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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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而搞配售制是恩赐观点，都是错误的。
高岗对刘少奇的意见不仅这些。
3、关于经济建设方针的设想
1949年8月，高岗在东北施政方针中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的建设方针。而刘少奇的主张是：在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才能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并积累资金去发展重工业。46
1953年，毛泽东提出在10～15年内基本实现向社会主义过度的总路线。根据这个总路线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了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合国防现代化的方针。
4、关于工会立场
解放前，企业工会是维护工人利益的群众组织。建国以后，工人阶级的地位变了，企业工会同行政的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
1950年7月，邓子恢在中南区总工会的一次报告中提出：“公营企业中的工会工作者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在‘基本立场’和‘具体立场’上有所区别……即使在公营工厂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利益’和‘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务，而不能脱离这个基本任务，形成为‘厂方的附属品’，当厂方某些规定与措施对工人不利时，工会工作者就应该反映工人意见，同厂方商量修改完善。”
1950年8月4日，刘少奇为中央拟稿批转了邓子恢的报告。批语说：这个报告很好，望照子恢同志的做法，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同时，邓子恢的报告先在《工人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高岗不同意邓子恢和刘少奇的意见。1951年4月，他主持写了《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的文章，针对邓子恢的观点进行批评。他认为，公营工厂中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矛盾，行政与工人利益是一致的，因此，行政与工会的立场没有不同，所谓“具体立场不同”，既模糊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又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公营企业与私人企业在本质上的区别。
高岗把文章送给毛泽东审查修改，并请示可否在报上发表。当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给毛、刘写信，认为“用正面批驳的方法不适宜。”1951年5月10日，刘少奇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同意高岗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讲清楚。”刘少奇又给高岗写信说明文章暂不发表。
1951年10月，李立三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在工会工作中的两种意见，并表明自己的态度，认为公私关系问题，不仅在目前国营企业中，而且在将来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对内政策上，也是一个主要问题。“否认公私兼顾的原则可以运用到国营企业的意见，可能是不妥当的。”
毛泽东由此认为工会工作中有严重错误。
不久，李立三受到批判并被解除职务。高岗认为李立三的错误与刘少奇有关。
此外，高岗在党的组织建设、干部任用等方面对刘少奇也有一些意见。
总之，高岗在主持东北局的工作期间，在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方面，确实与刘少奇有一些分歧，而且他的意见往往得到毛泽东支持，也得到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些领导干部的支持。
其实，对一些问题有不同意见并发生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也是有益的。遗憾的是，在这些分歧和争论的过程中，缺乏正常的民主气氛，常常把这些分歧和争论同对个人的态度，同对毛泽东或对刘少奇的态度联系起来，与路线斗争联系起来，稍有不是，就说是反对谁，甚至就是“反党”。
1952年秋，党中央决定调高岗到中央工作。10月，高岗带着东北的成就与辉煌，也带着对刘少奇的这些分歧与不满到北京去上任。后来，分歧与矛盾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深了；他对刘少奇的看法也由在某些问题上的不满，最终发展到对刘少奇的成见，甚至对其革命品质产生怀疑，以致要把他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他做梦也想不到，来北京仅仅一年，自己被打得粉碎。
注释和出处
1 横山县原称怀远堡，与李继迁寨原来均属陕西省米脂县。清朝设怀远县，1914年设立横山县以后，李继迁寨属横山县，《辞海》第1977、3026页。
2 当时有人以贯彻省委反右倾机会主义，清洗部队内部不纯分子为由，逮捕了刘志丹，开除了刘景范，打死一个大队长和副大队长，缴了二支队的枪，解散了二支队，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武装受到严重损失。198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108号文件明确指出：“三甲原事件”“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0页。
3 王首道的回忆。《陕甘宁边区民主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第404页。
4 王首道的回忆。《陕甘宁边区民主根据地》，第404页。
5 王首道的回忆。《陕甘宁边区民主根据地》，第404页。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7页。
7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编：《洛川会议》，《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0页。
