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宠与勇气-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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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在餐厅里看到一位非常吸引人的年轻女郎，戴着一顶很漂亮的假发和软帽。她会说一点英语，于是我向她打听有关假发的事，因为很快就要用上了。我问她癌症的德文要怎么说，否则我连最起码的沟通能力都没有。她告诉我癌症的德文是“Mütitze”。我问她：“这里的每个人是不是都得了‘Müitze’？”她回答说：“是的”，还伸手指了一下在餐厅吃饭的每一个病人。我问她：“你得的是哪一种癌症？”她回答说：“我有一个蓝的，还有一个白的。”我傻住了，怎么也想不透她是什么意思。第二天才弄明白，原来“Mütze”是帽子，癌症的德文应该是“Krebs”才对。
我们以为波恩是一个沉闷、肮脏且非常工业化的都市。然而，它唯一令人觉得阴沉的只有天气，从其他方面来看，它是个相当可爱、美丽的城市——德国的外交中心，有一间建于1928年的大教堂，一所壮观、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学，一处非常巨大的闹区购物中心，差不多有30条街这么大（完全禁止车辆进入），再走几步路就是壮丽的莱茵河了。
火车站距离“诊所”只有一条街远，医院到我所住的位于购物中心旁的帝侯饭店，也差不多是一条街的距离。购物中心的中央是个市场，当地的农夫每天都把最鲜美的蔬菜和水果带到这个宽阔的红砖区来卖。购物中心的末端是一幢建于1720年的房子，据说是贝多芬的出生地，另一端是火车总站、“诊所”和帝侯饭店，介于其中是许多令人目不暇接的餐厅、酒吧、健康食品店、一整条街长的四楼层百货、运动用品店、博物馆和各种纪念馆、服饰店、艺廊、药局以及情趣商品店（德国的色情文化一直是欧洲人所羡慕的）。从莱茵河到我住的旅馆只要走一段路。
接下来的四个月，我天天都在这条红砖道上散步，这里每位会说点英文的司机、女侍和店东都成了我的朋友。他们关切崔雅，每一次我经过都会问：“你亲爱的崔雅还好吗？”许多人甚至带着鲜花、糖果到“诊所”去探望她。崔雅说，大概波恩半数以上的人都在关心她的进展。
在波恩的这段时间，我面临了接受崔雅情况与身为支援者的最后危机。我已经竭尽所能地从西摩尔那和自他交换来消化、通过和接纳每一段考验。但我还有一些较深的、尚待解决的问题，包括我自己该做的选择、信心不足以及不再否认崔雅可能会死的事实。这所有的东西在短短的三天内全灌入我的脑中，我好像快要裂开了。我的心碎了，为崔雅，也为我自己。
眼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崔雅的感冒。“诊所”的专长是同时对病人做放疗与化疗，他们相信这会给癌细胞带来致命的重击，但是感冒会阻碍化疗的进行，因为可能会并发肺炎。在美国时，医生告诉过崔雅，如果不设法医治脑瘤，她顶多剩下六个月的寿命。因此“诊所”必须想办法，最后他们决定先做放疗，等高烧退了，白血球的指数上升后，再做其他的治疗。
我头昏脑涨地闲逛了三天，因为高烧一直不退。他们开始让我用磺胺剂（sulfamide），但效果非常缓慢。肯扶着我在走廊来来回回地散步，在房间里煮东西给我吃，为我解决所有的困难。每天早晨他都到市场采购最新鲜的蔬菜。他弄来了一个电炉、一只咖啡壶（煮汤用的），最棒的是还有一辆健身用的脚踏车。他为我带了一些植物、鲜花和放在供桌上的十字架。虽然我非常虚弱，内心却很满足。
从奚弗大夫那里得知，我还得继续进行发热疗法与脑部的放疗，这种疗法无痛，每天大约半小时左右。高剂量的化疗一旦开始就要持续五天之久。第八天或第九天，我身体的状况可能会跌到谷底，如果血球数量低于一千，就得继续呆在“诊所”里；低于一百，我就得注射骨髓了。第15天，他们将以电脑断层扫描与核磁共振检查我的脑部和肺部的肿瘤。每一次治疗完毕，我可以休息两至三个星期，一共要进行三次治疗。
