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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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毛泽东1954年1月22日电报的指示，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于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希望他“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作出深刻检讨。然而，他认为自己只有错误，没有“罪行”，无论怎样深刻检讨，也达不到他们所要求的“要造反”的高度。
在此期间，高岗曾给陈云打电话，两人在电话里大吵一场。
随着会期日近，高岗的心情也日益烦躁不安。他认为刘少奇不会放过他，而且很可能在会上逮捕他（从1954年2月13日刘少奇、周恩来向苏联通报的情况看，高岗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他不止一次对别人说，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对陈云说，他准备去见任弼时（1951年去世）了；并偷偷把20粒安眠药“速可眠”胶囊缝在毛裤裆里，幸被李力群及时发现。
他很不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决定再给毛泽东写一封信，说清楚一切，澄清一些事情的真相，企望得到理解，消除误解和怀疑。
1954年2月2日（农历大年三十）下午，高岗把赵家梁叫到起居室。
“赵秘书，你坐！”说着，他自己也在赵家梁身边坐下，点燃一支烟，低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帮我写封信，我说，你记下，先空着抬头和落款，不要写是给谁的和谁写的。”
他停下来，又是老半天不说话，屋子里的气氛十分沉闷。
“这件事，这信的内容，是极机密极机密的，你要以党籍保证，绝不能泄露出去。”
高岗的态度十分严肃，声音低沉缓慢，给人的印象，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赵家梁从未见过他这样，深为吃惊，当即点头表示保证绝不泄露。
于是，他打开思想的闸门，从三点半钟一直讲到黄昏掌灯时分。最后又叮嘱一句：“整理好以后，把记录和草稿全拿来销毁。”
他首先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多次沉痛表示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辜负了党和毛主席的培养教育和信任，犯了严重错误。
说他错误主要是反对少奇，要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并列举了大约有十来条具体错误事实；对一些他认为信得过的高级干部议论刘少奇的缺点，并加以夸大；怀疑安子文拟的名单是少奇授意的；传播、扩散“有薄无林”名单，借以攻击刘少奇；主席追问扩散名单问题时，谎说不知，欺骗主席；一线二线问题，在杭州告诉林彪；跟陈云、邓小平讲轮流好；跟陈云讲“你一个，我一个，都当党的副主席”；与刘少奇、陈云谈话，不谈本质问题等等。
错误的性质与危害性，是破坏了党的团结，削弱了党的战斗力。
犯错误的根源主要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情绪，骄傲自满，错误地估计政治气候等。
接着，他讲了中央一些“自由主义者”【注21 高岗当年在检查反省时，常这样称呼同他一起议论刘少奇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名字，以及他们同他谈论过的一些不利于党内团结的言论的具体内容。如林彪怎么说，彭德怀怎么说，陈云怎么说……但他有意回避了毛泽东怎么说。
他最后说，这次犯错误，主要是自己负责，别人对自己有一定影响，是自己同意别人的，并加以传播。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主席。表示相信党，相信主席。决心改正错误，希望留在党内，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弥补给党造成的损失。
两天后，赵家梁把大约三千字的信稿整理誊清，交给高岗，记录和草稿都当着他的面烧毁。办完这件大事，他稍稍松了口气，觉得不管四中全会上将发生什么情况，只要让毛泽东知道自己的心思，事情就好办了。
显然，这是高岗在他已身处逆境，预感到将遭厄运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和充分思想准备，决心向毛泽东坦陈一切，写下了这封对毛泽东满怀真诚情意的。至关重大政治责任的绝密信，也是他为自杀准备的绝命书。
