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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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形势的严峻是文化革命开始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系列极不正常的情况表明陈再道们肯定是要搞什么名堂。军区的‘6。4通告’就是一个黑色的信号。这个通告公布的当天，百万雄师就砸了我们驻市委的联络站，第二天又攻打了国棉一厂和汉阳轧钢厂，‘武汉公安’上百辆汽车上街示威，第三天他们又攻打了我们驻汉阳的中心联络站，紧接着又攻打了居仁门中学。最近两天不断有红十月里的干部子弟特别是军干子弟接到家长的信件、口讯或电话，要他们赶快回家，说不然就会有危险，口气的紧迫和严厉也是以前未有过的。种种迹象表明，陈再道们改变了策略，他们直接出面的镇压可能已受到中央的干预，所以由前台转为幕后，正在组织百万雄师以血腥的暴力为手段来达到他们直接出面的大搜捕所没能达到的目的。可能会有比前一阶段的镇压更残酷的手段，不然那些知情的军队干部不会这样着急地叫自己的小孩回去。最后的胜利肯定是我们的，但在最后胜利到来之前，这会是一个十分黑暗的时刻，对形势究竟应该怎么看？我们该怎么办？大家谈一下各自的想法。”
柳英发接着发言：
“刚才何儒非说的，跟二司勤务组掌握的情况是一致的。在为‘工总’翻案的呼声日益高涨，‘以3。17大逮捕’为标志的对造反派的军方镇压实际上已失去威慑力和作用的情况下，以武力围剿为主要形式的镇压已经开始。武汉市委的××有个讲话，说现在不谈什么文斗，就是要用武力把我们扫平，等到中央要在湖北搞’三结合’时，已经找不到造反派的人的了，到时能结合的只有他们。未来的一段时间对我们来说会非常血腥。百万雄师的核心队伍就是以基干民兵为主的红武兵，不仅在组织结构上早已军事化，而且从锋利的长矛、柳条帽到装甲车已全部武装到位，百万雄师已经武装到了牙齿，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但在问题的严重程度上，二司内部的认识有分歧，有人认为陈再道不会有那大的胆子，只是摆出一种样子，并不会真的这么做。这不太可能。因此在要不要文攻武卫的问题上，水院这几天一直在辩论。我的看法这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他们已一切准备就绪，小打已经发生，大打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开始。他们就是要武力造成既成事实逼中央承认（几个月后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毫不讳言地承认这一点，说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就是要逼中央按他们的方案办）。有小道消息说毛主席都准备重上井冈山。在文攻武卫的问题上我是有点矛盾的，他们明显就是要置我们于死地，但要叫这些中学生拿起长矛去和那些百万雄师拼，我又有些觉得不妥。究竟采取什么策略好，这需要我们冷静思考一下。”
我说了对当时形势的一点看法：
“从人数上看，从人心的向背上看，百万雄师是没法和我们比的。但我们没有严密地组织起来，跟他们比我们是一盘散沙，他们经营了十几年，要什么有什么，我们没法和他们硬拼，但我们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可以发动红十月里面的干部子弟给他们的父母写信，我们可以用大字报大标语揭露他们的阴谋，我们不能沉默，要始终发出我们的声音，要让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我们是要跟他老人家革命到底的。毛主席真要上井冈山，我们就把红十月拉上山成立红十连。我赞成文攻武卫，我们又不是主动去打人家，人家来要我们的命时，我们不能任人屠杀，南昌的造反派提出来守城不守楼是很有道理的，你守楼，你眼里就只有你那栋楼，老保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把你们一个一个收拾掉。你守城，你眼里就有一个整体，你就成了整体，老保要吃你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极而言之，那怕我们的解放区全部都被他们占领了，他们也改变不了人心的向背，改变不了最后的结果。”
