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宠与勇气-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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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任何一种疾病都应该从底层往上探索。先要研究生理方面的病因，尽你所能地彻底研究，再提升到情绪的因素，接着再往心智与灵性的层面进行研究。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许多疾病过去都被认为源自灵性或心理的因素，现在我们才知道主要是肉体或遗传基因的问题。例如气喘，过去被认为是“使人窒息的母亲”所造成的，现在则很清楚地知道是由生物物理的因素造成。肺结核的致病因素曾被认为是“纵欲型人格”造成的；痛风则是因为道德上的弱点所引起的，另外也有许多人相信所谓的“关节炎倾向人格”，但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这些观念只将罪恶感灌输给病人。治疗之所以无效，纯粹是因为着手的层面错了。　
　然而，我们不能断定其他层面的治疗没有辅佐的功效。以断腿这个例子来看，放松、观想、自我肯定、静修、心理治疗，等等，都可以营造和谐的气氛，使生理的治疗更有效。　
　但你不能因为这些心理与灵性的治疗非常有效，就把断腿的原因也归咎于心理与灵性的层面。同理，任何一个有重病的人可能因此而成长改变；可是你不能将其引申为他们得病是因为改变得不够。这就好比发烧可以服用阿斯匹林来退烧，因此发烧的原因就是阿斯匹林不足所引起的。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绝大多数的疾病都不是单一或某个独立的层面所引发的，不管是哪一个层面发生问题，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其他层面。一个人的情绪、心智与灵性的特质，都会对生理的病痛与治疗产生明显的影响，如同生理的病痛会强烈反弹到较高的层面一样。断腿一定会影响你的情绪与心理，依系统理论来说，这便是“向上的作用力”——较低的层面对较高层面所造成的影响。相反的，“向下的作用力”指的则是较高层面对较低层面所造成的影响。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向下的作用力”，也就是心智（我们的思想与情绪）会对生理的疾病造成多大的影响？答案似乎是：比过去所认为的要大，但又不像新时代人类想像的那么大。　
　新的精神神经免疫学发现了很明确的佐证，证明我们的思维与情绪确实会对免疫系统产生直接的影响。其中的原理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层面都会影响到其他层面。但医学完全是从生理层面发展出来的科学，它忽略了其他较高层面对生理所产生的影响，精神神经免疫学正好提出必要的修正，也提供了更平衡的观点。心智的确会对身体造成微小但不可轻忽的影响。　
　在心智对肉体和免疫系统“微小但不可轻忽”的影响中，意象与观想是最重要的成分。为什么是意象？如果我们把“伟大的存在之链”展开来看，从物质、感觉、认知、冲动、意象、符号、概念，等等，意象是心智中最低、最原始的部分，它和身体的最高部分产生联系。换句话说，意象是心智与身体最直接的联结——这里指的是身体的情绪、冲动与它的生物能量。此外，我们较高的思维与概念可以向下转化成简单的意象，而这些意象显然会对身体的系统造成轻微的影响。　
　因此，心理的情绪在每一种疾病中都扮演了某种角色，我们应该彻底研究它的成分。若以不公开的票选为例，这个成分也许足以被当成衡量一个人健康与否的标准，但它却无法填满整个投票箱。　
