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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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的问题，要你自己给中央写信提出；
李力群可以考虑安排工作。
从此以后，除了习仲勋以外，再没有什么人来看望高岗。习仲勋是受中央委托来做高岗的思想工作的，有时来询问一些历史情况。
这段时间，高岗已能够比较冷静的看待刘少奇的报告和周总理的总结。1954年4月3日，他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并请周转交给毛泽东 【注5 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中共党史人物传》8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06页。】（此信未经赵家梁之手，他后来才知道），表示“同意周总理总结的精神”，要“从历史根源、思想根源进行深刻的彻底的反省”，并“向党和毛主席保证：过去犯过的可耻的叛党自杀行为不再犯。”
习仲勋来，有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向他透露一些外面的消息，如；
东北也在召开高干会了，某某回去参加揭发你的问题；
罗瑞卿、周桓等人在座谈会上很活跃；
有人提出要开军事法庭审判你；
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他们都过不了关，说他们与你一起反党，是个反党集团；
某某承认自觉反刘、反党；
已经成立了你的专案组，邓小平是组长，小平说你交代问题像挤牛奶……
这些，都给他的思想感情带来极大的冲击，他越来越感到迷惑，也感到歉疚：我能过得了这一关吗？就算我真的万恶不赦，为什么要把东北局的同志扯进来呢？
一天，他对管教人员说：我犯错误，是我自己的事情，不该牵连东北局的同志，他们都是为党工作，怎么可以说是我的”反党集团“呢？特别是明远和马洪同志，在东北局做了不少工作，很多政策是他们提出意见，由我出面。抗美援朝的后勤工作主要是明远抓的，他出主意，想办法，再由我出面提出来，他是有功的呀。明远不是我这个山头的人，从来不在我面前谈论少奇。现在他们受我的牵连，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他向管教提出：可不可以见见明远、马洪、郭峰？
李树槐说：不可能！现在你还要求见他们？
赵家梁也说：这不可能，人家不会来，中央也不同意。再说，你见他们，反而起不好的作用。
高岗很不服气地说：难道我还和他们搞串联吗？只不过是想当面向他们道歉……
后来，李树槐问李力群：高岗为什么要见明远、马洪和郭峰？是不是有话要对他们讲？
李力群说：不知道。你可以去问他本人，你也是陕北人嘛。
李树槐一陕北瓦窑堡人，原是朱德的卫士长，中南海的警卫处处长。临来高家之前，朱德嘱咐他好好照顾高岗。在高家，他偶尔乘楼上没人时上去看看。到了1954年7月，他就调走了，临走时他再三要李力群好好看着高岗，要谨慎，有些话不要随便说。
高岗的卫士长魏宝玉，在出事后不久也调走了。一次高岗问李力群：可不可以见见魏宝玉？还要求见习仲勋，都被拒绝了。
还有几件事可能影响他的情绪：一是李力群心情沉郁，时常对高岗发脾气；二是1954 年4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高革命警惕》，高岗看后，思想负担很重。
1954年4月7日一早，高岗郑重提出：要求赵家梁继续帮助他反省检查；恢复每天交谈；并表示保证服从管教。赵家梁诚恳答应了，希望他好好想问题，不要胡思乱想。
晚上，李力群从外面回来，对高岗说：饶漱石已经彻底交代了，你也该快点交代吧，不能老是玩儿。高岗听了很不高兴，拂身而起，很有气地说：“你离开我好了！”
1954年4月8日，高岗又开始反省他对刘少奇的问题，态度比较真诚、沉痛。他说，要说有“野心”的话，不是假的，就是想把刘少奇拉下来，不赞成他当毛主席的接班人。这个“野心”，何时才有的？是在财经会议前后，以前还没有。
这天午饭前，高岗再次要求赵家梁每天跟他交谈，帮他记录、整理并表示不再玩得太晚。当天晚上，果然早早上床休息。可是十天以后，又很晚才睡。他辩白说“上床早了睡不着，反而难受。”
