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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

草地龙虎(陈宇)-第28部分

小说: 草地龙虎(陈宇)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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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决定请求调离红9军,以避免冲突。一天下午,他去找朱德和张国焘,但都未找到,却见到了刘伯承。他俩详谈了一切问题,刘伯承表示同意陈伯钧的意见,并提醒说:“伯钧同志,斗争可要注意方法呀!不要以为张国焘只是闹分裂,不会伤人,张国焘是要杀人的!”
  晚饭后,陈伯钧写出了给朱德和张国焘的请求调换工作的信。
  军部会议室内,声讨中央“逃跑”的大会又在召开,竟也是群情激昂。
  心中憋了一肚子火的陈伯钧在一边听着,这时已经没有了前两日的激动,一则是他经过这么几天的痛苦思索,也想通了,想明白了,并决心调出红9军;二则是朱德、刘伯承都在暗中给他捎了话:遇事一定要镇静,冷静。所以,他现在听到那些专向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泼污水的话语,也就置若罔闻,坐在那里考虑其它的事情。
  接连两天,陈伯钧又三番五次找张国焘,请求调离工作。但张国焘这几天却是忙得很,陈伯钧也就仍是一遍遍的向总部跑。9月13日,陈伯钧总算见到了张国焘,但在总部,他也遭到了多人的围攻。陈伯钧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晚又去总部请求解决我的问题,后王树声等同志向我提出很多问题与我进行斗争,如,此次中政局,1、3军北进问题,第5次“围剿”及突围问题,提拔工农干部问题,目前中央领导的改造问题等,当时我均有答复。不过,对重组中央问题,尚须思考,不能随便。最后总政委意见,决暂调我到总部休息,待斗争解决,我的态度表明后,再分配适当工作。”
  9月14日,陈伯钧在日记中把这一天标记为“受辱之日”,他写道:“午间,准备东西。午后,得孙军长及总部来信,调我至总部工作,但9军东西应还9军。当即将原9军之马两匹交下。继之如狼似虎的一些传令兵,汹汹然要这要那,并声言奉命不准我带一点东西,只许只身去总部。当面交涉无效。写信给孙军长,回答找不着人。最后竟动手强搬东西,强拉所有马匹,由5军带来的马匹亦被没收。我当时实在难处,只好愤然舍弃所有东西人员,去总部请示办法。黄昏前后,才由总部去信将一些东西人员要回,但望远镜被抢去,骡子也被换了!慨自参加革命以来,算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若说真正革命的同志,其何以出此?若说政见不同,需要斗争,亦断不能采取如此卑劣手段!老实说,共产党人是一切外力和压迫所不能屈服的!”
  陈伯钧作为一个军的参谋长,在两个方面军公开分裂之后受到了如此歧视和非礼待遇。朱德和刘伯承闻知,也感到无可奈何,因为在红四方面军一手遮天的张国焘是得罪不起的。一场政治大风暴正向上至朱德、刘伯承,下到红一方面军留在南下红军队伍中的干部和战士们身上袭来。
  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了。两大主力红军就这样在会合整整3个月后分离。朱德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本想冲出张国焘所设置的监视网,回到中共中央,但他又考虑到这里还有由8万指战员组成的红四方面军,还有编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9军团和其他人,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不管。这样,朱德只剩下一个选择:“留下来,跟着这支队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也要把他们最终带回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
  朱德拿着毛泽东等人发的电报多次找到张国焘,要求严格按照组织程序执行,但张国焘就是置之不理,有时甚至是笑而不答,把朱德气得直打哆嗦也没有用。
  毛泽东于俄界对张国焘的再次劝说犹如草地之雨落入泥潭,最终连个泡也未起。
  “这个张国焘同志,他要造反了!”毛泽东气愤异常。
  当晚,毛泽东在俄界召集会议,讨论与张国焘斗争的问题。大家的心情都不好,会议开到深夜也没有个结果。
  “那就再等他一个晚上,明天上午张国焘同志再不给回电,那就说明他是造反造定了。”毛泽东打着哈欠说,他太疲劳了。
  次日,毛泽东在黎明就醒了,他再也睡不着,心中有事,怎么能躺得下。他接连问了五六次,电台都说没有张国焘的电报来。马上就到中午了,仍不见张国焘有音信。
  “这个张国焘真地要造反了!我们不能再等他的什么电报,若再来电肯定就不会是什么好消息。我们开会,马上开会,开会!”毛泽东把桌子擂得震天响。
  11时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在俄界进行。到会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李德,还有红1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红3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纯青,共21人。
  “我们现在开会,张国焘至今没有回答中央的问题,我们不能等他觉悟后再行动,我们要干我们自己赶快必须做的事。”毛泽东说。他在会上首先作了关于与张国焘的争论及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谴责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的错误,指出:“我再一次断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如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中央不能把红1、红3军团带去走这条绝路,不能变更北上方针。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即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
  译电员走了进来,把一封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停下讲话,打开电报看了一遍,顺口说道:“是陈昌浩的牢骚电报。
  我们不管他!”