但信中涉及许多人，他很矛盾，所以迟迟没有发出去。在高岗开枪自杀前两三天，他把信给安志文看，并问“发不发出去？”
安志文对于信中说的许多事，从未听说过，感到非常震惊。当即问：“这些是不是事实？”
高岗说：“都是真的。但我向中央反映，人家不承认，不相信，怎么办？”
安志文说：“你一定要慎重！”
直到1954年2月17日中午高岗自杀之前，才下决心发出去。他亲自认真地添写了信的上款“毛主席”、下款“高岗”和日期“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七日”，交刘少奇转毛泽东。但在他开枪之前，又把这封信追回来，让人烧掉了。
当天下午，安志文和赵家梁向周总理汇报时提到这封信。后来，赵家梁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复述出这封信稿，经安志文看后，由他们两人共同署名，于1954年2月20日左右送交周总理。事后周总理曾问赵家梁，还有谁看过这封信？赵说除了他和安志文，没别人。还有一次周总理对赵家梁说，这封信在中央也只有极少数人传阅过。
1954年2月25日，周总理在高岗问题座谈会总结发言时说：“高岗临死还要血口喷人，咬人一口”，显然是说这封信。
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时，毛泽东多次说彭德怀是“高饶反党联盟的漏网分子”，也和这封信不无关系。
（三）四中全会与高干座谈会
七届四中全会于1954年2月6~10日举行。除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出席外，还有部分党的高级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前，周恩来受命作了必要的、极机密的安全部署，以防不测。例如在罗荣桓等一些军队领导人的住处周围增加了警戒部队；叫宋某某和陈某等带手枪参加会议等。
在刘少奇主持下，会议完全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方针进行。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在全会上作了报告，其中包括他对合作社问题、老区土改中“左”的错误问题、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和天津讲话问题等的检讨。高岗、饶漱石也都作了检讨，许多人作了自我批评。全会开得和风细雨，没有对任何人进行点名批评。最后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 决议》。当时，一些部了解内情的与会者，甚至不知道四中全会的这个决议是针对高岗、饶漱石的。
正是在毛泽东如此这般地指导下，四中全会开得很顺利、很成功。
但是，高岗、饶漱石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很不到位。所以，四中全会结束后，按照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两个高级干部座谈会，继续揭发批判高岗和饶漱石的错误。关于饶漱石的座谈会由邓小平主持；关于高岗的会由周恩来主持。
座谈会从1954年2月15日到2月25日开了十天。
座谈会一反四中全会“和风细雨。各自作自我批评”的原则，变成了急风暴雨、狂轰滥炸，不再“等候犯错误的同志的觉悟”。于是，人们纷纷表示与高岗划清界线，有的“反戈一击”，交代揭发；有的甚至歪曲事实、胡编乱造；有重有轻，有真有假，有实有虚，一股脑地向高岗头上砸来。当然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但在这种气氛下，哪有说话的份儿！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许多人或不少文章都把这两个座谈会与四中全会说成一个会议，说是七届四中全会揭发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但实际上是两个会议。四中全会的议题，是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他在1954年1月7日给刘少奇的信中又重申一次。而中央高干座谈会则是根据高、饶在四中全会的认错态度，由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的。四中全会及其决议都没有点高、饶的名字，也看不到“反党集团”或“反党联盟”的字样。在座谈会上才公开点名揭发批判高、饶的问题。而正式在党的决议中提出党内有一个“高饶反党联盟”，则是1955年3月的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事了。有些人抹杀了这两个会议的“时间差”，把两个会议混为一谈。
