的一段话，他回答一位信众：“神的创造、维持、毁灭、撤回与救赎的行动，从来都没有任何的欲望和目的。”像我这样对意义与目的上瘾了一辈子的人，要领会这句话的意涵是很辛苦的。幸好佛法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不再想弄明白每一件事，只是让事情如实地存在。拉马纳尊者继续说道：“当众生依神的律法而得到果报时，责任就在他们的身上，而不在神的身上了。”没错，我必须认清我的选择、人生的无常、前世遗留下来的果报都会让我产生各种反应，我必须对这些反应负起责任，但不是以批判或英雄式的苦行，而是以仁慈、理解的方式来面对。
拉马纳尊者曾经说过：“你们时常为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好事而感谢上帝，却不会为了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坏事而感谢它，这正是你们所犯的错误。” （这恰巧也是“新时代运动”所犯的错误。）上帝并不是一个拟人化的父神，在那里赏罚自我的各种倾向，它是完整的实相与如实示现的万物。就像《圣经》中的先知以赛亚所领悟的：“我让光明平等地照在善与恶之上，主所做的就是这些。”只要我们被善与恶、苦与乐、健康与疾病以及生与死等二元对立所束缚，就会被锁在非二元与至高的本体之外，无法体悟宇宙的“一味”（one taste）。拉马纳尊者强调，唯有以友善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所遭遇的苦难、疾病和痛苦，才能和更大、更慈悲的神性合一。罗摩纳说，尤其要和死亡为友，因为它是最后的导师。
在那一次的治疗团体中，有一位友人表示，她最大的挑战就是在如此接近我们的同时，还要保持高度的觉察与活力，以免自己也病倒了。我完全知道她在说什么。突然我生起了一个念头，如果我的身体处在长期的健康状态，还能不能拥有眼前这份利如刀锋的觉知和集中于一点的专注力？其他人和我都发现，在癌症的压力之下，原有的限制反而有了突破，新的创造力也被激发了。我很不愿意失去……但我又立刻领悟到死亡向来近在咫尺。不论我剩下的是一个月、一星期，一天还是一分钟，死亡就在不远处。这是一份奇特的了悟，我将一直带着这根钉子，这根马刺，这根荆棘，提醒我时刻保持“清醒”。这种感觉就像身边有位禅师，随时准备给你当头棒喝一般。
这让我想起了《狗脸的岁月》（My Life as a Dog）这部电影，我觉得它对癌症病患会有很大的助益，癌症支援中心应该有这部片子。它带给我们很大的冲击，所以我和肯最近又租了录影带。电影讲述的是一名可爱的12岁小男孩，如何面对他生命中起起伏伏的各种挫折——他久病的母亲死了，他深爱的狗儿被带走了，他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还不算太糟，”他说，“因为可能还有更糟的事，譬如那个刚做完肾脏移植手术的人，他很有名，你在电视新闻上可以看到他。但他还是死了。”他总是想到莱卡，那只在太空中挨饿的苏联太空狗，他说，“你必须常常和类似的事情做比较，才能分出情况的好坏。”譬如泰山影片中那名抓着高压电线来回摆荡的男主角，“他当场就死了。”当他在描述一起伤亡惨重的火车意外时，还不忘搬出他的名言：“情况可能更糟，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他甚至改编电视上的新闻，“其实和许多人比较之下，我算是非常幸运了。”有一位名摩托车选手想要跃过许多辆车，为的是打破世界纪录，他的评论是：“他就差一个车身了。”他在报上看到另一位男士因为在运动会中抄近路，横越操场时不幸被标枪射中，他的结论竟然是：“他一定非常地惊讶。”小男孩说：“你必须做比较；想想莱卡，他们知道它终究会死，还是把它杀了。”每一句话都是出自12岁小男孩的口，他抱着“有可能会更糟”的哲学，来面对人生中的起起伏伏；因为领悟到死亡就在不远处，他是如此的敏锐与充满活力。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五十五
此刻我跪在教堂里，面对着柔和的烛光，唯一能想到让生命有意义的事就是帮助他人，换言之就是去“服务”。
“哈罗，弗瑞杰夫。”
“肯？我真不敢相信！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大概是弗瑞杰夫·卡普拉最料想不到会坐在“诊所”阶梯上的人。自从我们的婚礼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了。虽然弗瑞杰夫和我有某些理念上的差异，但我还是很喜欢他。
“崔雅正在‘诊所’接受治疗，癌细胞已经侵入脑部和肺部了。”
“哦，我真的很遗憾。我一直都不晓得这件事，我这些年都在四处旅行演讲。这是我母亲，她也在‘诊所’接受治疗。”
弗瑞杰夫和我约定稍后碰面，卡普拉女士自己找到了崔雅的病房。身为知名作家，她写诗、自传，也写舞台剧，就像爱迪丝一样，似乎集合欧洲博大的智慧于一身，她可以闲话家常地谈论艺术、科学、人性以及人类所有的渴望。
她和崔雅见了面，再—次的，她们又是一见钟情。
卡普拉女士到这里来治疗初期的乳癌。我很喜欢她。她会看手相，昨天她替肯和我看了手相。肯有一条很长的生命线，几乎一直通到手掌的根部。她很清楚地指出我目前所面临的“健康危机”，但是她预言这个危机很快就会解除，我可以活到80岁。谁知道是真是假，不过我的内心确实有股强烈的欲望想要活到80岁。这次复发，我几乎被医生那些吓人的预言所湮没，当时我心想，如果能多活八年而非短短的两年，我便心满意足了。今天肯念了一封朋友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