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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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这样迅速的，迅速到你的思想、你的感觉来不及变化、来不及适应。
我有了表现自己的欲望，想表现自己是一个值得委以这件工作的人，在一个书店里这机会来了。结算时，营业员一边念着每本书的单价，一边拨着算盘珠子，她刚算完我就很肯定地说：不对。陈队长和那营业员都朝我看了一眼，陈队长的眼神里是你凭什么说别人错了？营业员的眼神里有一丝不快：你脑袋比我的算盘还好用？尽管心里不舒服但那营业员还是重新拨起了算盘，这次算出的结果和上次不一样，我不再吱声，不说对也不说不对。营业员再算一遍，和第二次的结果相同，这说明她第一次确实算错了。营业员半佩服半解嘲地说：你脑袋真比我的算盘还好用些。陈队长脸上露出了欣赏，我知道这一幕绝对在陈队长心里印象深刻，会进一步坚定他用我的信心。其实我没有学过心算，是不可能跟上算盘的速度的，这里我用的是个位判断法，这是我即兴创造的：只注意个位数的对错，不管其它的数，这样我脑子肯定是够用的，个位数错了，这个数就肯定错了。所以她第一次的总数一出来，个位数不对，就敢肯定她算错了，她在算第三笔时就错了。用这个方法只能确定她错，不能确定她对，所以后来我就不再说话了。陈队长和那个营业员肯定不知道这里面的秘密。
速算只不过是一种技巧，能即兴天衣无缝地表现自己并不存在的高速计算能力应该说是一种智慧。这是在欺骗这个给了我难得的信任的人吗？我觉得没有。营业员第一次结果出来，我说错了不是瞎蒙的，是我计算出来的，尽管只计算了个位数，她确实错了，我没说我计算出了正确结果，我的表现没有违背我做人的准则。也许陈队长更看重的不是我的心算能力，而是没有一点想借此机会自我吹嘘的欲望。
第一堂数学课的成功超出我的想象。
几个中队加起来共有50多位学员，长年的自学使我知道哪里是关键，必须讲透，直到讲得没有人再有疑问。没想到的是宣布下课时突然出现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掌声在我的感觉中好像持续了很长时间，长得我感到受用不起。这是久违了的掌声，还是在十一年前听过属于自己的掌声，这掌声让我心头一热。这是对我能力的承认，这是对我知识的承认，这是对我多年来一直不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和坚守做人底线的肯定。这掌声是自发的，是发自他们内心的，也反映了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坐在后排的陈队长可能也有点意外，我想他可能也会有一点感触。也许他早就想要在犯人中找一个这样的人，这不是树一个什么改造典型，他清楚这样的人做不了改造典型，只是在落实他的一些工作计划时，需要能实实在在干事的人，我被他撞上了。就像在第二看守所时那位所长把总在靠拢他的人撇在一边，用上我后就不放手一样。但那位所长是凭一种直觉开始的，陈队长的开始则更多的是对人的了解。
后来几乎每一堂文化课或技术课结束时都会响起属于自己的掌声，只不过我的心情没有第一次时那样激动。囚犯们对我多了一个称呼：李老师。尽管在三中队的处境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但我已很满足了。
第三十章 祸福一瞬间
“他妈的，谁让你们开的？把电视机关上！”
晚上大家在监舍里正看在兴头上，突然传来一声吼。原来是中队的贾干事看完电影后过来了，今天他值班。这位贾干事在中队是协助队长管生产的，但能力和水平都很有限，在中队部就没什么话语权，为了维持内心的平衡，他总是找机会在我们这些光脑壳面前显一下威风。前不久他要一个铣工把已快加工好了的工件拿下来，先加工他一个关系户的东西。懂行的人都知道铣床上加工中的工件拿下后再复位是很困难的，多数情况下拿下来就会报废，那铣工没听，跟他争了几句，他就在车间里面大打出手。刚巧被一个到车间来有事的甲方看见了，这人在省直机关工作，第一次看见这样低素质的管教人员，就劝了一句，这位贾干事不仅不听还说他多管闲事。来人就到厂部去说了此事，还有人说他把事捅到了劳改局，反正这贾干事受了点批评后，有一段时间没发威了，今天会不会是他憋得慌又要表现一下？