　例如史蒂芬·洛克（Steven　Locke）与道格拉斯·卡勒根（Douglas　Colligan）在《内心的治疗者》（The　Healer　Within）一书中曾经写过，每一种疾病都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每一个治疗的过程也都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他们指出，问题出在人们混淆了“心身性”（psychosomatic）与“心因性”（psychogenic）这两个词。“心身性”，指的是生理疾病的过程可能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心因性”，指的则是某种疾病完全是因为心理因素而形成的。作者写道：“就字面上的正确含义来看，其实每一种疾病都可以说是心身性；但现在也许该让这个名词隐退了。因为不论是一般大众或是医师，都将心身性（表示心智可以影响身体的健康）与心因性（心智会造成生理的疾病）这两个名词交替使用。他们对于心身性疾病的真正意涵并不清楚。正如罗伯特·阿德（Robert　Ader）所建议的，‘我们所说的不仅是疾病的肇因，而是心理社会事件、因应的方式与生物先决条件之间的互动关系。’”　
　上述两位作者认为，影响疾病的因素有遗传、生活形态、药物、居住地、职业、年龄与人格，我还要再加上存在与灵性方面的因素，这些所有的层面都会影响肉体疾病的成因与过程，只取其一而忽略其他，就未免太过狂妄与简化了。　
　新时代思潮中所提出的心智是致病与治愈疾病的所有原因，这样的观念到底从何而来？他们宣称这种说法奠基在世界伟大的神秘、灵性与超越性的传统。我却认为他们的基础非常不稳。《治疗中使用的意象》（Imagery　in　Healing）一书的作者珍妮·艾特柏格（Jeanne　Achterberg）指出，这个主张的历史可以回溯到新思维派或玄学学派，这些学派是以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的思想（应该说是建立在曲解基础上）而创立的，这些超验主义者包含艾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与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他们的理念大多是从东方神秘体验论衍生而来。这些学派中最著名的是基督教科学学派，它把“神创造了一切”的正确主张误解为“因为我与神合一，因此我创造了一切”的主张。　
　这种看法有两种错误，我相信即使艾默森和梭罗也会强烈反对。第一个错误，神除了公正如实之外，还是宇宙司仲裁的父母。第二个错误，你的私我一旦与这位父母神合一，自然有能力干预或指挥宇宙。我在神秘体验论的传统中完全找不到这样的主张。　
　那些新时代思想的支持者宣称，他们的理念是基于“业”的定律而建立的，这表示你现在的人生情境完全肇因于前世的思想与行动。根据印度教与佛教，这种说法只是部分的真相，即使是全部，我认为这些新时代人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根据这些传统，你现在所处的情境是“前某世”的思想与行动的结果，会影响你的下一世，而非这一世的生活。佛家认为，在你的现世中，你只是在读一本由你的前世所写成的书；至于你现在所做的一切，要到下一世才会显现出结果。因此，你现在的思想并不会创造出你现在的实相。　
　我个人并不相信轮回，因为它是比较原始的概念，高等的佛家学派已经加以修正，大量删减。他们认为，并非每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都是你过去行为的结果。红教的老师南开·诺布（Namkhai　Norbu，他被视为藏密的至上导师）如此解释：“有些疾病的确源自业或个人前世的情境，有些疾病则来自外在的能量，有些疾病是由暂时性的理由引发的，如食物或其他的综合因素。当然某些疾病也可能因意外而起，另外有些疾病是与环境有关的。”我的重点是，不论是原始的业报之说或是进化的教诲，都不支持新时代“你创造你的实相”这个观念。　
　那么，这个观念到底从何而来？在这一点上我要和崔雅分道扬镳，我准备在信奉这个观念的人的身上，把我最得意的理论一吐为快。我不准备以慈悲的态度来面对这个观点所造成的痛苦。我要将它归类，并提出各种学理来检讨它。因为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有危险性的，应该把它束之高阁。不为别的理由，只为了防止更多的痛苦。我的讨论并不针对那些相信这个观点的一般大众，他们是天真的和无恶意的。我的探讨主要是针对那些全国知名的新时代运动领导人，那些以“你创造你的实相”开班、授课的人，那些告诉别人癌症完全是因为怨恨而引起的人，那些教导别人贫穷是自作自受或自我压抑所造成的后果的人。这是一群意图良善却十分危险的人，因为他们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实的层面，如生理的、环境的、法律的、道德的与社会经济的转移开了。那些层面尚有许多工作需要努力完成。　