8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期四天。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飞报告，并作总结。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此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了抗战的持久性，提出了红军的基本任务和作战方针。指出：日本的主攻方向是华北，上海是日本进攻的辅助方面。在此情况下，我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是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处。我军的基本任务是：1、创造根据地；2、牵制和相机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而不是战役战斗的配合）；4、保存和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应是，独立自主地山地游击战；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创造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第200页。
9 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之回忆录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第1～103页。
10 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第1～103页：1938年为51。6％，1939年为85。79％，1940年为74。7％。
11 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第1～103页。
12 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第1～103页。
13 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第1～103页。
1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69页。
15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142页。
16 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曾提出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当时毛泽东主张现在不提这个问题。此后，张闻天名义上仍是总书记，而实际上把工作逐渐转移，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决定，他只抓宣传教育工作。张培森：《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302页。
17 《辽沈决战》下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90页。
18 《辽沈决战》下卷，第590页。
19 《辽沈决战》上卷：黄克诚：《从苏北到东北》，第184页。
20 引自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168页。
附录二 怀英阁
横山，知道这个地方的人不很多，但那首“对面沟里流河水，横山上下来些游击队”的山歌却很出名，尤其那唱遍全国，乃至响彻宇宙的《东方红》，就是从这里唱出去的。如今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还能不时看到曾经遍布全国的红太阳衬着大海波涛的画面——这里的人们依然怀念着那火红的年代，以及曾经为老百姓做出贡献的人们。
离横山县不远处，有个叫庙湾的地方，一座十分精美的石牌坊耸立在山脚的公路旁，令过路人赞叹不已。
过石牌坊上山，便是庙区了。庙湾，顾名思义，是一处集天地间各路神灵的地方，大至玉皇大帝，小至无名小神，有的修了殿堂楼阁，有的只有在山石上挖一小洞，里面刻一小神像，都可享受人间香火。在庙群的东南角，还专门为女神们修了一座小院，与男神庙隔开。离山顶不远处有停车场、宗教事务管理机构和众多道教界人士，管理庙宇和接待游人都由道士负责。由此上行几十米到庙区的最高处，见两座并列的楼阁，那琉璃瓦顶的，便是我们要寻访的“怀英阁”。
跨进院门，迎面看见“怀英阁”额匾高悬于门头，那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题写的。门内是写有“饮水知源”的影壁，绕过影壁，便是大堂。大堂正中是毛泽东的立像，四位陕北革命领袖谢子长、李子洲、刘志丹、高岗的半身像分列其左右；四壁有县文化馆制做的陕北革命历史连环画，也有一些老同志的题词之类，还有一些老同志题写的条幅或镌刻在柱子上，或悬挂着。在塑像的两侧还有八字形摆列着的几块画有革命史的宣传牌。总之，感觉比较繁杂，但却表达了人们对先烈们的一片怀念和敬仰之情。
楼上是三位领袖毛、朱。周的坐像并列在一个高台上，背景是红太阳照耀着陕北的山川；四壁也有讲述共产党、毛泽东功绩的连环画。怎么没有刘少奇呢？也许是因为他当时不在陕北吧？
出得门来，扶栏远眺，山川尽收眼底，豁然开朗。见旁边那座与“怀英阁”并列的楼阁，便问道士，此为何庙？
答曰：玉皇大帝。
又戏问：毛主席怎么和玉皇大帝平起平坐？
道士认真答道：“毛主席说过‘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能行！”
再细看，玉帝庙虽然也是两层楼，但却是灰砖青瓦结构，比起毛泽东“庙”的水泥加琉璃瓦来，逊色多了。
又问为什么要把怀英阁建在庙群里？
答曰：政府经费困难，放在这里好管理，是“以庙养馆”
原来如此！毛主席要是知道自己靠庙里的香火钱养活，会怎么想呢？
后来参观李自成纪念馆，它修建在城内的一个庙区里，也是“以庙养馆”。不知这“以庙养馆”是不是陕北人民的发明创造？
最后，我们在院子里见到一尊石碑，记录着当地老百姓为修建“怀英阁”集资捐款捐物的明细账目，总计14万余元。接待者还告诉我们，除了这里，榆林地区还有两处“怀英阁”。
十多天后回到北京，看到一部新华社记者拍的内部参考片，说榆林地区群众那么贫困，却大修庙宇，大搞迷信活动，其中特别提到集资就、十几万修建“怀英阁”，解说词还说（大意）：“反党分子高岗的塑像赫然列在毛主席身边……”。
问题严重了。后来怎么处理的，不得而知。它，这座凝聚着陕北干部群众对革命前辈思念之情的“怀英阁”，如今还在吗？
2007年7月于北京
结束语
在本书即将结束时，作者诚恳希望和读者一起以平静的心情来审视、剖析这个值得反思的历史事件，了解其发生、发展的深刻原因和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的确光荣、伟大、正确。但也有不足的一面。其最大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党内斗争时有发生，思想认识的、路线方针的、牌匾集团的，甚至以我划线的……斗争批判，肃反清洗，屡见不鲜。残酷的党内斗争造成的冤假错案之多，自我损耗之大，难以估量。而受到伤害的人，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有时甚至远远超过敌人所能加害的程度。如果没有那么多那么大的内耗，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肯定会取得更大更好的成就。
高岗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正如本书所述，固然与当事人有着直接的关系，有其具体的特定原因，但细细想来，像其他内耗事件一样，还有着多方面的共同的原因。
高岗和所谓“高岗反党集团”，“高饶反党联盟”，所涉及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经受了艰苦的战争年代的考验，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他们为什么，又怎么会在短短一、二年之内，就背叛党，背叛他们为之奋斗多年是革命事业，而成为“反党分子”呢？50多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