1954年4月15日、16日两天，高岗着手起草《我的反省》。17日到19日，一面看稿，一面修改补充。20日起，一连好几天，高岗一面修改核定，一面誊抄，一天大约抄写几十页，五六千字，这对高岗来说，相当繁重，恐怕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一口气抄写过怎么多字。
这段时间，他好几次想找习仲勋、贾拓夫来，也曾问过安志文，马洪是否还在计委，能不能来。他很想知道他们对他的检讨有什么意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谁都没有来。高岗心里很不是滋味，说：既然他们都不来，我也不给他们看我的反省稿了。当天，他只请机要秘书董文彬给他提了意见。
1954年4月29日上午，高岗还是叫人把反省稿给习仲勋送去 。傍晚，习仲勋把稿子退回，请赵家梁转告他：“篡党夺权的要害问题，只字未提”
高岗听了非常激动。经过一夜的反复斟酌，1954年4月30日一早，终于在反省稿的最后部分添上了：“实质上是企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位”。
这句话包含了多少委屈与无奈！在这个问题上，高岗一开始就“卡壳”。但经过几个月的抗争，最后还是不得不写下这句违心的话。他又特意用“实质上”、“企图”这样一些虚擬词，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又有谁去注意，去认真推敲其真实的含义呢？
这天上午，高岗这说了句：“那就只好这样吧！”就让赵家梁把这份二三万字的《我的反省》送交中央。
（四）在期待中煎熬
从1954年5月1日到6月24日，高岗进入了漫长的等待处理阶段。这50来天，从表面上看，高岗心情比较平静，看书、学习、打牌、下棋，每天傍晚下楼跟警卫战士一起打篮球，生活比较有规律。
1954年5月6日，他对赵家梁说，“我准备接受长期考验，现在你应该相信我不会再自杀了。”“现在，我没有事了，你们可以白天出去工作，晚上回来。”“唉！我把你们拖累了，很过意不去！你放心，不会出事了。”
但他内心真的如表面看到的那样平静吗？许多迹象表明并非如此，他不时流露出内心的矛盾与不安。未来究竟将会怎样？他心中没底。生活待遇肯定是要变的。1954年5月的上半月里，他不止一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现在等着中央处理，不会错上加错了。”还说：“伙食太好了，要节约些；汽车用不上了，交上去吧；这房子太大了，换个小点的吧；秘书和警卫当然也不需要了，大家可以放心地出去工作。”
这些，他都不在乎。想当初，他高岗又什么？穷光蛋一个。今后大不了一切从头做起。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中央将会如何处置他？反省稿交上去以后，他以为中央会很快处理他的问题，至少会派人来和他谈谈话。后来他感到事情并不像他估计的那样简单，内心便又起了疑虑：还能保留党籍吗？还能叫我为党工作吗？那将是什么工作呢？他苦苦猜想，却怎么也猜不出结果。
1954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高岗经常到赵家梁房间去，甚至一天去好几次。他发现这段时间赵家梁经常不在，便起了疑心，以为赵家梁不愿意再在这儿工作了，很快就要走了。于是私下对李力群说：“赵秘书变了，不亲近了，找了他好多次都不在。”
李力群只得安慰他：“赵秘书不是那种人，也许他有别的事去了，你别瞎猜乱想。”
一天晚上，高岗找赵家梁下围棋，正巧赵又不在。于是他要卫士长白俊杰学围棋，以取代赵。为这件事，他有好几天都唉声叹气。其实，这段时间，赵家梁到计委学习四中全会文件，或是去什坊院宿舍查看为高岗选的新住处，所以有几次高岗找不到他。后来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叫赵家梁不必参加计委的学习，这场误会才过去。
就在高岗一个人沉浸在这种永无尽头的苦思苦想中时，想不到有一天，李力群忽然对他说：“你现在没有什么事了，我也该回机关去工作啦。”
他马上想到：连小李也不愿跟我一起学习了，是不是要弃我而去？他一下子激动得落泪，急切地说：“早就料到有这一招！希望你以后每礼拜回来看看孩子。”
他心中仍惦记着过去一起工作的同志，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会不会受到牵连？他多么想和他们见见面，好好谈谈啊！于是，他又一次提出想见见贾拓夫和安志文等人。