在高烧与感冒的压力之下，崔雅的胰脏已经完全停止分泌胰岛素。
肯和我慢慢地、慢慢地往大厅走，因为我实在太虚弱了，体温很高，血糖的指数也一直上升。这五天，我不顾肯的反对，企图利用踩脚踏车来控制血糖，但一点效果也没有。我足足瘦了八磅，我早就没有本钱再瘦了。躺在床上实在令我痛苦不堪，臀部快成皮包骨了。这里的每件事都进行得很慢，肯不得不再度兴风作浪一番，最后他们才肯为我注射胰岛素。我开始进食，试着把体重“吃回来”。
当我正要适应胰岛素的时候，出现了第一次的反应：心跳加速、身体颤抖，检查血糖表，指数竟然是20，如果降到25，就可能晕倒或全身抽搐。感谢上帝，还好，肯在旁边，因为不怎么能和护士沟通，他只好冲进餐厅拿了一些方糖回来，我又检查了一次血糖，指数是33，20分钟后升到50，然后又升到97。228号病房的起伏真是大啊……
日子一天拖过一天，等待着感冒解除，但是我脑子里一直有个隐忧，那就是未来还得面对“化疗杀手”。现在只能想像而无法立刻面对，情况似乎更不祥，有点像洛夫克雷夫特（H．P．Lovecraft）小说中的气氛，怪兽永远不露面，只是名字一再被提到。幸好凯蒂及时赶来，舒解了紧张的气氛。有了凯蒂的协助，我和崔雅的心情终于恢复平静，偶尔还有点幽默感。
爱迪丝也出现了。我在“诊所”门前的台阶上遇见她，立刻把她带到二二八号病房。我认为她们绝对是一见钟情，我和崔雅都不见得这么快投缘。不过这种事我见多了，不止一次，我发现自己最好的朋友一个个都爱上了崔雅，我几乎立刻退居幕后。那种感觉有点像：“我是她的先生，也是她的好友，如果你想认识她的话，我可以替你们安排一顿晚餐。”
我们和爱迪丝及她的先生罗夫相处得非常愉快。罗夫是一位相当著名的政论家，道地的欧洲绅士：有修养、机智、才气横溢、涉猎广泛、非常有说服力，态度谦和有礼。可是令事情有所改善的还是爱迪丝。只要一见到她，我们立刻放松下来，不再忧虑在德国可能遇难，有爱迪丝在就行了！
我被轻轻拖往大厅，朝着第四个房间走去。我忍不住怀疑这个形体为什么能拉住我的手臂，因为无论怎么看，它都是个不存在、空的东西。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如何能拉住有形的东西呢？除非……这个想法令我吃了一惊——
“你看见了什么？”
“什么？我？我看见了什么？”我慢慢地往房里瞧，我知道自己可能会看见一些奇怪的东西。然而，我看见的不只是奇怪而已，简直是令人惊心动魄。我像个孩子一般呆立了几分钟。
“我们要进去了，可以吗？”
仍然没有进行化疗。我只是躺在病床上等，也没有足够时间写信、看小说、读灵性的书籍（现在读的是史蒂芬·勒文所写的《生与死的治疗》Healing into Life and Death），没有时间静修、踩脚踏车、回信、写日记、和肯、凯蒂以及爱迪丝聊天，也没有时间看望其他的美国人、欣赏艺术创作。这实在有点荒谬，我只是在证明时间不够用罢了。当我这么想时，心中生起奇怪的感觉，因为我这一生的时间显然是不够用的。有时我觉得非常积极，有时又很怕自己一年内就会死了。
我走出病房，遇见一群眼眶含泪、掩面哭泣的人。不知道他们听到了什么。一位年轻人拥着一个女子，很可能是他的妻子或女友，两个人都红肿着双眼。另一个坐在桌边的女人环抱着穿绿袍子的女子，她们也在哭。另外坐在桌边的三个人，眼睛也是红肿的。佛陀四圣谛中的第一圣谛：人生就是一场苦难。
我刚读完《新闻周刊》上一篇讨论病人有权利选择死亡的文章，这是我一直深感兴趣的主题，甚至早在罹患癌症以前就注意到了。花费那么多的时间、金钱，又让病人受那么多苦，只为了证明医学已经伟大到可以拖延病人的寿命，那种存活的方式值不值得，没有人关心。我希望自己的大限来临时，可以选择比较尊严的死法，而不是靠一大堆的急救设施来控制病痛。我对肯说，过几天或许会向奚弗大夫要些药丸摆着，只要知道它们在那里就够了。
我希望自己活下去的意志够坚强，能尽量利用时间，我需要彻底专注、保持清晰的思维和正精进，同时不执著于结果。痛苦不是惩罚，死亡不是失败，活着也不是一项奖赏。