会上有人提出来要红十月驻武重联络站搞些长矛回来，得到的响应并不热烈。在谈论这个话题时，我想起年初和袁子斌的一次很偶然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老保、三字兵是不是刘、邓的阶级队伍。我说是，他说不是。我认定不管当时他们主观上怎么想，客观上就是刘、邓的阶级队伍。当时唇枪舌剑，谁也不让谁。事后在心里我却承认他的观点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不能因为他们受了一次蒙蔽就成了刘、邓的阶级队伍，从策略上来说我们也不应该把他们全部推向对立面，那次争论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现在如果从武重搞武器回来，那这长矛会对准谁呢？首先对准的是对立面的同学，同学之间就要搞成你死我活的状况，我一时觉得接受不了。
会还没开完，有同学急急忙忙来讲出事了，高一的索立平被三字兵①打了，生命垂危，已送往医院抢救。这个行凶的三字兵被现场拿下。当即开会的人分作两路，一路赶到医院，我到了事发的地点。那个三字兵被反绑着坐在墙角，耷拉着脑袋，浑身哆嗦，两个红十月战士在旁边看着他，倒不是怕他跑，是怕在头头来之前会出什么意外。被激怒的红十月人个个义愤填膺，特别是高一的几个女生更是泪流满面，痛哭失声。我了解到索立平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贺××用垒球棒砸在头上的。在场的人当时就像听到一个瓦罐被砸破的沉闷响声，索立平本是一个十分精壮、热情，极有人缘的小伙，那一刻就像一个装满米的麻袋，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无声无息倒在了地上。此刻正在哆嗦、身高超过一米八的贺××当时双手抡起垒球棒恶狠狠砸向索立平的脑袋时需要多大的仇恨哪。这是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在我们学校里发生的第一桩血案，我们这些单纯幼稚的学生除了震惊、意外和要报仇外，绝大多数人还没意识到这是一个信号，并且之前已有多个信号，只不过离我们较远，没被我们注意到，一个大规模的血腥围剿已经开始。我们所担心的事就在眼前发生了，完全证实了勤务组刚才的分析和判断，关键是该怎么办？
“头头我跟你说，不管你们怎么想，只要我们的人一死，狗日的这‘三字兵’就活不到天亮。”一群红十月的同学围着我说。我没有应声，其实我的血也在往上涌，我何尝不想报仇，只不过是在心里权衡。我至少应该想到第二步、第三步。
“你是不是个人哪？对一个学校的同学你就下得了这个手，我要你还我战友来。”几个女生一边哭泣一边指着凶手说。
“还等个什么，这是他行凶的垒球棒，他能下得了手，我也下得了手，我先给他一下再说，以血还血。”一个同学红着眼睛就要拢去，我叫看守的同学拦住了他。
这凶手我不仅认识而且还有点熟，原来经常在一起打篮球。在我印象中他不是下得了这个毒手的人，但眼前这血淋淋的事实就放在这里。
“你认识我吗？”我走近问他。
“认识认识。”他抬起头来看一下连忙说。
“你为什么要下这样的毒手？”
“我错了，我错了。”
“错了？说得好轻松，人死了怎么办？”
……
“我问你，索立平被你这一棒打死怎么办？说！”我见他嘟哝了半天也不肯回答就再次问他。
“我……我……我愿……愿意偿命。”他哆哆嗦嗦地说。
“我告诉你，人已经不行了，你不愿偿命也不行。”我要让他继续哆嗦。
这时有人来通知我，说勤务组要碰个头。我把两个看守的人拉到一边说绝不能出意外，谁都不准打，等勤务组的决定。
办公室里大家的情绪都有点愤怒和激动。从医院的人回来的人说，索立平的生命体征已十分微弱，命悬一线。医院当即下了病危通知书，并且很快又下了第二张病危通知书。我们都非常担心那个在两个小时前还是一脸阳光、充满热情和青春朝气的索立平再也醒不过来了。后来的X光片显示索的头骨已下陷，被打开两条长长的裂缝，他没被死神拖走实属万幸。
面对血腥的现实，大家心情沉重而愤怒。
有人说就是侥幸活过来恐怕也不会是以前的索立平了。
马上有人说不是恐怕而是肯定不会是以前的索立平了。
“欺人太甚，是不是看到红十月一贯反对搞武斗，以为我们软弱可欺？”有人在想为什么会这样。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凶手在我们手里，不狠狠搞一下还会第二个索立平的。”有人在建议马上还击。
“把我们的人打成这样，凶手肯定不能轻饶，但怎么样处理这个事为妥，还是要好好想一下。李乾，你是到现场去了的，你说一下。”柳英发见我一直没说话，就想听听我的想法。
努力让自己平静了一下后我说：
