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宠与勇气-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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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摩尔也协助我去理解自己强迫的作风,他说我因为过于重视繁琐的细节,时间因此被切割了。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但这正是有强迫性倾向的人控制事情的方式;换句话说,他们想要亲自完成每一件事,他们不相信别人也做得来。强迫性的神经症最大的特征就是不信任,即使是最小的细节也要亲自掌控。没错,信任确实是我最大的功课。
崔雅和我企图涵盖治疗的所有层面,包括肉体、情绪、心智与灵性。在肉体方面,我学会的是当内在的病毒发作时,我要保存自己的能量、汇集自己的资源。崔雅持续地做运动、慢跑、健行,而我们也在改善饮食,以预防癌症的食谱为标准(素食、低脂、高纤,以及高复合性的碳水化合物)。我已经扮演厨师的角色很长一段时间了,刚开始是必须靠我做,后来是因为我真的做得很不错。目前我们是以普瑞提金(Pritikin)的食疗为基准,我得花很大的心思把食物做得好吃,还必须摄取高单位的维他命。在情绪与心智的层面,我们透过心理治疗来消化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学习改写人生脚本。在灵性层面,我们学习宽恕与接纳,并以各种方法重建目睹的能力,以及回到风暴中心,才能在人生永无止境的风暴中保持宁静、稳定。
我到现在还无法恢复打坐。崔雅的基本途径是内观法门(Vipassa na),所有形式的佛教都以它为核心和基础,她也很喜欢基督教的神秘体验论,她已经依照《奇迹课程》练习了两年的时间。虽然我赞同东西方各门派的神秘体验论,但是我发现其中最深奥有力的还是佛教,我自己15年来一直采用禅的途径——佛法的精髓。此外我也受到藏密的吸引,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圆融、完整的灵性体系。另外还有三位来自某个传统,却能超越派别,无法被归类的老师,分别是克里希那穆提、拉马纳尊者,以及解脱的约翰(Da Free John)。
可是崔雅和我始终无法找到一位让我们俩都甘心追随的导师。我很喜欢葛印卡,但总觉得内观法门的涵盖面太窄、太局限了。崔雅喜欢创巴仁波切和解脱的约翰,但又觉得他们的途径太野太疯了。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一位“共同”的导师——卡卢仁波切(Kalu Rinpoche),他是达到最高成就的藏密法师。崔雅后来就是在卡卢灌顶法会的当晚,做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梦,指示她一定要改名为崔雅。这段时间我们一直不停地寻找、参访、拜见各种不同类别的老师,其中包括:比特·葛里芬斯神父(Father Bede Griffiths)、古文·千野禅师(Kobun Chino Roshi)、泰锡度仁波切(Tai Situpa)、蒋贡·康楚仁波切(Jamgon Kontrul)、创巴仁波切(Trungpa Rinpoche)、解脱的约翰、片瞳禅师(Katagiri Roshi)、皮尔·维拉雅·汗(Pir Vilayat Khan),以及托马斯·基廷神父(Father Thomas Keating)……
星期六,我们去了一趟“绿峡谷”(属于旧金山禅修中心),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参访这个地方了。抵达时发现停车场挤满了车,一定是有重要的人物来演讲。结果讲者是片瞳禅师,他是肯以前接触过的一位禅师。我们站在座无虚席的禅堂入口处。我很喜欢片瞳,虽然无法明白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但即使这么远的距离,我都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当他微笑时,他脸上的每个细胞都在笑。那真可以说是禅的微笑:要笑,就全心全意地笑!他当然是剃光头的,形状非常有趣而奇特。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头型。我最近对人们头发底下的头型深感兴趣。
后来在问答的时段里,有一位听众抛出一个问题,他的回答使我留下深刻印象。
“如果佛陀今天造访美国,你认为他所强调的教诲会是什么?”
