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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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时还说：夫子（我的绰号）平时办事蛮冷静稳重的，怎么在“12。5事件”上那样冲动？是呀，是太冲动。当时，说实在的，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了，但没有反悔的决心，内心还有不能当群众尾巴的私念，还有侥幸心理，但愿说说而已，不会成为行动，毕竟是群众组织哪能做到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我和何儒非都心神不安，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入睡了。
凌晨时分，我们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李乾，祁援朝等人进来了，李乾脸色嘎白，浑身发抖，平时说话都有点不太联贯的他，现在向我们汇报行动经过时，紧张得话都难以说清。从他的汇报中我们得知孔威，傅强已被打死了。讲完后，我们叫他回去休息，祁援朝留在我们寝室，当时他才十五、六岁，睡在被窝里，浑身都还在发抖。此时的我，我料定还有何儒非，都觉得问题严重了。
天刚刚亮时，肖××（我校1967届高中生）推门进来，把我拉到门外，向我要长裤。我问为什么？他说打孔威时，岳中杰，高胜祖（均为1966届初中生，红十月战士）大腿负伤了，被送到中医学院。谁知傅强被其家人也送来救治。为防万一，他转回学校了，现需要裤子。我叫他等着，只身来到耿其华（时校革委会主任、原校党总支委员、政治处主任）房间，与耿其华同住一室的还有陈××老师，他们还未起床。我问耿其华有没有长裤，他问我要裤子干什么，我没告诉他，只向他要裤子。他要我自己拿。我就在他床下的一个箱子里拿了出来交给肖××，并和他一起去看了受伤的同学（岳中杰）。
吃早饭时，在食堂里同学们就悄悄议论开了，我没理会他们。怎么办？中午耿其华主持召开了革委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我记得他先发了一通脾气，说这大的事情（指跑到别人家里打死人），连我这个主任也不告诉一声。会上大家议论了一通，最后决定了几点：不要声张，相关人员主要是李乾要避避风头。要向上级报告，同时要加强学校的保卫工作。
会后我到水运工程学院借枪，水运在新河街长江边，去来都要经过孔威的家。我在汽车上看到门口拥着许多人。枪支由水运的车子送回学校，到校我即将枪支交给肖××等人。随后用车把李乾等人送出学校，说是暂避几日，谁知一去就是二十多年，90年代初（1992年？）我才又一次见到李乾。他判刑二十年，青春年华都耗在监狱了。好在他没有自弃，在里面读了许多书，还刻苦学技术，练就了一手好的钳工活。出来后先是开了个汽车修理厂，后来又搞教育事业，目前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还不错。
随后我向杨道远（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方保林（钢二司二号勤务员）等人汇报了此事。在他们支持下，在适当场合我也向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等领导人报告了此事。当时曾、方等领导没有异样反应。在事后约十多天的日子里，我几乎天天晚上都在学校值班，手握一把五四手枪和肖××等人在学校内四处巡逻。我看见武昌区支左办公室的巡逻车接连几个晚上都在学校四周开来开去。我心稍安些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松懈，担心对方来个鱼死网破。
