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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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乾在自序中说，他“再一次对所有在‘12·5事件’中受到伤害的人，深深鞠一躬，或许更应该跪下。”文革中武汉死于非命的人数以千计，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的至少也当数以千计，在全国范围内这个数字最保守也是要以十万计，希望能看到有更多的当事人公开站出来对受害者深深鞠一躬，尽管这并不容易，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勇气。
“一二·五”命案中的隐性杀手
一个优秀的青年，为什么会沦为“杀手”和囚犯？从《迷》书所述的“犯案”经过看，“一二·五事件”的发生，大约有历史和社会两重原因：首先，因为作者在文革初期受到“资反路线”迫害，认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的秩序与胜利的成果与他心目中的“公正”及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维护革命秩序，保卫胜利果实，也成了他——学校革委会保卫干部——天经地义的责任。当时正值该校革委会成立，这是他和他的战友为之奋斗的结果，也可以称为他们“盛大的节日”，因而他和他的战友们对之所面临的潜在危害也具有高度的警惕，在心情上也就分外的紧张。在胜利面前，他想到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这种心理，可以解释为胜利面前的轻率与骄傲。而犯罪，往往始于精神上的“酒醉”。
其二，是社会原因。李乾所在的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校名是毛泽东亲笔题写；文革中改名“红旗中学”）是一所精英的学校。作者自身也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故而，他和同校的战友们，把邻校的一帮曾有抢劫银行、纵火、绑架和欺负女生等不法行为的青年视为“流氓”。在公检法已经瘫痪，没有人维护社会治安的状态下，他认为，只要经过“多数授权”，精英对流氓，有处置的权力。
从《迷》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程度不同的反省。譬如：革命的权利并不等于杀人的权利；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不意味著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落后群体中有流氓行为，并不等于那是一个“流氓群体”；文革造反派的出现即使有它的历史原因，但以文革的方式解决问题，最终并不能给多数人带来自由民主的制度保证；毛泽东在利用青年的热情无知，去进行一项冒险的“社会实验”时，并没有为他们上“保险”；而“革命导师”为革命的远大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不惜牺牲人的生命的“教导”，则无可回避地充当了“教唆犯”！……如此等等，都是作者沉痛反思，难能可贵的思想结晶。
但是，我认为，在这个案例中，可能还有一层未被当事人和法律注意的自然原因。那就是当事人未满十八周岁，尚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法律责任人资格。让这样的人承担整个学校的保卫工作，本身就是把一个过于沉重的责任加之于一个不能承受之身。再则，在犯案的前一天，主人公曾因庆祝胜利喝了酒，而且是“生平第一次喝醉了酒”。醉酒对于人体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它直接伤及脾胃，抑制大脑，尽管他所犯案的时间已经是酒后二十小时，但错误的决定，却是在更早的时候做出的。因此，我认为，此案可能还有一个“隐性杀手”——酒精——的责任未被追究。虽然没有人能证明，当事人在犯案时的身心不正常，但亦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表明，他已回到了正常状态。否则就无法解释，在正常状态下一个非常理性、讲策略、有一定政策水平，而且判断精准的人，为何会犯一般人都不可能犯的错误。
此外，还有一层可能未被揭示的原因，那就是当事人正处在恋爱状态中。而他的恋爱对象，也曾有受男生欺负的经历。女生对于“安全感”的渴望，于男生的“骑士”精神和“英雄”情结自然会构成一种激励。在激素的作用下，一个血性未定的少年人，脱离理智轨道而犯下过错的事例，在任何时代，都屡见不鲜。
“革命”与“犯罪”
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但我在读这本书时，更经常想到的却是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在这本文学巨著中，被杀者是一个人人恨不能杀之的恶棍“暴发户”，但他的被杀，却触犯了刑律。人们都把死者的长子，性格刚烈、脾气火爆，而且有利益牵连，又是情敌，曾扬言要杀死父亲，案发时又刚好在出事地点的德米特里当凶手来怀疑、追查。而真正的凶手，却是死者奸污一位傻女后所生的“私生子”——死者家中的厨子。这个帮工之所以犯案，虽有其自身的心理原因，但主要是听信了死者次子伊凡的“教唆”。阴柔，但却一贯以正人君子面目示人的伊凡，长期以来灌输的“革命”思想，使这个帮工早已模糊了“犯罪”与“革命”的界限，他相信伊凡所说，“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干的”，并照着去做了。这个伊凡，就是此案中的“教唆犯”。大约是出于对同父异母兄弟的同情，伊凡本打算让这个帮工投案自首，那可怜的帮工看到伊凡到头来不认账了，只得以自杀相谢。庭审的结果，依然判处德米特里犯有“弑父罪”。但作者——通过厨子之口——认为，那“教唆犯”伊凡，才是本案的真凶。
许多读过《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人，都为作品宏大的叙事结构和复杂的人物心理关系所倾倒。而我所感到震撼的，是陀氏关于“革命”与“犯罪”问题的提出。对于我们这个通过“革命”所建立起来，并一直奉行“革命”原则的社会来说，它无异于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指控。故而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也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为什么在中国一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尊重。它使我想到，在毛泽东的青年时代，许多人是因为犯了“罪”才投身革命，但更多的人——尤其是知识青年，却是为“革命”才去“犯罪”的。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某种有害的意识形态，是以所谓“脑炎”或叫做“旋毛虫”之类的病菌的名号出现的。陀氏认为，无论革命还是犯罪，首先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侵入的结果：
