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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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历史的总结
回顾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的历史，尽管在出关初期的半年多，对一些问题发生意见分歧，甚至造成一些失误，但那不过是前进中不可避免的曲折。总的看来，东北各项工作的成就是伟大的，对全国解放战争所作的巨大贡献不可磨灭。
1948年大军进关前夕，东北局于11月23日在沈阳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全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注37　该决议于1949年5月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对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当我们开始进入东北，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帮助下，曾经利用和平烟幕进兵东北。接着又依靠其当时军事上的优势，配合东北反动势力，向我作大举进攻，企图消灭我们于立足未稳之时，当时情况，极为困难。尤其是当时东北党内少数领导干部所存在的错误思想，更增加了当时的困难。这些同志对于敌人的和平阴谋抱着很大的幻想，对敌我力量的对比，以肓目的乐观代替了冷静的科学分析，对旧政权旧军队敌伪残余分子和阶级本质，缺乏阶级的分析，过份强调少数一时不能取得的中心城市的作用而忽视了广大的乡村，因而使他们违背了毛主席1945年12月的指示，在坚决依靠东北人民坚决消灭敌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种政策上发生了许多原则性的错误。这是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少数同志丧失阶级立场的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这种倾向，一开始就遭受到另一部分领导干部的坚决反对，但仍给予东北人民解放事业以很大的损失。直至1946年东北局“七·七决议”之后，才在全东北党内贯彻了毛主席1945年12月的指示，克服了党内右倾危险，使全党同志团结在东北局周围，同心协力，坚决依靠群众，动员1。2万干部深入农村，实现土地改革，发动农民斗争，消灭封建势力，消灭土匪，使反对蒋美匪军的战争成为广大东北人民参加的人民解放战争，在整整三年的艰苦战争中，在正确的军事指挥之下，不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使东北人民解放军迅速从防御转入反攻，以致最后彻底的全部消灭了敌人，解放了全东北。
我们还要引用陈云在会上说的一段话：
东北解放的原因，一是中央领导的正确，二是有国际援助，三是关内的配合，四是前后方的努力。如果前面三条都有了，第四点是有决定意义的。
第四点里有几条，可能在现在与以后，都会有不同意见，首先是对形势的认识，其中包括和与战、敌我力量之强弱、独占东北、优势与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七？七决议”之前就有争论，“七？七决议”以后也有，但是，另外的意见占了领导地位。这种争论在部队、在地方都有，这决不是个人意气，而是原则上的争论。因此，东北局的改组很有必要，否则搞不好。再就是1。2万干部下乡，没有这点，我们立不住脚。三是仗打得好。形势不利时，我们正确的退却（比如不打第一次锦州之战），该打时就苦打硬打。四是“七？七决议”后，东北局领导同志高度的共产主义的团结，这是有很大意义的。这里林、罗以全力照顾地方，地方优先照顾军队，这就合拍了……
罗荣桓认为：
胜利原因是在东北局统一集中的领导下，贯彻了中央方针，完成了土改，进行了建设，创立了强大的军队，以这来解决历史上的争论与教育全党。历史的争论，事实已做了结论。
形势问题，有所谓独占东北的口号。这一口号存在侥幸心理，是对和平发生幻想，想靠红军保镖。后来又有一战（决胜）的问题。这还是和平幻想……
毛主席1948年12月的电报，具体解决了形势发展的问题。但“七·七决议”以后才贯彻了毛主席的方针。从三年的战果来看，更证明了“七·七决议”是正确的。
胜利时指出这一条很必要，这不是仅是为了回答过去的争论（这在事实上已做了结论），而特别重要的是教育了全党干部。
历史已经过去60多年，回顾这段历史过程，应是认识与实践逐步统一的过程。认识与实践脱节，主客观的脱节导致战略上的失误。对这个失误，彭真有责任，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刘少奇也有责任，而且责任可能更重些。然而在“七·七决议”以及1948年11月会议决议中，却以毛泽东的“一二？二八指示”为线定是非，过多追究个人的责任。这些是是非非，影响到东北干部的团结，甚至使得一些人结怨甚深，延续多年。
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说：彭真在东北的错误只有半年，当时有许多情况都不清楚，不能算路线错误，只能说是“路线性的错误”。1953年在财经会议上，他再次提起，说一波的错误与彭真在东北的错误不同，彭真的错误是“路线性”的错误。
1985年编写《辽沈决战》一书时，双方重开论战，陈云和彭真各自组织人写了该书的“综述”。彭真认为他当年是执行中央的指示，并无大错。两篇文章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说：这件事就不要再争了。两篇文章都不发表，一起存档。
这段历史孰是孰非，自有后人去评说。但要说高岗从那时就反对刘少奇，就有野心，甚至要夺权，显然根据不足。反之，要说彭真等人那时反对林彪和高岗是“有先见之明”，甚至以此说明林彪、高岗之“一贯反党”，亦不符合历史。
历史就是历史，既不能以今天的正确来掩盖过去的失误，也不应以今天的过错，甚至罪行来否定过去的功劳。
五、建设新东北
1949年初，中共中央决定由高岗担任东北地区党政军第一把手的工作。9月，在全国政协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支援全国解放，建设东北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高岗做出了很大成绩东北的成就受到毛泽东多次赞扬，不止一次号召全国各地向东北学习，要求领导干部向高岗学习。
（一）战略转变
早在1948年3月东北大反攻开始不久，东北局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今后东北的基本任务是：努力发展农业与工业生产，增加我们的物质力量，改善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满足前线大兵团集中作战的一切需要。”1948年11月23日，大军进关前夕，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局扩大会议决议再次确定：“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巩固东北，支援全国，及时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东北必须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争取全国革命彻底胜利，使巩固新东北建设新东北与争取争取全国胜利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并使前者为后者服务。一切为了支援与争取全国战争的胜利，仍然是东北党的战斗的口号”。决议强调：“必须百倍加强党在东北一切建设中的领导”，“加强党内组织统一”，“加强全党的团结，以保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实现”。
