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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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岗死后的许多年里，毛泽东仍然经常提到他。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提到高岗，提到高岗之死，他说：“高岗的事，我有责任，约了谈话，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拟保留中央委员，回延安，本人也愿意。后来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注13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49页。】
在高岗长达半年的管教期间，特别是最后一个月里，管教组多次向中央打报告，甚至打紧急报告，要求中央尽快派人与高岗谈话，均无答复。难道毛泽东真的忙得连打一个电话，或命人转达一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么？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批高级干部悲惨死去，不都是在这样表明上不闻不问，实则胸中有数的情况下发生的么？
庐山会议期间，上山斗争彭德怀等人斗得轰轰烈烈；北京城里也在追查彭德怀与高岗的关系。原东北局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又被召回中南海，不仅批判彭德怀的“反党罪行”，还要追查当年彭德怀与高岗有什么“阴谋活动”。李力群也被软禁起来，要她交代高岗与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的言行。
一天夜里，安志文把李力群接到彭真家里，安子文和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也在座。彭真重点问她高岗与彭德怀、林彪、陈云的关系。他说，彭德怀反对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吹捧高岗，不提毛主席。说高岗和林彪。陈云的关系很好，“你好好想一想，他们在一起都说些什么？”李力群心里很害怕，什么也说不出，只是不停地流泪。
不经中央同意，某个政治局委员单独秘密调查另外一些政治局委员的言行，这种做法，难道是正常的、合法的吗？反过来说，不经中央同意，彭真等人又怎敢擅自做这种秘密调查？那么，是谁批准的？目的何在？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再次批判“右倾翻案风”，小时《刘志丹》被说成是为高岗翻案的反革命作品，习仲勋、贾拓夫等一大批西北的干部因此受到审查，被打成“彭高习贾反党集团”。李力群再次被软禁、受到追查，要她交代高岗与习仲勋、贾拓夫等人的关系，问他：李建彤（刘志丹的弟媳）写的小说《刘志丹》你看过没有？陕北的一些高级干部到你家来过没有？他们都和你说了什么？1954年，习仲勋在东交民巷和高岗讲了什么？习仲勋与彭德怀有什么关系……
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展，毛泽东表现出对高岗的怀念。传说毛泽东曾对起草讨伐刘少奇檄文的人说：要是高岗还在的话，他可以提供更具体、更详细的材料。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当年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内容；“文化大革命”中所公布的关于刘少奇的许多罪证中，特别引人注意的从东北敌伪档案中搜集的材料，当年毛泽东就曾亲自让高岗去查过。这些材料当时没有公开，而今，却被公布了。然而，高岗当年因反刘少奇而获罪，现在却并没有因此而翻身，这又是为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些造反派不知深浅，成了了一个全国性的“揪高饶集团漏网分子联络站”。周恩来发现后，立即召见该组织的红卫兵头头，对他们提出尖厉批评：“你们这样做，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从此再无人敢动这个问题，当年被定为“高饶集团五虎将”的人也没有因这个问题再受到进一步的追究。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力群自然也免不了遭批斗，后来，周恩来向李力群所在单位打招呼说：“不要随便揪斗李力群。”
