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青春成为往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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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半夜，工厂宿舍区就像有人突然发现狼群一样鼓噪了起来，我们急忙跑出去，想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厂区那边人声鼎沸，漾漾地往我们这边走，间或还能听见只有文化大革命中才能够听到的对人的呵斥声、激昂的口号声。一定是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匆匆下楼，想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工厂保卫科的人抓住了两个在车间机床后面通奸的年轻工人。我看到很年轻的一男一女被人押解了过来，他们的双手都被反绑在身后。沉闷压抑的生活突然出现这样一场波澜，人们都很兴奋。那两个因为所犯罪行而自动失去人格尊严和做人权利的男女，不得不承受从保卫人员缝隙间伸过来的拳头的推搡和击打。很混乱，押解的队伍不是沿着直线前进的，它在厂区到宿舍区之间的通道上蜿蜒，就像喝醉酒的人那样。
那个姑娘看上去不过二十多岁，半个脸颊都被油黑的长发遮住了。她的双肩看上去很柔弱，但是我从她不自觉的抵御击打的动作中看到了坚强；小伙子就不行了，他瑟缩着，本来就不高大的身子显得更加矮小——我对此印象恶劣。一个男人在这样的时候不应当是这个样子，这简直是对那个姑娘感情的亵渎。他如此委琐，就等于在向人们宣布他不再保护失去任何遮挡的她了。他放弃了最重要的责任。在我看来，在这样的时候放弃这种责任的男人是不能够被称之为男人的。
我的感情——就像人们在任何事情面前都会本能地做出选择一样——出现了偏移：同情女的，鄙夷男的。
人群虽然聒噪着过去了，但是各种各样夸张的议论仍然在继续：有的说保卫科的人冲进去以后，两个人太忘情，竟然完全没有感觉到身边已经围了一圈儿人 ；有的人说保卫科本来想让两个人赤身裸体在厂区游街示众，但是，没有人能够把那个姑娘的衣服剥下来；有的人说，保卫科的人……没有任何人对保卫科的行为提出质疑，在所有人看来，保卫科做这样的事情都是天经地义。
回到宿舍，我久久不能入睡。这件事在我心里引起一种杂乱无章的感觉，就像我在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思索一样。
后来发生的事情非常让人惊讶。
保卫科的人把那位漂亮的女工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连续八个小时对她进行审问。他们询问的是——通奸过程、通奸细节以及她的通奸感受。这个过程对于审讯者和被审讯者意味着什么，既简单而又复杂。简单，是说保卫科的这些人有淫欲需要满足和宣泄，在这里就变形为对性行为过程和细节的关注和对人的直接侮辱 ；复杂，是说在一个被认为健康发展的社会里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必定有非常复杂的原因，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命题，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或者普通人都应当进行思索并且给出答案。
但是，在那个年代，这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
令人尊敬的政治理论家正在忙于研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在阐述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教义，正在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制造理论基础，不可能也不屑于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思索 ；法学家——如果他们还存在或者还在做什么事情的话——则正在研究如何模糊政令与法律的关系，从而把对社会、对思想进行控制和引导的行政手段合法化，也不会注意这样一个发生在普通青年工人中间的琐碎问题 ；历史学家专注于对历史的实用主义解释，为被政治阴谋家强奸了的历史收拾粘满精斑的衣裤，“儒家”“法家”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主题，他们怎么可能会为一对偷情男女的境遇问题分心呢？普通人则在没有任何社会关怀的环境中失却关怀他人的信心，变得兽性，变得下流，变得卑鄙异常，也不会认为这是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能够说，这个问题在当时不是问题，更不是能够被回答的问题。因此，它通行无阻地发生着。因此，年仅二十一岁的漂亮女工只能精神崩溃。因此，保卫科的人出去吃午饭的时候，精神崩溃了的她只能从六层楼窗户一跃而下，用自己的方式给事情做了一个了结。