“我想,应该是怎么做一个健全的人吧。”片瞳说,“不是怎么做美国人或日本人,而是怎么做一个健全的人,一个真正的人类。这才是最重要的。”
当时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对于深受其他文化的灵性导师吸引的美国人来说,这是多么适切的回答。我也有过质疑,特别是最近见到那么多来自西藏的灵性导师。我以前赞同我们应该重视自己的文化,重振自己的传统,而不是无知地一味抬高异国宗教。此刻我对这股潮流却觉得很妥当,因为重点是在怎么做一个健全的人。与一位操着令人担心的英语、带着浓厚日本腔的人学习灵性方面的锻炼,这样的经验与文化的差异其实无关,重要的是我们都想成为一个更健全、更完整的人,也许还能更神圣一些。
那天晚上,肯、我、片瞳以及大卫·哈德维克一起在林迪斯芳中心共进晚餐。肯和片瞳谈起10年前在林肯镇的一次禅七,肯当时因为片瞳说了一句:“观照是自我最后的一站。”竟然有了一次开悟经验。肯补充道:“一次小小的经验。”他们谈到这段时一直大笑。我心想那一定是某个禅宗的笑话吧。
片瞳丝毫没有架子,不愧为铃木禅师(Suznki Roshi)的接棒人。我觉得在禅中心和他学习禅修是很有趣的事。我已经不再追求灵修上的完美主义,能遇到一位自己衷心倾慕的老师固然是很美妙的事,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谁知道,也许他就坐在我的前面,我只是有眼不识泰山罢了。
第二天晚上,我们与解脱的约翰的追随者共进晚餐。肯曾经为解脱的约翰写过序,并极力推崇他的新作《黎明之马圣约》(The Dawn Horse Testament)。很棒的一群人。我往往从资深的学生来观察他们的老师,这些人真的不能再好了。我们一起观赏一卷有关解脱的约翰的录像带,我发现自己对他的喜爱超过了预期,只是献身这条途径令我裹足不前,即使只是“献身”二字我都无法消受。在录像带中他指出,信徒首先要阅读他的教诲(他出了相当多的书),如果了解了教诲的内涵觉得受到感召,再与他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听起来好像一旦变成他的信徒,相信了他的教诲,就完全被他掌控了;我不得不承认我抗拒这样的说法。这也许是我需要对治的神经过敏,但也必须等我准备好了才能做到。
后来阅读《黎明之马圣约》,我发现他理出两条非常清楚的道途,其中一条是信徒或献身者的途径,另一条则是探究者的途径,这其实就是肯所说的他力与自力之分。我很喜欢他在书中所阐述的理念,特别是对关系的解析,他指出私我只是关系的紧缩与逃避。我确实发现私我就是企图逃避关系的各种反应。我发现自己常觉得受到拒绝,然后就会防护自己以抵御外来的羞辱与伤害,进入所谓的“私我的仪式”(egoic ritual),也就是退缩、逃避与私我防卫。我想到他的教诲中所强调的:不要把当时的情况夸大,要停止抗拒,停止各种心理反应,停止惩罚对方。在这种时刻,我不能收回我的爱,不能孤立自己,反倒要让自己去经验那份伤害,他说:“练习安住在爱的伤痛中。”你不可能不受伤,受伤时你要觉察,你要继续去爱,不要退缩。他说:“如果你能安住在那份伤痛中,你会知道自己仍然需要爱,知道自己想要给予爱。”
我决定回到屋里去,我想爱迪丝大概再有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我该准备一些午餐,反正松鼠也不见了。崔雅正在塔霍湖整理剩下的东西,好搬到磨坊谷的新房子去。
总而言之,事情的进展颇为顺利,至少在快速改善中。我同意崔雅对西摩尔所说的,有一个弯已经转过来了,其实应该说是很多弯都转过来了。
我做了三明治,倒了杯可乐,坐回前廊。太阳逐渐攀上茂密的红杉林,它们实在太高大了,太阳几乎得到中午才露脸。我非常期待阳光照到脸上的那一刻,它提醒我事情总有新的开始。
我想到崔雅,想到她的美、她的诚实、她无染的心灵,她对生命的那份巨大的爱以及她惊人的毅力。她真是集“真善美”于一身。天啊,我爱这个女人!我怎么能将自己的磨难归咎于她?我怎么能给她带来如此大的痛苦?遇见她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一件事!从见到她的第一眼开始我就知道,以后无论做什么、去到何处、遭受何种的痛苦,我都会伴随在她的身边、帮助她、扶持她。我居然忘了生命中最深刻的决定,还诿过于她!难怪我会觉得连灵魂都不见了,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我已经原谅了崔雅,也以极缓慢的速度原谅自己。
我想到了崔雅的勇气。她完全拒绝被这一场磨难击倒。生命打击她,她站了起来,生命再打击她,她还是站了起来。去年发生的那些事件使她的韧性大为增加。我认为崔雅的人生第一个阶段的力量是来自战斗意志,第二个阶段的力量则来自臣服。以前她总是准备迎战、肩负起一切,现在的她则开放自己,让一切穿过,这股力量的背后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绝不妥协的诚实。即使处在最糟的情况,我也从未听过她说谎。电话铃响了,我决定让录音机录下对方的留言:“喂!泰利吗?这是贝尔克大夫的诊所,请你来一趟好吗?”
