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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

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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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和陈正人。
1953年12月29日,刘少奇派人把《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送到杭州请毛泽东审定。
1954年元旦刚过,1月3日,毛泽东就把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请到杭州,接连两个下午同他们长谈,并透露了一个惊人信息。他说:
我们党内,或许也许是国内要出乱子。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发展,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指了一下翻译师哲),楚就是我们湖南。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样?还要等等看。【注11 1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89页。】
不难看出,毛泽东是何等紧张忙碌!他不但已经给高岗定下了“要造反”的大罪,并通报给了下面,而且又急急忙忙向苏联客人透露这个连中共党内都尚未正式定案、公布的消息,这是为什么?
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毛泽东主要是关注四中全会的问题。他接二连三地给刘少奇写信、发电报,千嘱咐万叮嘱,交代如何开好这次会议,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的事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则往返穿梭于北京与杭州之间,传达着两地的各种消息。
1954年1月7日,杨尚昆带着毛泽东修改过的决议草案和两封信返回北京。两封信对四中全会的议程及刘少奇如何检讨,都提出了具体建议。【注 12 12两封信的内容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32~433页。】
第一封信是毛泽东写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各同志的:
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1月下旬为宜,会议的议程可有三个:1、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2、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3、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第二封信是给刘少奇个人的:
如各同志同意开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拟宜接着宣读你已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要扼要,有四五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担并非错误者为错误。
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对一个党的副主席来说,实在显得有点多余了。
相比之下,他对高岗却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冷淡。
高岗看到《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以后,认为是针对自己的,急忙给毛主席又打电话又写信,要求到杭州面谈,他总是从好的方面着想,以为根子并不在他本人;以为毛泽东对他只是有些误会,只要好好谈一谈,把问题说清楚,误会就会消除,他还会像过去一样受到信任。
毛泽东在电话中对高岗说:你不必来杭州了,就在北京好好检讨吧,以后还是有出路的。有什么话,对刘少奇讲是一样的。
这里,他既表示出对刘少奇的信任,又让高岗感到一点抚慰之意。他明知高岗想和他谈什么,却故意装糊涂,好像自己与高岗的种种行为毫无关系。他也分明知道高岗无意与刘少奇深谈,却偏把他推给刘少奇。
关于中共中央核心层在四中全会前的一些活动,已公开发表的《杨尚昆日记》有一些非常精彩,非常生动的记载。但这个谈话记录非常简要和隐涩,不了解内情的读者很难理解。在此笔者愿同读者一起尝试着解读它。【注 13 《杨尚昆日记》,第100—103页。】
1954年1月19日,高岗将他给毛泽东的信交给杨尚昆,杨转手给了刘少奇。刘即约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一起研究并提出意见。
当晚,杨尚昆带着刘少奇等人的意见和高岗的信登上南下的火车,于21日晚上十点到达杭州,当即向毛泽东汇报。
22日,晚八点,杨尚昆去主住处商谈毛泽东给刘少奇回电,电文说:
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注14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440页。】以后,毛泽东分别于1954年1月23、25、26、28日同杨尚昆谈话,同时,杨尚昆除了参加讨论,修改全会文件和刘少奇的报告及检讨等文件外,并给刘少奇打电话通报情况,还要同林彪、陈正人等谈话。
下面是1954年1月28日下午毛泽东与杨尚昆谈话记录的相关部分(括号内除注明外,均为笔者所加)【注15 《杨尚昆日记》第100页。】
1、如何处理高岗请求去杭州于毛泽东面谈的问题?
杨尚昆汇报刘少奇等人提出的“四个方案”:
(1)(高岗)去杭(州)——不好处理。
(2)主(席)回(京)——也不好处理。
(3)由主(席)指定书记处谈话,组织(出面),目前太重,也不好处理。
(4)主(席)指定刘、周与(高)谈,小平可参加,陈(云)不参加为好。
具体提议:如主(席)同意第一方法,请回(复)高(岗),并告刘(少奇),周(恩来):来信已转,(高岗)不必来(杭州),委托什么人(与他)谈。
毛泽东确定同高岗“谈话方针”:
听他说,避免“对质”。
按决议精神“自我检查”。
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
(高岗)应作检讨,一次不好,二次可说;这次不好,以后可说。
小平可以参加。
2、对于会议可能发生的情况估计及相应措施:
杨尚昆汇报:
“冲”:(冲突)
(1)几位主要同志不冲,可保证。
(2)到会人不冲,事先招呼好,这可以。
(3)他(指高岗)攻彭真,不要紧,可解决。
(4)他攻刘,自己拉开,牵涉多人(可能不大,但准备着——原注),则会期拉长,开小会,报告主(席)回(京)处理。
极力避免此种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事先打)招呼──可以不发生问题。
准备有人冲,可以避免。
(高岗发动)攻势──也不要紧,力求避免主(席)回(京)。
“全会方针”:
照主(席)指示,只作正面说明,说话人不要太多,开两天。
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高(岗)之目的在于“过关”。先打招呼是可以达到“和平会议”的。
(陈毅说:高岗)“无改悔之心,有蒙混之意”。
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三天为好,必要(时)四天,看情况。
方针:坚持、正面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争取:逐步改变,改变环境,决议后就会改变,造成不利其阴谋活动的环境,增强教育、说服力量;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当作一种可能性来争取。
薄(一波)亦要作(自我)批评(财经错误——原注)。
林枫应讲。
彭(真)、薄(一波)、林(枫)重点应放在自我批评上,分配人帮助。对林(枫),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由)小平帮助。
他(指高岗)力免不冲(突),自己是不愿扩大的,如向彭真攻,让其攻下去,也可以过去。自己避开,说不清楚。扩大,开小会。
其目的在过关。
我们从这个谈话看到,无论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是千方百计地稳住局面。他们既不愿激化矛盾,激怒高岗;又担心高岗不顾一切地发动攻势,牵涉别人;更担心万一高岗或军队的一些人不顾一切公开发难。这是他们最不愿看到,也是最为担心的事情。所以,要尽量让会议开得和风细雨,避免火药味,以达到“和平会议”。
这次,毛泽东与杨尚昆还谈到关于是否向苏共通报,及如何通报四中全会内容的问题:【注16 《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00页。记录中,括号内字除注明者外,均系笔者所加。】
文件应交尤金、报告、决议(登党刊——原书注)。
问:(高、饶的)自我批评,(是否)交(尤金)?登(党刊)?