1967年12月15号晚，几辆吉普车开到学校大门附近，来了一大帮人，说要拘捕凶手。有同学赶紧来报告，我随即赶到校门口，门口已有许多同学，堵着不让来者进校。我走上前问他们是哪里的？此时不知是谁指着我问对方：你们晓不晓得他是哪个？估计对方知道我，口气和缓地告诉我，说他们是公安联司的，受警司之命来执行任务。我说毛主席有指示，你们知道吧。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抓人，就是一个组织里的坏人，也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处理。你们回去吧。对方无奈，撒走了。我是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把他挡走了，但内心已很是不安，此时耿其华、何儒非等已来到校门口了。耿见状很着急，这是拒捕呀！怎么办？于是我们几个人商定，按毛主席说的办，我们自己先把冯栋（时1967届高中学生，红十月战士）、俞国新（时1966届初中学生，红十月战士）送到警司去，要从长计议。当晚我们一行数十人，陪着冯、俞二人，一路步行，过长江大桥、汉水桥，一直走到万松园路，当时警司所在地，把冯、俞二人送进去了。从此一别，冯栋我在1998年才见到，他在牢里关得一身病差点死去，1973年保外就医。之后在一家汽车出租公司干，后来开了个复印店维持生计。俞国新却一直没有消息，我们一直还在找他。
第二天有同学来报告，说昨天晚上李乾在他的一位同学家里被抓走了。三人被抓，不少战友和同学们一时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学校一下就乱套了，复课闹革命无从搞起。而且，从此红十月内部分裂了。
我们一些人，特别是何儒非和我，受到昔日战友们的指责，说我们背叛、出卖了李乾他们。他们打出了“营救革命闯将李乾”的旗帜，宣布被打死的孔威、傅强是“十恶不赦的流氓，死有余辜”。一时间在武汉三镇造成很大的声势。我们不同意这样干，在校内一时有点孤立。当时在学校我的处境好像比何儒非好一点，对方战友好像还能和我“对话”，我委婉多次向他们表示：救李乾，我们都是一样的，但不能这样大张旗鼓的，这样会适得其反。我们造反派的地位现在同以前不同了，我们能直接见到曾、刘、方、张这些领导人，只要把材料准备好，是会有好的结果的，等等。但收效甚微。
“12。5事件”后，我找过符军，他不是在会上拍过胸吗？我要他赶紧把材料整出来，但就是拿不出来。会上罗列的那些都难以准确地落实在孔、傅头上。例如焚烧我们学校的办公大楼，这是和“7。20事件”同时发生的事，这很典型呀，如果能落实，那孔、傅岂不是罪责难逃？但就是落实不到孔、傅二人的头上（后来纵火者也被抓了，但据说不是孔、傅所为，是22中另外的学生）。我追符军很紧，后来他干脆躲着我，再后来，他也被抓走了。没有过硬的材料，我见到曾、刘都难以开口。但我没放弃努力，只要有机会，我就向曾、刘以下的一些人如张绪（时警司副司令员）、刘海江（时武汉军区的一个部长，支左人员）“吹风”孔、傅不是好人。我们对他是“罚不当罪”，李乾是革命小将，我们是小将犯错误。等等。他们告诉我：这事不能急，往后处理好，越往后越好。这些话，我向耿其华，何儒非，向我的战友们都说过。
因“12。5事件”造成的“红十月”内部分裂，我心里很不安，感到压力很大。1968年1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我被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准，任市革委会常委。我窃以为是一个好的信号。为什么？因为在革委会筹建期间，其拟任人员都是填了政审表的，学校的“12。5事件”早已不是秘密。我是“12。5事件”的重要当事人，军区领导都是知道的。而我被批准进市革委会了，那事件的相关人员，当然包括李乾等人的处理，可能只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我心安了不少。但我的战友中有的不是这样认为，我已经忘记具体为么事，我和我同班的战友发生了争执，他最后的话深深地刺激了我，而这话与我们争执的问题毫不相干。他极冷峻地对我说：你以为你面前会再有一个李乾吗？那意思是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我是靠着出卖李乾等人，或者是踏着李乾等人这块垫脚石上去的，我当时惊呆了！我昔日的战友怎么会这样看我？我很难过，后面还有难堪的事。1968年3月，二炮来汉征兵，当时来汉征兵的还有铁道兵，准备去越南的。可能因我们学校是重点中学，二炮到我们学校来招兵了。我当时谁也没打招呼就报了名，经过体检，我被录取了，我真高兴。不知是谁告诉的，李乾的妈妈、姐姐突然到学校来了，就在陈××老师的那间寝室里。他们说了许多，意思是李乾还关在牢里，你们是头头呀，你们有责任。你怎么参军屁股一拍就走了呢？李乾没出来，你不能走，等等。面对泪流满面痛苦不已的李乾的亲人，我真是百感交集，禁不住也哭了起来，真不知道该对李乾的妈妈、姐姐说些什么，怎么说。旁边也围着些人，长时间的静场。最后是陈××老师，他也是眼泪涟涟地安慰李乾的妈妈：柳英发虽然参军了，他说了还是要管李乾的，学校也要管的，他目前只能这样了，问题往后拖拖，只会解决得好些。那场面今天回想起来心里也是酸楚楚的。