“喂!我是肯,发生了什么事?”
“大夫想要和崔雅谈谈检验的结果。”
“没出什么事吧?”
“医生会解释的。”
“好了,女士……”
“医生会解释的。”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二十九
“嗨!爱迪丝,请进,可不可以给我几分钟?刚才接到一通怪电话,我马上就来。”我走进浴室,洗了一把脸,照了一下镜子,我记不得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在医生的办公室等候,想必又是另一场噩梦,我只好封闭我的知觉。我在自己的灵魂上罩了一层自制的面具,这样我才能以学者的立场接受采访。我和爱迪丝见面,脸上带着石膏般的笑容。
爱迪丝到底有什么特质?她的年纪大约50出头,明亮、开朗的脸庞有时几乎是透明的,然而她也是非常坚定、有自信的。不消几分钟就能让人感觉她很诚恳,你觉得她会心甘情愿为你做任何事情。她大部分的时候都在笑,但不勉强,她应该是既坚强又敏感、会在苦中作乐的人。
我的心仍然封锁着,不去设想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我惊讶地发现,这是我15年来头一次接受公开访问。因为拒绝采访,我的周围逐渐形成诡异的光圈。这原本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决定,没想到却助长了强烈的臆测。人们经常问道:威尔伯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存在过?爱迪丝投在《时代周刊》的那篇访问稿,劈头便写着:
我听说肯·威尔伯是一名不接受采访的隐士,这使我对他更加好奇。到目前为止,我对他的认识都是从阅读中得来的。他的书显示他具有百科全书的知识,他的头脑似乎能处理各种不同的典范,他的写作风格充满强有力的生动描写、不寻常的组合力和罕见的清晰思维。
我写了—封信给他,没有收到回音,于是我飞往日本参加一个由国际超个人心理学会所举办的会议;根据议程表,威尔伯是其中一名讲者。春季的日本非常优美,日本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令人难以忘怀,然而肯·威尔伯还是没有出现。即使没有出现,人们仍然投射了许多希望在他身上。隐居确实是个不错的公关策略——如果你的名字是肯·威尔伯的话。
我询问有谁认识他,学会的会长西塞尔·伯尼回答说:“我们是朋友,他很可亲,一点也不矫情。”
“37岁就写了10本书,他是怎么办到的?”
“他非常努力,又是个天才。”西塞尔给了我一个简洁的答案。
透过几名朋友还有他在德国的出版社,我再度说服他接受采访。后来我到了旧金山,他仍然没给我答复。突然他来了一通电话:“好吧,你到我家来吧!”他的客厅放了一套户外用的桌椅,从半敞的门缝中,可以看到地上摆了一张床垫。肯·威尔伯光着脚,衬衫的扣子没扣,这是一个温暖的夏日。他替我倒了一杯果汁,面带笑容地对我说:“我确实是存在的。”
“爱迪丝,我确实是存在的吧!”我笑着对她说,这整件事对我而言是极为可笑的——我想到盖瑞·特鲁多(Garry Trndeau)的名言:“我一直想培养一种不需要现身的生活方式。”
“爱迪丝,我能为你做什么吗?”
“你为什么拒绝接受我的访问?”
我告诉她我所有的理由——最主要的是,访问太分神了,我真正想做的事只有写作。爱迪丝非常专注地聆听,脸上带着微笑,我可以感觉到她的热情。她待人接物的方式带有一份母性,声音里有一种仁慈。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特质反而令我更难忘怀内心那些不时浮现的忧愁。
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内容涵盖许多,爱迪丝自在又机智地与我进行讨论。当她谈到这次访问的主题时,她按下了录音机。
爱迪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