收到丽蒂亚寄来一封信，她说了一句令我非常感动的话：“如果主在召唤你，如果你的大限真的到了，我知道你会走得非常有尊严的。”我也希望如此，有时候我觉得周围的人似乎会以我能活多久来评断我的成败、活着的品质如何，当然我也想活得久一点，但是如果活不久，我不希望人们就此认为我失败了。
我一天至少进行两次静修，早上做内观和自他交换，下午练习观音法门，我做这些练习，只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懒，为了更长远的收获，不在意结果，只是单纯地强化对自己的信心、对自己的忠诚以及付出应有的努力。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四十七
好像还有一个很小的声音在说：“崔雅，你应该担忧才对。”那个微弱的声音虽然存在，可是没有听众。
抵达波恩后的这个星期，虽然有许多困难，崔雅仍然保持稳定、喜悦，这是医生、护士和其他访客经常发出的感言。人们喜欢待在她的房里，感染一下她的欢愉。有时候我甚至很难找到与她单独相处的机会！
没想到我能这么快就从这些坏消息中走出来，我已经准备好面对一切的真相。毫无疑问，这是静修的功效。得知这个坏消息的第一个星期我跌入了谷底。我让所有的感觉涌上，愤怒、恐惧、盛怒、沮丧。它们贯穿我之后就消失了，于是我又回去面对一切的真相。事情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了。那份感觉像是接受而不是放弃，但是谁能如此肯定呢？我是在自欺吗？好像还有一个很小的声音在说：“崔雅，你应该担忧才对。”那个微弱的声音虽然存在，可是没有听众。
我觉得自己受到太多的祝福，来自我的家庭、我的先生、我的好友们。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生命如此完美！除了这个该死的癌症之外。
我对肯说我实在弄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心情极好、精神极佳，我完全享受人生，我喜欢听窗外的鸟儿歌唱，我喜欢“诊所”里的每个人。好像时间永远不够用，我期盼每一天的到来，一点也不希望它结束。我知道自己可能活不过一年，但我只想听那些鸟儿歌唱！
我们终于得到消息，星期一要进行化疗了。化疗的那一天，我尴尬地坐在脚踏车上，凯蒂缩在角落里，崔雅则相当放松。黄色的液体慢慢滴入她的手臂。10分钟过去了，没事；20分钟过去了，没事；30分钟过去了，还是没事。我不晓得我们究竟在预期什么，也许她会爆发一些情绪或什么的。一星期前开始有人打电话来道别，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项治疗会要了她的命。事实上这的确是非常激进而强烈的治疗方法，它可能会让病人的白血球指数降到零！但“诊所”已经发展出相当有效的“解药”，可以缓和大部分的问题，当然，我们的美国医生忘了告诉我们这件事。崔雅发现这项治疗没什么大不了，于是开始平静地享用她的午餐。
现在距离第一次治疗已经过了几小时，我的感觉还不错！抗恶心剂令我有点昏昏欲睡，这一次的药比起阿德利亚霉素好过多了，我竟然可以边吃饭边接受化疗……
今天是第二次治疗，我仍然觉得很好，还骑了15分钟的脚踏车。我觉得他们应该继续使用这种解药。万岁！万岁！万万岁！美国那些医生对这种治疗一无所知，竟把它说成了虐待狂，啊！反正一切都很顺利就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收到你们那些令人惊叹、充满创意的卡片、信件和电话……很抱歉我无法一一向你们致谢，能够得到这样的支持实在是很棒，就像漂浮在温暖舒适的海洋一般。
我有许多主要的支持来源。其中之一是肯，他一直是“完美的支持者”——这绝对不是容易的差事。他替我办所有的杂事，在一旁握我的手替我打气，甚至还要想办法给我助兴，我们常有很棒的对谈，我们还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