　就我的观点来看，这些信念，特别是你创造你的实相，都是第二阶段意识的信念。它们具有婴儿期的所有标记，还有自我陶醉人格障碍的神奇世界观，譬如：夸大、全能与自我陶醉。思想不只影响实相，还能创造实相，这个概念其实来自第二阶段意识，因为这个阶段仍无法完全区分私我的界线。思想和外在的物体尚未清楚地划分，因此操纵思想，便是全能地、神奇地操纵外在的物体。　
　我认为美国的高度个人主义文化是在“自我的十年”中达至巅峰的，它导致人们退化到神奇与自恋的层次。我认为社会凝聚结构的瓦解，令个人必须转而依靠自己，这也助长了自恋的倾向。此外，我和一些临床的心理学家们都认为，潜藏在自恋之下的其实是愤怒，特别是：“我不想伤害你，我爱你；但如果你不同意我，你就会生病，就会没命。同意我，同意‘你创造你的实相’，你就会好转，会继续活下去。”这样的信念在世界伟大的神秘传统中是找不到的；但在自恋症和“边缘症”中却可以看到。　
　我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引起了许多回响，新时代的理念对无知大众所造成的戕害，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共鸣。但那些信奉新时代理念的死硬派却愤怒地回应我们：假设这些真的是我和崔雅的想法，那么崔雅是活该得癌症的，因为这个病就是她的想法造成的。　
　这并不是对“整个”新时代运动以偏概全的非难。这个运动的某些层面的确扎根于某些神秘与超个人的定律（譬如直觉的重要性和宇宙意识的存在）。任何一种超个人的运动总会吸引许多“前”个人分子，因为这两者都是“非”个人。“前”与“后”之间所造成的困惑是新世纪运动中最主要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　
　这里有一个观察研究的具体实例。在伯克利反越战的暴动期间，有一组研究员用科尔伯格的测验对学生们进行一次道德发展的抽样调查。学生们宣称，他们之所以反战是因为战争是“不道德”的，然而，这些学生的道德发展又处在什么阶段呢？　
　研究者发现，大约有20％的学生，其道德的发展确实处于后“保守阶段”（或“超”保守阶段）。他们的反抗是基于宇宙法则中的是与非，而不是基于某个特定的社会标准或个人一时兴起的念头。他们对战争的信念也许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然而他们的道德理性却是高度发展的。另外有80％的学生是属于“前”保守阶段，这意味着他们的道德理性是基于个人、甚至自私的动机。他们之所以反战，不是因为战争是不道德的，也不是真的关切越南人民，而是他们不要任何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他们的动机既非宇宙的或社会的法则，而是纯粹自私的。此外，正如我们所预期的，几乎没有学生是处于保守阶段，也就是“不论对错，它都是我的国家”的阶段（这类学生没有任何理由反战）。换句话说，这个反战活动是由一小撮“后”或“超”保守阶段的学生发起的，他们吸引了一大群“前”保守的典型学生，因为这两者都处在“非”保守的状态。　
　相同地，在新时代运动中，我认为少数真的具有神秘、超个人或超理性经验的分子和他们的意识（第七至第九层意识），吸引了一大群属于前个人、神奇的前理性阶段的分子（第一至第四层意识）。原因很简单，因为双方都是非理性、非保守与非正统的（第五至第六层意识）。这些前个人与前理性分子宣称，如同那些前保守阶段的学生一样，他们拥有“更高”的境界和权威的支持，我却认为他们只不过是在替自我合理化罢了。如同杰克·英格勒所指出的，他们被超个人的神秘体验论吸引，为的是使自己的前个人倾向合理化。这是典型的“前／超个人的观念混淆”。　
　我和威廉·艾温·汤姆森（William　Irwin　Thompson）都认为，20％的新时代运动是超个人的（超越性的和神秘的）；然而有80％却是前个人的（魔幻的与自恋的）。你可以发现有些超个人分子并不喜欢称自己为“新时代人”，因为他们并无“新意”，他们是长青的。　
　在超个人心理学的领域中，我们小心地处理一些前个人的趋势，因为它们会替这个学术领域带来“轻薄”或“愚蠢”的名声。我们并不反对前个人的信念，只是很难视为超个人的境界。　
　那些“轻薄”的朋友们似乎对我们相当愤怒，他们以为这个世界只有两个阵营：理性和非理性的，所以我们应该加入他们，一起去“对抗”理性主义者的阵营。然而事实上，这个世界有三个阵营：前理性的、理性的与超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