有人问，召开这两个座谈会，刘少奇事先是否和毛泽东商量过？从刘少奇、周恩来同尤金的谈话，以及毛泽东对周恩来总结发言的批改意见（详见下一章）来看，这是毛泽东的精巧部署。另外，在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到刘少奇在座谈会前曾告诉他：“还是避嫌不参加揭批高岗的座谈会为好。”这也说明，刘少奇在座谈会开始之前，就已知道座谈会将怎样进行和有怎样的结果。
座谈会进行到第三天，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事件。从此他不再出席会议。
1954年2月25日，周恩来作总结发言，他综合43人的发言和他们揭发的材料说：“我们可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他把高岗的主要错误归纳为十条，并分析了其犯错误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告诫全党引以为戒。他认为高岗的自杀行为是自绝与党和人民，是“外部性质”的。对高岗应实行长期管教。【注22 周恩来总结提纲，详见本书第一章。】
四、自杀未遂
1954年的早春2月，高岗只感到严冬的冷酷，不觉得一丝春意。
揭批高岗的座谈会，每天下午在总理办公室东边隔壁的小会议室进行。连日来尖锐激烈的揭发批判使高岗极为震惊，寝食不安，每天开完会回来，便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埋头深思、叹气。
他没有想到，刚刚开过强调团结的四中全会，怎么紧接着又开这个座谈会？又为什么一味地叫他“老实交代反党罪行”，不容他作任何解释和申辩，把他打德抬不起头，喘不过气？
真是墙倒众人推呀！——他愤愤地想。
他想起座谈会之前，黄克诚到他家里来对他说，讨论刘少奇的政策问题，最多是宗派情绪、自由主义。但反对刘少奇，可就是杀头之罪呀！高岗想对他说明反刘是毛主席的意图，但他不能说，也没法说。
他又想起，也是在座谈会前，陈云到他家里来的情景。因为陈云的身体不好，也因为他特别敬重陈云，平时陈云极少到他家来，都是他去找陈云。虽然他对陈云最近的表现很有意见，但在这艰难的日子里，他还是希望得到陈云的帮助。于是他请安志文转达了他的要求。经中央同意，陈云便来做高岗的思想工作。
高岗对陈云说，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没有野心，这你最清楚。大家都说说了对少奇不满的话，怎么现在全推到我一个人头上？
陈云说：毛主席发了脾气，现在正在气头上，一时说不清楚。你不如先承认下来，等主席的气消了以后，看看形势的发展再说。
高岗一听就火了，气狠狠地说：“我没有野心，没有反对毛主席，叫我承认什么！我只是反对刘少奇，不想让他当主席的接班人，这一点你最清楚。况且，反对刘少奇的又不止我一个，你也是一个主要的，你自己心里明白！你们都说了反对刘少奇的话……为什么现在却叫我一个人承担责任！”
“我跟你不一样！少奇是有错误，但已经做了自我批评，就不应该再揪住不放嘛。”——陈云急忙辩解。
“可是，'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这话是不是你说的？现在叫我承认有野心，要夺权，自己却推得干干净净……”
两人争吵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高岗大骂陈云是“奸商”，是“小人”，说“我算认识你了，过去我怎么没看透你！”
陈云反击：“像你这样冥顽不化，只有死路一条！”他把高岗给毛主席的一封信稿往桌上一摔，忿忿而去，出门时满脸冰霜。
高岗也不送他，独自坐在沙发上抽烟、生闷气，脸红红的，十分激动。
高岗这样“死牛筋”，使自己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当然，这里所说的“机会”，只是一种可能性，因为毛泽东既然已经给他定了“造反”的死罪，他还能逃脱么？
每当他走进会议室，听到那些不实的“揭发”和强加给他的罪名，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和悲哀，再次萌生了以死相抗的念头。
1954年2月16日的会上，陈云的发言，最后同他划清界限：【注23 《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7页。】
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高岗的个人主义野心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由小到大。如果完全没有个人主义的根子，不会一下子就爆发出这样的问题。高岗现在应该脱掉自己华丽的外衣，重新做人。
听着陈云的发言，高岗脸色铁青，呼吸急促。愤怒到了极点。但他仍很清醒：无论如何不能把毛主席和他的谈话、让他办的事抖出来。可是不说，他自己就择理不清。他没有和陈云争辩，也无意去争辩了。什么阴谋呀，野心呀，反刘反党呀，随他们说去吧！不就是个死罪吗？就让一切都烂在我肚里吧！
第二天，1954年2月17日，是旧历正月十五，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