我听人说，她的半边脸都被摔瘪了，鲜血浸润着整个身子 ；我听人说，她就是死了，身条也是全厂最美的。
我离开那个工厂以后数天，还听人说那个男职工听说女职工死了以后，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从关闭他的房间里脱逃出来，用杀猪刀子杀死了三个曾经审问过女职工的保卫科的人——他杀得凶恶而残忍，死者几乎完全被肢解，有一个人的肠子竟然像彩带一样被挂到了吊灯上。然后，这个疯狂的作案者用刀子把自己的肚子戳得稀烂，死在了厂党委书记的家门口。
早晨起来，党委书记发现鲜血像小河一样在
客厅地板上蜿蜒，心脏紧缩着打开房门，看到死者，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一样，发出一声非人般的嚎叫，脸色蓦地没了颜色，瘫软在地上。
这个案子由于案情重大，就像所有这类事情一样，被有关部门严密地封锁着，不但社会上无法得知，就是这个工厂的人也不敢确认那个男的是否真的杀了人，是否把被杀的人的肠子挂在了吊灯上，是否在党委书记的家门口剖腹自杀。
这件事情传到我这里，我也就只能把它作为地地道道的传闻。所谓传闻，就是无法证实的消息。无法证实的消息对于社会判断有什么价值呢？可能没有任何价值。但是，正是这件没有任何价值的传闻，完全破坏了我对于那个美好春天的记忆，二十五岁的我，正在恋爱中的我，已经开始用生命感知世界的我，蓦然间在春天的原野上发现了一种异常凶恶残暴的东西，它排山倒海，吞噬着它碰到的一切……就像我插队的时候对于黄河形成的那种印象一样，它们叠加在一起，屹立如山峦，动作如江海。这就是黄河吗？不，它不是黄河。和它比起来，黄河太渺小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黄河很孤独。
在我亲身面对真正的黄河，与黄河有了一次真正的对话以后，这种感觉尤其强烈。
第二章 博士逸事
4。被称之为楷模的人（1）
亲身面对黄河的机会来得很偶然。
一九七七年夏末初秋，我从洛泉大学毕业，依照我的文学理想在洛泉地区（当时还没有建市）选择了一个能够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单位。在这个很多人都无所事事的单位，我雄心勃勃地开始了文学远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以K省人民都十分熟悉的商子舟在洛北开展革命活动为素材，创作一本历史小说。在K省，商子舟是类似于陕北的刘志丹、谢子长式的传奇人物，当地，尤其是我曾经插队的崤阳县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美丽传说。在正式的历史记载和现实生活中，商子舟更是一个占有重要位置、被要求人们不断学习的人。这样一个人物非常容易被一个初学写作的人确立为描写和歌颂的对象。于是，我到崤阳县去进行采访。
遗憾的是——我必须事先告诉读者——我在崤阳搜集到了很多素材，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甚至完成了作品的全部构思，但是，经过多年厮磨最终也没有把这部作品写出来。直到现在，我在收拾旧文稿的时候，也会经常翻一翻当时记录的素材，感叹一个人如果无知会有多么大的胆量。我是在放弃了那本规模很大的书，重新回到起点，从
短篇小说创作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我经常用这件事情向文学青年说明，初学写作者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是把事情看得太简单——把描写对象看得太简单，把创作本身看得太简单。实际上，什么事情都不简单，大到历史，小到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一件小事，都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你如果把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想得简单了，你就无法了解那件事情，当然，你也就不可能把它写出来。
将近三十年前到崤阳县进行的采访，已经模糊在遥远的时空之中了，我已经记不得找了什么人，和哪些人进行了怎样的交谈。但是，有一件事情却鲜明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正是这件事情构成了读者正在阅读的这本书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是因为有了这件事情才有这本书的。