后来，“三反一粉碎”开始了。这样，我就没走了。当时方铭，张昭剑他们也不让我走，表面上是热情诚恳的，我内心却有疑虑，是不是因为学校的“12。5事件”？这个疑虑当时我对谁都没有说，是因为参军要走之前，我向张绪提出要求：想见见李乾。张绪当时答应了，但一直没有安排，就是留下来之后，张绪也不跟我谈这个了，这叫我不安，因为当时我是把他们对我的态度作为“12。5事件”的晴雨表的。但这个不安，后来还是因几个事的发生而打消了，尽管这个被打消的时间不长。
1968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在市革委会参与组织领导这个工作。当时在大会小会上我都表态：我带头上山下乡。在一次会上我还对张体学（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原湖北省省长）说：干部子女要带头。我还点了他的子女在华师一附中要带头上山下乡。在省市召开的万人动员大会上，我发言说上山下乡运动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现在我们上山下乡，是红卫兵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只能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在会上宣布，我本人决心上山下乡，请市革委会方铭主任批准。当时方铭站起来带头鼓掌。在市革委会，方铭特别对我说，我答应过你到我们15军当兵的，你要想去的话，现在还可以去。我当即说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去当兵呢？不过方铭这话，让我认为当初不让我去二炮，与“12。5事件”没关系。1968年12月1日，我们下乡出发时，刘海江（时任市革委会常委，办事组组长）特地到现场送我。下去不到半年，刘海江曾对我说，市革委会准备调你回来，愿不愿意？我说不行，不行，这不成了“下乡镀金”了，后来1969年国庆，二十年大庆，我下去的潜江县有两名知青代表去北京观礼，这是个特例，我是单独被通知，只身回汉到洪山宾馆报到的。梁仁魁（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副司令员，湖北省观礼代表团团长）告诉我，你的名额是武汉市给的。但我编在荆洲地区分团，当晚湖北团就离汉赴京了。这些，使我对“12。5事件”处理的结果看好了，心情十分舒畅。
10月16日，我随湖北代表团从北京回汉，即参加省革委会贯彻中央9。27指示扩大会议。会议名义批“北、决、扬”，实际上是批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我被人引导去见曾思玉时，他一反从前，脸色冷冰冰的，连和我握手都十分勉强。这是我到汉后第一次见曾思玉，说实话，心里发凉。接着，在荆州地区小组会议上，张体学也借杨道远的事敲打我。我年轻气盛，不懂政治，在会上同张体学争执起来。我的印象是一个下午的小组会，差不多就是我和张体学在讲。这是怎么回事啊？“北、决、扬”在武汉出现时，我们就不赞成、反对。中央指示要批，你批它好了，怎么批起我们来了呢？我问杨道远，他叫我不要吱声，参加会就是了。会议结束，我没随荆州团回去，自己留下来了。遵照中央指示精神，要去北京办学习班，我找到市革委会政工组长张景禄（军代表），要求参加。他说，学习班不要中学生。结果未去成。通过这个会，在北京观礼产生的那种兴奋喜悦的心情全没有了，我感到：厄运开始了。
在这之前，1969年春节后，学校工宣队为“12。5事件”把我们弄到学校办学习班，我、何儒非等相关人员都参加了。学习班主持人向我们介绍了孔威、傅强及其家人的情况，给我们很大的触动。我、何儒非等人都哭了。当时我们认为打死孔威、傅强，的确是错了，错得厉害。后来，交待事情经过。我们没有隐瞒，我们一直认为，事件的经过，在这次学习班就交待清楚了，并诚心诚意地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情还是好的。况且，刚才说了，在10月我还作为知青代表去北京观礼，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了。但现在，贯彻9。27指示大会之后，我沮丧了，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
的确如此。之后学习班不断，学校工宣队办，下乡所在的区、县办，省、市也办，我不细说了。我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