“贾干部，你最通情达理的，今天这精彩的球赛就让我们看完好不好？一赛完我们就关电视。”正在直播一场球赛。有几个犯人马上过去跟他说好话，都了解他，高帽子只管给他戴。
“你们这些坏家伙，改造不怎么样，看电视都成了积极分子，不行。”他在坚持原则。
有几个人在那里跟他嬉皮笑脸地磨，他就在那里大大咧咧地骂，其实犯人在心里也没把他当个事。他把犯人当钟敲，犯人就把他当点混。如果是队长指导员说要关电视谁敢磨？
“贾干部，就让我们看吧，已经快打完了。”我在一旁帮着说了一句。当时刚好有一本难得一见的名著传到我手里，宿舍前半截关灯在看电视，我坐在后面的灯光下看书，他就站在旁边吼，觉得他大大咧咧骂得太吵人，想帮忙说一下后让他好快点走。
“你帮忙说什么？你他妈的李乾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一边去。” 他用手指着我的鼻子张口就骂。
大概是好一段时间没骂人了，他要把这损失补回来；也可能是骂顺了口，这听着很刺耳的语言在他嘴里很流畅地就放出来了。这话让我感到血直往上涌，你凭什么平白无故辱骂人？这时我有点毛了，平日里对他的鄙夷一下子从心里冲出来：
“我确实不是个好东西。我一心想沾国家的便宜，我三天两头到车间去做私活，白天不能做了就晚上做，为了不被捉到，我就在车间门口站岗放哨。我当然不是个好东西。”一下子忍不住又一吐为快了。
“你说什么？” 正在兴头上的他压根没想到我会这样回敬他，下意识的问了一句。
“我说我一心沾国家的便宜，当然不是好东西。”我一字一顿地说。
“你是什么意思？”他脸色开始变了。
“我的意思很清楚，你说我不是好东西，我满口承认。我成天只想沾国家的便宜怎么会是好东西呢？”我再一次高声说。
“你恶毒攻击政府干部，跟我出来！”他完全明白我话里面的话，脸色铁青。
在场的人都知道我说的是他，但都没有想到我会用这样尖刻的语言当面顶他。他爱占小便宜已到了变态的程度，在囚犯中已成为笑谈。×政委几次到中队来强调做干部私人的事一定要开工票。负责开这工票的也是犯人，一般都只是象征性的开点工时，就这很少的一点费用他也不愿交，他好像恨不得把车间变成他家的加工厂，从家具到餐具都要车间无偿做出来，由于量太大，已被偶尔到车间来转一转的厂部领导碰到过几回了，为了不会再次被厂部领导看见，他要做私活时就安排加夜班，只要是他值夜班就肯定要安排人为他做私活。在外面站岗放哨就成了他的独门绝技。他自以很隐秘，其实在车间里是公开的秘密，无人不知。
“这家伙太嚣张了，在监舍里公开煽动犯人闹事，非给他点厉害尝尝。”在中队办公室，贾干部一边从墙角挑出一副铁链最粗的脚镣往我脚下一扔，一边义愤填膺地对队长说。
在新生汽修厂普通干事无权决定给犯人戴脚镣，这需要指导员或队长的同意。
“李乾，怎么回事？你这段时间表现还可以嘛，怎么搞的跟贾干部顶起来了？”队长听这位贾干事告了半天状后说。
显然他没有相信贾干事的一面之词，他对这位贾干事很了解。我心里清楚这位队长对我的看法不坏，我对他也有好感。这是一位不喜欢动辄就上纲上线、给人扣大帽子的管教。抓生产的主管对生产上一丝不苟、不出任何问题的犯人总是有好感的，据传他对我的看法和指导员不尽相同，但我真的不好开口说出这件事。做私活的事几个中队干部多少都有一点，如果据实把刚才的情况说出来，这位队长会不会受刺激？他会怎么想？他肯定会多少有点难堪。他是中队里我唯一有好感的干部，虽然他很少做私活，但也有，我有点投鼠忌器。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保持沉默，就让自己受点罪，戴镣就戴镣吧，听天由命。
在至少二十分钟的时间里，队长反复问我是怎么回事，我默默地站在那里不愿开口。他问一次我就在心里说一次：队长，你就别再问了，我是怕你难堪才不说话的。就给我镣上让我走吧。