“一方面，是一个毫无价值、愚蠢、恶毒、有病、不仅没用而且对大家有害的人舒服地活着；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新生力量得不到帮助。杀死她，拿她的钱来为人类服务，成百的家庭可以免于贫困、免于败坏、免染恶习，一死换百生！”
当我们——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青年——读到上述陀氏的文字时，记忆中就会有各种熟悉的革命思想浮现。显然，在陀氏所处的时代，这种“病菌”的传染，依托的正是这样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现实。这与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所面对的阶级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的悬殊；在文革时代人们所面临的“新阶级”的问题，即使不完全相似，其“病灶”却是共同的。那么，以什么方式，由什么人主宰，来改变这种社会现实呢？陀氏笔下的犯罪主人公认为，这个主宰应该就是他们这些“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超人”。而杀人，则是“一劳永逸”的改造方式。
“世界上有很多伟人都是刽子手……他是因为要推动历史所以要杀人，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平民百姓，就说你是一个杀人犯，所以，你要作为伟人的话，你不能在乎杀个人，这是无所谓的。”暴力是革命的“接生婆”；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毛泽东以他领导的第一场革命的成功，为下一代早已竖起了榜样。在他领导的第二场革命中，他又故伎重演。现已知道，不是别人，正是他老人家关于“天下大乱”、“武装左派”、“群众专政”的思想，直接推动了文革的血腥武斗。在武汉事件上，他甚至是第一推手：“这些口号的提出，并不是如后来在清算造反派时所说的是无政府主义的产物。恰恰相反，这个提法和设想正是出自伟大领袖毛主席，正是他老人家在1967年8月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提出来的。在此前的7月18日，毛泽东在东湖对周总理、王力、谢富治、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就说过：‘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毛主席当时还夸奖了在红水院修建的武装工事，并一再要去参观。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当时的造反派都有些头脑发热，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都是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因此在那种热昏状态下做出了许多荒谬的决断，12。5 事件应该说正是其中之一。”（原武汉钢二司常委谢保安）
显然，“革命与犯罪”、“教唆犯”——这些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问题，再次被《迷》书提了出来，成为了一代“炮灰”对文革灾难不公正审判的有力诘问。它比之《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厨子对伊凡大胆的质问并做出指控而言，虽然声音微弱，陈述隐晦，但读者依然可以清晰地把握。
“罪犯”与“精英”
《罪与罚》中杀人的大学生，《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教唆犯”与中国“牛仔”毛泽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与尼采及其“超人”哲学有些瓜葛。“超人”这个概念，与红色辞典中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与现代社会学中的“精英”，其内涵是相同相通并可以交换使用而不会被误解的一类概念。而《迷》书，也恰到好处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在正常情况下，精英与罪犯并不具有特别的联系。但是，精英的确有一点比普通人易于走近犯罪的“优势”，那就是他们的自以为是。首先，他们自以为身份高于常人，就可以安排别人的命运，高估自己的权力，以至于侵害别人的权利；其次，他们自以为出以公心，或者是为某种理想而活着，因此从品质上优于一般人，并对普通人怀有道德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会将一切世俗的计算、胆怯和自私的犹豫视为落后，从使自己蔑视常识，脱离常轨，以至于泯灭常情；第三，他们认定一切远大的考虑，均不是老百姓所能领会，却又是必须以牺牲普通人眼前利益为代价的，所以一般地较容易采取“愚民政策”。如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若不从，则施以种种“策略”（其实就是诡计和手段）裹胁之……这样，“精英”和“超人”们就一步步为自己要么建立功勋，要么铸成大错铺平了道路。其最终的结果，不为大英雄，即为大盗。
另一个问题是，精英由于处于社会道德权威金字塔的顶端，与处于权力顶端的统治者一样，其行为和话语具有示范效益，一旦实施便会出现放大效应。孔子所谓“君子德风，小人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武装左派”是毛泽东说的，但“要文斗，不要武斗”也是他说的。对于他老人家来说，这只是一转念的事情，但也就是在这“一念之差”间，人间已哀鸿遍野，血流成河！而当他老人家以他的后一句话，轻飘地拂去自身的罪责时，人间的罪孽已经铸成了不堪回首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无数家庭应声破碎，无数人的命运轻而易举地被灾难性地改写！简言之，正是这类“超人”，可以行上帝之善，亦可为魔鬼之恶。不受制约与监督的“超人—精英”，其“犯罪”的几率、严重性，以及触犯复杂结构罪行的可能性，比凡人要大得多。这后者，就包括现代的“造反”与“革命”。
在《迷》书中，作者显示，他对于审案人员骂他是“法西斯”非常反感，而且长期耿耿于怀。但是，如果不存成见地看问题，就个体而言，那些“法西斯分子”和同情法西斯的分子，很多可能就是社会中的“精英”。他们不仅有纯粹的雅利安血统（种族主义对于血统问题的执着，与赌马和宠物豢养者相似），挺拔的身材，纯澈的目光，而且很可能具有较高的智商和理性（德意志民族是世界公认最理性的民族）。他们充满理想主义的狂热，具有高度的团队精神，随时准备自我牺牲……有的，甚至是名望极高的上流社会人物（如兴登堡、海德格尔）。但这些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