读者已经知道，崤阳县在洛泉地区西南部，但是它南部的一部分延伸到了黄河西岸，这就是张家河公社所在地。换一句话说，张家河公社是靠近黄河的一个公社，从那里隔河相望，就是山西省了。从张家河身边流淌过去的黄河，在一个叫古泊口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瀑布，在当时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地方。但是我没有去古泊口，我到了一个叫马家崾岘的村子，这个村子也靠近黄河，在著名的古泊口瀑布下游十五公里的地方。
这一天是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三日（农历一九七七年七月三十）。
洛北的地形地貌具有典型的黄土高原特征。由于本书将多次使用沟、峁、塬、梁、崾岘等词汇，为了使读者有一个大致的概念，请容许我稍做解释。
我们拥有的黄土高原号称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如果追溯它的历史，恐怕要上溯到太古洪荒之时，这对我们意义不大。我们看到的是经过历史风雨冲刷过的黄土高原，它的最显著特征是沟壑纵横，大沟、小沟、支沟、毛沟，节节发展，到最后高亢平整的高原变得斑斑驳驳，支离破碎。作为一种残留，地表平整的地区被称之为“塬”，塬有大有小，大的数十数百平方公里，小的仅一两平方公里，仅仅容纳一个村落。塬区土壤肥沃，亩产较高，所以我们插队的时候如果某人说他是在塬上，一般都认为那人呆的是一个好地方。塬被风雨切割，就形成了“梁”，梁为长形，两侧夹有深沟，中间一道土梁，宛若山岭，换一句话说，梁是塬的演变，两条沟向塬延伸，遂使广阔的塬被切割为狭窄的梁。形成梁以后，梁两侧的深沟、毛沟继续向梁的内部伸展，两侧的支沟、毛沟甚至两相交汇，将梁切断，这就形成了外形浑圆的“峁”。在梁向峁的过渡阶段，还有一种状态：梁两侧的沟头距离很近，梁当断未断，中间还有狭窄的通道或者土地相连，这样的地方就叫“崾岘”，崾岘附近的村落往往就取名为某某崾岘。我要去的马家崾岘就因此而得名——在这个村子的西南方向，正好有两条沟往相对的方向延展，但是它们还没有碰头，形成了一段狭长的崾岘，这个村子百分之七十的人家都姓马，于是，这里就叫马家崾岘了。
我们弄明白了我要去的是一个什么地方，那么，我现在就应当告诉读者到那个地方去干什么了。
我是来看望一个绰号叫“博士”的中学同学，他在这里插队已经整整八年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在那场决定了千千万万知识青年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风潮远远地消失在历史时空之后的今天，竟然有一个人仍旧认为什么都没有改变，还在做那场强制性的风潮让人做的事情。说实在的，我很好奇。
“博士”的真实姓名叫吴克勤——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他在本书第一章已经短暂地出现过了。“博士”因为博学而得名，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一个勤奋好学兴趣广泛的学生。你想一想，一个初中学生竟然能够滔滔不绝地谈论托尔斯泰，能够背诵歌德和莱蒙托夫的诗句，在他的同学中会引起怎样的艳羡和尊重！他在我就读的那所中学里是学得最好的学生，他的作文简直能够被称之为文学作品，经常被老师在课堂上朗读，被同学们传抄，甚至于被发表在中学生报纸、杂志上。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经亲自给他写信，鼓励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一个共产主义接班人。不管老师还是学生，没有人怀疑他能够考上
北京大学或者
清华大学，没有人怀疑他辉煌的未来，重要的是，人们说的这个未来不是一种粗糙的虚拟判断，它非常具体，它甚至具体到认为这个聪明的孩子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他自己好像也不排除这种判断。在我的印象里，这个罕见的高才生踌躇满志，即使和我们这样的平庸之辈来往，也保持着清高、矜持的劲头，因此，尽管我们是同班同学，却不是最亲近的朋友。
文化大革命像一条江河的巨浪一样从上游席卷而来，所有人都像岸边的小草和泥沙一样被裹胁了进去，在一个盲目的历史进程中随波逐流，“博士”吴克勤也不例外。
吴克勤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和母亲都是大学教授，是在某个领域能够被人称之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人。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是被整个社会所唾弃的，所以他没有资格参加到红卫兵的核心组织中去，只是外围组织中的一个活跃分子。他撰写的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学校当局走资本主义道路罪行的大字报非常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