答:请考虑。准备登(党刊)、交(尤金),在必要时。
问:对尤金是否说内容(会议或高饶问题)?说就要泄密。
答:会后考虑,书记处或说,或不说,或另一次说,(团结问题或高饶问题)同我们党是息息相关的。看情况急否,即三种可能情况。
这里,至少可以肯定两点:1、会议文件应交尤金;2、高岗、饶漱石自我批评的内容,在必要时也可交给尤金。
正是根据这次谈话精神,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决定在1954年2月1日,将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的决议》(草案)交给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第二天(2月2日,农历春节)下午,即四中全会开会前四天,刘少奇、周恩来邀请尤金进行了三个半小时会谈,让苏共中央了解召开此次会议的原因和文件(草案)准备的情况,以及中共党内出现高岗、饶漱石派别活动的严重的状况。出席会议的还有朱德,陈云和我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瓦西科夫担任翻译。【注17 《尤金日记》,1954年2月23日,绝密、正本。文号:149。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7;案卷:379;卷宗:7;第25~35页。《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2辑,第128~130页。】
值得注意的是,本来,1953年12月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正式通过,毛主席如果不在北京的话,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次刘少奇要周恩来等人一起同尤金会谈,是否有其特殊的含义:因为高、饶的派别活动主要是反对刘少奇,他跟周恩来等人一起同尤金会谈,至少可以避嫌,是较为妥善的做法。会谈时,刘为主,周为副;刘主持,周唱主角;而朱、陈、张的参加,则表明这个会议十分隆重,是中共中央的一致作为,也表明高、饶是孤立的。【注18 《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2辑,第128~130页。】
周恩来通报了召开全会的目的;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及其性质和根源;高、饶对自己错误的态度,以及我党中央对高、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会议期间,在报告和决议里都不点他们的名字,全会对他们也不做任何组织结论。如果高、饶在全会上根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党将对他们继续批评教育,并观察他们以后的表现。周恩来还说到,高岗可能会拒不承认全会上揭发的事实;也不排除他自杀的可能性。【注19 四中全会前,高岗在毛裤裆里藏了20粒安眠药,被李力群发现。】
四中全会结束后,1954年2月13日,尤金受莫斯科的委托,拜会刘少奇和周恩来。谈话进行一个多小时,师哲和使馆参赞瓦西科夫担任翻译。【注20 《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2辑,第130~133页。】
刘、周向尤金通报了四中全会的情况,并说全会结束后,将继续对高岗、饶漱石进行批评,力争使他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进行更深刻的自我批评。还说到高岗仍坚持错误,并扬言要自杀,向中央施加压力;也说到最近高岗有精神崩溃的迹象等。周恩来最后说:如果高岗或其他人在反党宗派活动中走得太远,蓄意危害党的事业,那么,无论他们在过去有过什么大的功绩,党中央都会逮捕他们。
(二)一封绝密信
求见不成,高岗仍不死心,他又让安志文转告王鹤寿,找个理由到南方去给林彪带口信,请他在毛泽东面前说说话。但此时王鹤寿已是避之犹不及,哪还愿意再为他效劳?他把此时告诉陈云,陈叫他不要去。
1954年1月24日,高岗在别人的帮助下写出了《我的检查》稿,内容有四部分:
1、完全拥护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
2、对照决议草案检查自己,承认自己有宗派情绪、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有非组织活动和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行;党没有说有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
3、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思想方法片面、偏激,组织修养差,政治原则性差,骄傲自满等;
4、今后方向:加强学习,提高修养。
这就是高岗后来在四中全会的检查提纲。它与毛泽东定的调子相差甚远,自然过不了关。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言提纲的旁边,有两行批语:“不要涉及别人,除非他自己提到”;“问题说清楚,实事求是,主动积极”。从语气和1954年1月2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电报,以及毛泽东与杨尚昆的谈话内容来看,两行批语极像是毛泽东的意思。那么,这“别人”又是指谁呢?
遵照毛泽东1954年1月22日电报的指示,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于1月25日和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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