“你看这家伙用沉默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藐视政府干部，心里对我们是刻骨仇恨，不治治，像他这样的反改造分子就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利害。”贾干事在一边不断地烧阴阳火，他生怕这脚镣上不了我的身。
“经过不说也可以，你给贾干部认个错。”队长变通了一下，看来他确实不想给我戴这个镣，也许他还考虑到我这脚前不久因工伤骨折过。
“你看他是个想认错的相？”这位贾干事听队长这样一说生怕我会开口。
我心里说：你抠错了胯子①，放心，我可以向任何人认错，就是不会向你认错。仍然沉默不语。
“李乾，我已经劝了你这半天，你再不说话，我只能认为你是在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这个镣我要跟你戴上。说不说呀？你还是不说？那好吧，戴上镣到禁闭室去好好反省，想好了你跟值班的讲一声。”队长最后也只能这样了。
队长的话还没落音，这位贾干事已经迫不及待地蹲在地上把镣往我脚上套了。直到最后我还是一言不发。
禁闭室就在犯人宿舍旁边，从中队办公室到那里还有段距离，我拖着沉重的脚镣，缓缓向禁闭室走去，内心很平静，没有愤怒、没有委屈、没有后悔，只是感到有点滑稽。
脚镣在水泥路面上发出的撞击声在冷清的夜晚显得特别刺耳，整个厂区都能听到。我想起当年在《东方红》中看到的戴镣长街行，当时就想过如果我在那个年代一定会像先烈一样威武不屈。可我现在算哪门子事呢？队长因为我不开口而同意戴我的镣，而我不说话是因为怕伤着了他，怕他难堪。
“贾干部，你怎么把我们老师镣起来了？他犯了么事啊？”路上碰到外队上夜班的人，他们感到很意外，就问这位贾干部。
“走开点，他戴镣关你么事？”
“那明天哪个来给我们上课呢？”
“你还真把上课当了个事？走开走开。”
但他们没走开，有两个小年青一直陪我到禁闭室门口。
三中队的电视还开着，没人把他贾干部的话当个话，大概是哪个队又进了个球，里面出现了一阵欢呼声。
这禁闭室里的号子非常小，放进一个马桶后只能挤下两个人。我拖着铁镣一进去，不由得想起十二年前刚踏进号子门时的情景。那时，对专政的概念一无所知，对问题的严重性一无所知，对可能的命运一无所知，很快就平静地进入了梦乡。现在，对自己的处境是清楚的：从大环境来说，最险恶的时刻已经过去，我的生命现在已经没有了威胁；从小环境来说，随着对生产的重视，对知识的重视，我的处境也有所改善。在犯人中我的价值观不再被认为是异类，慢慢被认同；在中队部，队长已表示了与指导员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个让人高兴的信息。眼前这点事会很快过去的，这不会是十二年前幼稚和天真的再版。
正想到这里，风门开了，露出了禁闭室值班员的脸。在这里值班的也是服刑人员，这个值班员是从三队出去的，应该说彼此都有好感。
“李乾，我给你把镣下掉，这样好睡一点，明天早上再给你戴上去，不要紧的。”他小声说。
“算了吧，不麻烦你了。”
“没得事的，真的。”
“那就谢谢你了。”看他一脸的诚意和十足的把握，我不应该太固执，应该接受别人的好意。
这一夜就像十二年前的第一夜，我很快就入睡了，只是没有再出现躺在实验中学床上的幻觉，也没有睁眼就会是一个阳光灿烂早晨的期盼。
“有什么要帮忙的？”天亮了后值班员在给我上镣时问。
“我说正要对你说这个事，上班后你去找管教股的陈队长，说李乾在关禁闭，让你来说一下晚上的课他不能上了。”
“他要是问为么事关你我怎么说呢？”
“就说你不知道。”
下午两点多钟，陈队长来了，他把我带到禁闭室大门外的一块空地上。问我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
在他面前我没有顾忌了。陈队长绝少到车间来找人做私活，如果来他肯定是先开票，我清楚他对有些人贪小利是很反感的。我把昨晚在监号和在中队部的情况，除开当时我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