东北全境解放，为东北和平建设创造了条件。1949年春，东北局适时地把党的工作中心由农村转入城市，开始了全面恢复工作。
1949年8月22日，在东北人民代表会议上，高岗代表东北局提出《关于东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的建议》，37再次强调：“东北是全国的有机部分。因之巩固与建设新东北的任务与争取全国革命彻底胜利的任务必须密切结合，并使前者为后者服务。”
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归来途径沈阳时，指示东北局：“要把东北建设成全国工业化的出发点和重要基地，出机器、出人才，支援全国”，确定了东北率先发展的方针。
1950年3月，在东北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高岗代表东北局作《站在东北经济建设的最前面》的报告，进一步号召广大党员投身到东北的经济建设中去，并明确将毛泽东的这个要求列为东北经济建设三年计划纲要的战略目标。随后，东北人民政府通过了20年规划和三年经济计划纲要，提出1950年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首先是恢复国营企业的生产。
1、狠抓党的思想作风建设
环境变了，党的中心任务变了，党员的思想作风也必须随之而变。1949年，东北局首先在全区开展整风学习，以使全党从思想上、作风上跟上新的形势，在经济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这年8月，高岗随刘少奇访苏回来以后，针对当时党内一些思想状况，提出名誉、地位、物资待遇应当给谁的问题。9月8日，高岗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荣誉属于谁？》的演讲，指出由战争转变到和平建设后，党的中心任务也要转变。过去是以战争为标准看一个干部，现在要以基本建设为标准考察干部。他全面阐述了经济建设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及提高全党干部革命事业心的必要性；严肃批评了那些“不求进步。不研究改进自己的工作，好讲求名誉地位，计较物资享受”的干部。他指出，共产党员应该认识，荣誉地位“首先应归之于工人阶级，归之于人民大众”，“物资待遇的提高，也首先是人民大众的。只有人民大众有了地位，提高了地位，我们共产党员也才有地位可言”；“要懂得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就是党的利益”，“至于荣誉，那是人民根据你对于整个事业的贡献而给予你的鼓励；地位，是人民给你的责任；物资待遇，是人民根据你的贡献给的酬劳。”他提出，过去看一个干部，是以战争中的表现为标准，现在要以经济建设中的表现为标准。
这个报告反映很好。后来经过李荒、马洪等人修改，李富春把题目改为《荣誉是属于谁的？》，送中央审查。毛主席和刘少奇都看过这篇文章，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东北日报》于1949年11月10日发表，后来《新华月报》、《活页文选》分别转载，新闻电影制片厂也搞了一些以此为题的节目，在全国宣传。
后来批判高岗时，有人说他用名誉、地位收买人心；也有人说这个报告是他剽窃别人的文章。但事实并非如此。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全党，在党的中心工作由战争转入和平建设以后，要学会搞建设，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保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高岗正是根据这一精神和当时东北的实际情况提出“荣誉属于谁”的问题。至于报告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乃至提纲都是他自己提出的，马洪只是帮他整理加工成文稿。像这样由秘书或写作班子帮助整理加工文稿的情况，不止高岗一人。这是否能算是“剽窃”呢？
党中央对东北的整风给予充分的肯定。195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此后，东北的整风运动更加深入展开。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东北局又在全区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纯洁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素质，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2、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
1949年1月，东北局成立了东北计划委员会及各级计划机构，制定了1949年的经济恢复计划。同时，按照党中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并采取张闻天《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主张，38　结合东北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东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于当年8月经东北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其中确定了从1950年到1952年各项事业的恢复发展目标：“以全力争取吧工业生产设备和农业生产设备恢复到1944年的水平，并适当的改造原有殖民地的经济结构，使之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为发展东北经济与为全国工业化准备条件”，“工业方面以最大的努力恢复国营重工业，同时也注意轻工业的提高。农业方面是提高生产量……改善农民生活”，同时制订了为实现这些目标应采取的措施。《施政方针》把加强国防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提出，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解放军总部的统一领导与指挥下，首先担负起建设正规化国防军的任务，特别提出增设各种特种部队，使我国的军队迅速正规化并逐步近代化。尽管当时没有预料到1950年发生抗美援朝战争所带来的困难，但经过全区军民的艰苦努力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到1952年，这些目标都提前超额完成，为大规模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充分发挥作用。
3、大力培养各种技术干部，广招人才
伪满时期，东北的技术人员有许多流亡关内；东北解放后，绝大多数日本技术人员被遣返回国。因此，东北的技术人才奇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一方面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工会，“用各种办法来培养、教育大批个人干部”；并在报刊上发表《欢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任务，培养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