1970年冬天，在高岗去世16年以后，毛泽东忽然对高岗的遗属表示关注。根据他的指示，周恩来于1971年1月派人把李力群从“五七干校”接回北京。起初，按照李力群的要求，安排她到图书馆工作，但刚去不久，就被调回当时的科教组（即后来的教育委员会）。据领导人讲，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的，毛主席说，在西北、东北的干部中，她是有影响的人物，应该回科教组工作（她原来在教育部工作）。周恩来还指示中央组织给她恢复原来的待遇，补发了被扣发的孩子们的生活费。周恩来逐一询问了高岗的每个孩子的情况。当了解到他们因受高岗的牵连，升学和毕业分配都遇到困难时，立即指示有关单位，把他们都召回北京，按照党的政策，根据各人的条件安排工作或升学，不得歧视。由于她的住址和身份已经公开，为了她和孩子们免遭麻烦，周恩来不让她们回原来的住处，也不让她们住公寓，而是派秘书带着她一起选择了一处独院居住。周恩来中央细心周到地安排高岗的遗属，不仅仅是因为当年高岗托孤之情，更可能是毛泽东授意的。
1974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毛泽东指示将李力群安排为全国人大代表，并且列入国庆节登天安门城楼的名单。当时，四人帮爪牙迟群等人把持科教组，极力反对李力群党科教组的代表，周恩来便把她安排为天津选区的代表，出席全国人代会，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宴。后来，李力群又担任了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所有这一切，是否意味着毛泽东对高岗的难以启齿的歉疚，而又不愿公开认错的一种耐人寻味的心态呢？
“高饶事件”至今已过去50多年，事情似已完结，但并未完结。
11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许多冤假错案重新进行审查，予以平反纠正。人们也关注着“高饶事件”如何对待？
陈云说过：“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不要再讲了，再讲没有好处”，“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不要再提了”。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也承认：“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如土改时搬石头、反五大领袖；【注14　土改时，一些领导干部反对过“左”的做法，因而被当着“绊脚石”，把他们调离本地区，当时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搬石头”。“五大领袖”是指当时的村干部：即村长、村支部书记、民兵（排）队长。粮秣委员、妇女委员。】天津讲话，还是由缺点错误。”（1980年3月19日）
但是，他仍坚持认为高饶的问题不能翻。人民都说这个问题“很复杂”。笔者认为，最“复杂”的恐怕一是高饶对毛泽东的看法。邓小平是不是“投鼠忌器”，怕“泼脏水的同时，把孩子也泼了出去”呢？二是由于邓小平和陈云这两位当年揭发这一事件的人都不愿“翻”，而他们是那么的权威，中国人有恰恰最信奉权威的话。
或许正是基于这一思想，1981年，中共11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高饶反党联盟”或“高岗反党集团”等字样都从文字上消失了，只保留了高、饶两个人。对当年被打入“高岗集团”的五个人，中央都给予“实际解决”，而未予公开平反。这也许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总结历史，宜粗不宜细”的体现吧。不过，只要中共中央对高饶问题没有实事求是的说法，那么，这个问题还将会以讹传讹，谬误流传，遗患后代。
总的来说，笔者赞同邓小平的观点，对于毛泽东在中国历史的伟大功绩，必须给以充分估计。本书的宗旨并非全面评述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而仅仅是多“高饶事件”本身提供一些事实真相和思考而已。
附录一　：历史回顾