赵家梁说：“这件事，上次你就提出过，他们没有来。这次再提，会让他们为难的，不过，我可以把你的要求反映上去。”
过了两天，他又说想去西郊公园。
“去干什么？”
“随便走走，出去散散心。”
赵家梁耐心地劝道：“公园里人那么多，难免碰见熟人，你会觉得不好意思的，我看还是不去的好，你看呢？不然，我跟上面说说？”
“算了，算了，不去了！”他一脸的无奈。
其实，他提着些要求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想通过这些，看看对他的管教有没有变化。
这段时间，还有几件事明显影响高岗情绪。
一是李力群怀孕了，妊娠反应很强。这个孩子来得真不是时候啊。
1954年6月17日中午，高岗到赵家梁房间，对赵说：“有一件私事，万分恳求你帮忙解决一下，小李怀孕了，天天吐，天天哭，白天黑夜闹得不安宁，很苦恼，我非常希望能让她去动手术，好让我也安心一点。我已经有那么一大堆孩子，又有孙子，将来经济负担也成问题。她动手术期间，你们要是不放心，可以叫小董或老白来跟我住在一起。我反正什么坏念头、坏思想也不会有的。我好好念书、学习，增加一点马列主义，将来如果党不能宽恕我，要处我死刑，我也接受。这是打比方说的。”
为了李力群要求流产的事，高岗又两三天独自踱步至半夜以后。
他们的要求报告杨尚昆后，杨尚昆找李力群谈话，问高岗对这件事由什么意见？
李力群说：他说他的问题解决不了，不想要这孩子。
杨说：既然这样，就不是我们强迫你们哟。又说，你好好劝劝他，毛主席本想找他谈话，但他一自杀，毛主席就不好见他了。叫他以后别再要求见毛主席了。他就是有野心嘛，承认算了。对他也要历史的看。
1954年6月23日，李力群去住医院，临走前，一再叮嘱工作人员，要注意高的安全，不要给他安眠药。高岗对她说：“你放心去吧，不会有事的！”
李树槐听说这事，叫他女儿到医院看望李力群，说他很惦记她，叫她不要做手术。
谁都没有想到，医生认为李力群的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做流产手术有危险，不同意手术，结果孩子保留下来。这无疑增加了高岗的心理负担。好在孩子们陆续回来过暑假，此后半个月，高岗时常跟孩子们一起玩，似乎比较平静。
李力群住院期间，高岗每晚服用的安眠药由值班人员负责管理，并在值班人员的监督下吞服。他很有情绪，多次说：你们给我的药是假的，我不要！有一次甚至当着值班人员的面把药扔在痰盂里。管教人员批评他，他赶忙承认错误：“对不起，是我不对，今后一定注意！”
1954年7月上旬，高岗左臂麻木酸疼，医生说是末梢神经炎，打了几天针，就不要医生来了。
第二件事，也是令高岗难过的，1954年6月22日，孩子们回来说：同学们说你是坏人，有的还欺负我们。
他听后，伤心地落泪了，天啊！怎么会这样？孩子们有什么错？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们？我是坏人？那天，他的情绪极坏，终日唉声叹气，一反常态，没有打篮球，也没有玩牌。
第三件，服务员小张说，反映西北革命斗争的连环画小人书，因为里面有高岗的事迹，现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已经停止出售了。高岗听说后，对值班卫士说：“我犯了错误，连西北闹革命的小人书页不让卖了，唉！”
本来，那段时间，他对未来还抱有一线希望，热切盼望中央派人来和他谈话，尽快对他作出处理，重新安排工作。他对这种无休止、无人理睬的管教生活已厌倦了。现在，这一连串的事情，使他稍稍平稳的情绪又起波澜，困惑、不安与悲观情绪日益加重，还有什么前途呀？什么学习、提高，去它的吧。他开始把大量时间用来跟工作人员玩，跟孩子们玩，以此来掩盖他内心的焦虑。
（五）紧张绝望
快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1954年6月28日起，高岗比较注意听广播、看报纸。1954年7月1日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陆续报导各地选出的人民代表名单，高岗很注意地侧耳倾听其中有没有自己的名字。结果令他失望。他表面上跟往常一样，实际上情绪越来越坏，内心越来越不安。他把人民代表名单与对他如何处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既然名单上没有他，那就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