  毛泽东继续他的讲话:“我们要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我们的行动方针应有所变化,应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
  “对张国焘怎么办?我们不能容忍他这样肆意破坏党的团结,应该马上展开斗争!”彭德怀见毛泽东一直没有提张国焘的问题,直接插话提问。
  谈到对张国焘的错误性质和处理办法,毛泽东说:“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中央的具体意见,下面请张闻天同志向大家说明和讨论。”
  与会者互相窃窃私语,多数认为中央对张国焘的处理应该重一些。
  张闻天的发言是有准备的,但他今天的情绪很不稳定,对张国焘的“造反”极为愤慨,他开口即说道:“对张国焘这一事件,我认为应当广为向部队解释。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这就是张国焘主义。他们从退出通南巴起,已形成了反对中央的路线。他们对敌人是惧怕的。在红军建设上,张国焘不要党的领导,把红四方面军变成了他个人统治的军队。对干部的培养,更是要拥护他个人。无论在哪一方面,张国焘都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这是很明显的。这个问题,应使干部全部了解。而且要了解张国焘的下一步行动必然是组织第二党。当然,问题的转化有没有其他可能呢?也可能有。我们还有朱总司令、红5军、红32军在那里,还有广大的好的干部。经过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争取他的可能,我们应尽量争取后一种可能。”
  毛泽东见有人在议论关于“争取”的话题,便插话说道:“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中央为什么不能马上开展斗争?因为过去中央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上,如同对红一方面军一样看待张国焘,后来才知道他有严重的错误,我们就用许多办法来争取他。大家都知道用了许多方式,又是派代表,又是谈判,又是让步等等,但终于还是分裂。中央争取他的这些步骤是失败了,但中央是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办法的。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到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的时候。”
  张闻天又继续讲道:“我们目前战略方针是改变了,因为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中央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所变更。目前队伍的编制要缩小,德怀同志的提议,我是同意的。同时要注意干部的保存。现在要指定一些同志负责改编队伍,到麻牙即行改编。现在,我们应该通过对许多问题的解释,使我们的干部更加团结,坚信我们是唯一正确的。一些同志觉得我们更加团结了,这是很对的。”
  “对张国焘的处理,我主张还是要开除他的党籍,这样才能说服部队。”性格刚强的彭德怀一直要求对张国焘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制裁。
  “不行,至少说现在不行。尽管张国焘所犯的错误已经构成可以开除他党籍的条件,但这还有一个时机问题。”毛泽东表示意见说:“我们应该看到,这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应看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联系。我们现在就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那我们以后就不好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见面了。”
  “还是主席看得远,考虑得全面。”彭德怀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这一不开除张国焘的党籍的做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高人一筹的。后来在张国焘另立中央时,又有人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仍坚持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更不会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师。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做法,可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俄界会议上尽管有许多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但最终因为毛泽东的劝说而没有成为决议。会议只是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斗争。“这个《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不要向全军传达。”毛泽东交代说:“我们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挽救和团结张国焘同志,给其改正错误的机会。”
  会议同时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北上的红军到了这时已经不好再用原来的部队番号,决定将红1、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并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负责军事指挥的5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成立了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的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的整顿编制工作;会议还决定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说明战略方针和迅速行动的必要性。
  在《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中共中央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称为“二万余里的长征”。在这之前,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开始的战略大转移,在刚开始时因为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到湘西去与红军第2、第6军团会合,“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因此当时把这次转移称为“突围行动”、“长途行军”。遵义会议前后,仍然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突围行动”或“西征”。
  俄界会议澄清了张国焘的错误,“长征”一词也由此诞生。9月14日,党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明确说明:“中央率1、3军团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之30军、4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
  俄界会议后,刚刚改编的陕甘支队继续出发北进。
  15日,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第1纵队到达黑拉。电告彭德怀:第1纵队明日向车眼前进,要求第2纵队及军委纵队明日到达黑拉附近宿营,向北挺进。
  就在这同一天,张国焘不顾中央的命令,在阿坝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公开了其分裂红军的活动,继而上升到分裂党的严重地步。他在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公开了他与中央分裂的问题,高喊:“反对毛、周、张、博逃跑主义”的口号,挑拨两个方面军的矛盾,以致使他在台上讲,台下的红一方面军留在这里的干部战士遭到围攻和辱骂。时在红军总部担任无线电总队政委的伍云甫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参加总支召集的活动分子会议,总政委报告一、四方面军兄弟团结问题,并解决贺诚捆侦察科政指问题,黄超喊打,会场秩序不好。”
  草地的9月,一个多云多雨多冰雹的季节,毛泽东与张国焘最终没有能再握手言和。
  红一、红四方面军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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