“这一段时间总觉得不对劲，但又理不出个头绪来，这一棒把我打醒了，现在算是看清楚了。他们就是要不断制造事端，挑起武斗，激化矛盾，好趁机置我们于死地，连贺××这样原来比较本份的人都大打出手了，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刚才我说赞成文攻武卫，现在看来要慎重，他们的力量太强，不能硬拼。我建议这个事情要冷处理，先把贺××转走。理由有三点：同学都被激怒了，一大群人围着我要惩办凶手，但索立平生死未定，现在还不好说怎么处理凶手，这是一；现在大家的情绪都有点激动，难保不出意外，如果有什么意外，我们可能就会很被动，这是二；凶手在我们手里，三字兵会不会来抢人？如果来抢，肯定是一场流血冲突，不到最后关头，流血冲突总是要避免的。尽管运动初期我们不少人被他们推向对立面，说我们是右派、是反革命，并且如果他们再次得手，他们肯定还要把我们打成右派、打成反革命，对我们不会手软。现在又出现了这样严重的伤人事件，但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认为我们和校内的那批三字兵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这是三。基于这三点，我想应该先把人转走再说，凶手在我们手里，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怎么处理还不是我们说了算，我们完全不用慌着处理。现在一不能冲动二不能窝囊。刚才在路上我突然冒出了个想法也不知道对不对，说出来大家议一下，如果索立平能脱离危险，那我们对这个三字兵的精力就要放在转化工作上，通过他来化解校内可能出现的流血冲突。当然如果索立平醒不过来了，那就另作别论。”
“我同意李乾的看法，特别是最后的建议值得考虑。是不是这样，先按索立平不死来安排，反正主动权在我们手上，索立平真有个三长两短，再惩办这个家伙也不迟。拦个车把他弄到水院去，放那里安全一些。”柳英发说。
“自己的人被打了，不想到报复是不正常的，但只想到报复那水平也未免低了一点，作为勤务组考虑问题要站得高些想得远些，刚才柳英发和李乾说的正是我在考虑的，我们想到一起了。是不是还可以把工作做得更细一些，挑两个擅长做思想工作的跟他住在一起。”何儒非在完善这个想法。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还可以放得更开一些，不论索立平的伤势怎么样发展，只要这个三字兵真的转了弯子，我们就把他放掉，让他去为我们做宣传，可能更有效。”柳英发更向前走了一步，“但索立平的医药费等他家里必须全部承担，并且还要补偿，这点不能含糊。”
勤务组取得了共识。
“这个事就交给我来办。”我对他们说。勤务组里就我身体好一点，做这些具体的工作对我来说是责无旁贷。
转身走出办公室时已经十点多钟，天上看不到一颗星星，只觉得整个世界被无边的黑暗笼罩着，沉闷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文化大革命怎么演化成了武化大围剿？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怎么变成了危及人们生命的反动？看来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对那些当权者的冷酷没有一点最起码的认识，他们文的不行就来武的，要用武力把我们扫平，流血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了。我想起林彪说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虽然勤务组意见的统一在意料之中，大家清醒而理智。但一想到那个还躺在医院里不省人事的索立平就心里难受，就想哭。理智是一回事，感情是另一回事，同学的工作好做，但我们怎么面对他的家人呢？我感到这个决定会使我在他的父母面前内疚、有愧，我会躲避和他家人的见面。
我感到步履沉重，短短的几十米路此时变得很长，我要把那个置我战友于死地的三字兵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而我那胜似亲兄弟的战友现在还生死未卜。这个意见是我提出的，这个决定是勤务组作出的。我们都清楚如果把角色倒过来，他们决不会这样善待我们，如果是我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落到他们手里，肯定早已成了刀下鬼，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