如今，50岁以下的人，对该国其人其事知之甚少。可是岁数大一些的人都知道，在20世纪40年代，乃至50年代初，他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这本书里着重讲述了高岗在1952~1954年所发生的事情，分析了他从权力的高峰跌至无底深渊的内在与外在的，历史与现实的因素。然而，似乎还缺少对其全貌的介绍。这个附录，就是概括地讲述高岗到北京之前的主要经历。之所以作为“附录”的原因，一是为了使正文的叙述更连贯，不致因高岗回顾历史而冲淡正文的气氛；二是为了给读者以选择的机会，如果您有兴趣、有时间，不妨一读这个附录，否则，可以忽略它。
高岗戎马大半生，曾经地位显赫，备享荣耀。有人说他是“西北起家，东北发家”。当他在管教期间回首往事的时候，对自己的辉煌依然满怀感慨，不无得意。
翻开已经发黄的。高岗反省的原始记录稿，第一页变色他回顾自己历史的提纲，两行粗大的字跃入眼帘；
西北：金边帽，东洋刀。复仇。
入党动机有报复
①西北：
胡永发、王世发、西河塔、富家山、
报复、武世晨、
金边帽，东洋刀。
入党动机有报复、
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员大批清洗叛党、
30年开始搞、刘高张、32年赶走、
33年1、2间、毕口、夏源领导兵变、6月26军全军没、西北抗日义勇军失败，省委大破坏、（杜衡、小张、陈建文叛变、白区党破坏）、中心转在桥山根据地（兆金）。我说过南有瑞金，北有兆金、南有井冈山北有桥山。那时觉得恢复党、军、根据地、
①大批的干部和劳动人民的创造、不是你一个好汉英雄搞起来、狡兔三窟、兆金、南梁、陕北、集体领导和人民的创造，（？）上不容、自己在关键上恢复了、把自己估计高了、把个人的作用夸大了。
②肃反是错误路线、出来后是愤恨、正因为这样、放出后中央挽救了这个地区、到军委从事武装动员部、郭调去搞蒙古地工作、工作不好搞经常打、表现过去自己的所为是坚定不移的、念念不忘。说苏武牧羊、流放去了、迟早要把我害了。这种情绪对郭很仇恨抱怨的情绪、很狭隘、不是从积极的方面想。
③在蒙古地工作、私人生活对我影响很深的、一片沙漠地、天天飓风、跑来跑去、生活确实腐化、社会反映是落后的。
我们的叙述就从这里开始。
一、身世、理想
悠悠无定河，如同岁月的长河，千百年来，流淌在陕北黄土高原，带着人们美好的希望汇入滔滔黄河，留下的却是无尽的苦难。这里山穷地瘠，十年九灾，战祸连连；官府横征暴敛，百姓流离失所。自古以来，这里农民反抗豪绅和官府的斗争不断，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农民领袖——闯王李自成就诞生在这个贫瘠而多难的地方。
早年，高岗的祖先逃荒来到陕西省横山县武家坡镇（现武镇乡）高家沟村开荒谋生。祖父高万智因贫困劳累中年早逝，高岗的父亲高仲来带着两个弟弟艰难度日，除农耕外，农闲时上山烧炭，运到长城以北蒙古地（内蒙）贩卖，有时也兼贩其他农副产品。
高岗原名高崇德，生于1905年8月30日（农历九月初二），兄弟姐妹四人，童年时，常随母亲挖野菜度日。八岁那年遭大天灾，母亲病逝，15岁的姐姐出嫁；六岁的妹妹给人家当童养媳，换的六吊钱。他11岁就和兄长一起帮人揽工放羊，艰难度日。
他十岁上冬学，【注1　冬学是一些进步人士利用冬季农闲举办的平民学校。】后入龙镇小学读书。1922年，17岁的高岗考进横山县第一高小，这期间，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风暴，把民主革命的种子播撒到这里。高岗在进步师生的影响和带动下，经常参加各种宣传活动。1925年春节过后，因闹学潮遭到校方和县府的严厉镇压，同学们拉着队伍到榆林去告状，得到榆林各个校的支援，全胜而归。这件事不仅给高岗极大的鼓舞，并且在斗争中结识了刘志丹，并成为挚友。1925年秋天，他考入榆林中学，1926年加入共产党。
1926年秋，高岗接受党的指示，只身去蒙古地（内蒙）撒播革命火种，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是年冬，又被派到西安中山军校受训，既是学员，有兼农运课的教官。这是他第一次接受正规的共产主义理论教育和军事训练，对他后来的革命道路有着重大影响。
30多年后，当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在童年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村里的大财主武世晨，仗着儿子在外当军官，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一次，武世晨的儿子回乡省亲，头戴金边帽，腰挎东洋刀，骑着高头大马，护兵前呼后拥，好不威风！高岗的心里真是又恨又羡慕，暗暗下定决心：长大以后也要带兵打仗，杀富济贫，为穷人报仇！也要做这样威风凛凛，出人头地的人！他承认，在他入党的动机里面，就参杂着这些很原始的复仇念头。
他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