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青春成为往事-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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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玉兰也是这样。实际上，在这个可怜的女人的后半生中，很少回忆起自己在生下绍平以后的艰难，作为一个正当年华的女性，在对儿子的爱面前，个人的幸福渴望和对于情感慰藉的要求，都消逝了，儿子取代了她的一切。也许正因为这样，当井云飞亲近绍平的时候，她才会产生出一种极端的感情——绍平是我的孩子，他不应当这样亲近他！
每一次井云飞走以后，她都要上上下下地检查绍平，好像在怀疑井云飞是不是弄伤了他。更为严重的是，石玉兰惊恐地发现，每当井云飞亲近绍平的时候，她对绍平的那种广博无边的母爱就会受到冲击，好像绍平也成了独立于她的个体，这个个体游离开她，去和别的人亲近去了。这种痛苦没有任何来由，石玉兰多少次对自己说，事情不是这样的，绍平永远是我的，但是她就是不能够阻止内心产生那种奇怪的感觉。她常常为此感到愧悔。
谁都无意，但是在井云飞和石玉兰之间，却仿佛在对儿子进行一场激烈的旷日持久的暗中争夺。井云飞把绍平看成自己的命根子，他要时时事事用自己的操行来影响他。他为绍平请来老师教他读书认字，他要用文化开启他的心智，让他知道人生还有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方式。那些方式将不断修正你对日常事物的看法，让你比别人看的高远。他教他打枪，在玉兰看来，简直就像是在认真培养一个土匪。只有井云飞知道，他并不是想把儿子培养成土匪，他是想让儿子成为这个社会需要或者说能够适应社会邪恶的人。祖父井观澜古典主义的道德教条能够让儿子应对人心的险恶吗？父亲井宽儒在善恶之间的羞羞答答的徘徊，不是正在说明如果你想在这个世界立身，你就不能不向恶妥协，你不可能坚持很久。所谓的善，越来越具有技艺的性质，这不是一个人的变化，这是整个世界的变化啊！
他把他带到士绅们中间，让他感受成人之间进行交往的艺术。他试图告诉儿子，这将是他未来主要的生活方式，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都得周旋在这些人之间，只有在这些人中间如鱼得水了，你才能够守护住财富，你才能够增加自己的财富，你才能够活得像一个人。这些人既可能是给予者，也可能是掠夺者，全看你怎样和他们相处，全看你以什么样的实力和他们相处。
石绍平那双深陷在眼眶里的大眼睛发出的探询的光亮，照亮了父亲试图要他了解的事物，他已经看到了轮廓。虽然他还不知道那件事物具体是什么，但是他已经从旁人的谄媚中，从父亲的矜持中，感觉到这个人的力量和尊严，感觉到他在那个未知世界中游刃有余的智慧。很显然，父亲正在成为这个孩子心海中的灯塔，尽管它若隐若现，但是他知道它在引导他。
玉兰则教导儿子要有同情心，同情穷人，“没有穷人，哪会有我们这些富人的日子？”绍平歪着脑袋，用探询的目光看母亲，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母亲就告诉他，我们是靠佃户的地租生活的，佃户正是因为向我们和官府交纳了地租，才永远是穷人。
“不，”绍平坚定地说，“不是这样的。”玉兰异常惊讶，问儿子：“那……你说是咋样的呢？”绍平很羞涩，没有正面回答母亲。他不想用父亲的话回答母亲，他已经知道，在这些问题上，父亲和母亲的见解是不同的。他不想说他们见解不一样的问题。
一个叫马玉林的生意人在宁夏遭到土匪打劫，身无分文，求讨到玉兰这里。玉兰接待了他，给了他一些废旧衣裳，给了他五块大洋，打发他回家去。“为啥？”少年绍平极为不理解母亲的大度和慷慨。玉兰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崤阳县的人，我就是那里的人，是我的老乡哩！老乡遭了难，不是得帮他一把？你爷爷常说，得帮人处就要帮人，这是积德行善哩！”绍平完全不能了解母亲。但是，他不再询问什么，就像知道了母亲的意思一样。
……
我们能够确认，在井云飞和石玉兰之间的确在进行着一场争夺儿子的战争，参加战争的双方是如此坚忍，如此不做退让，这就注定了双方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但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是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夺战，也不知道曾经付出的代价全是因为对方的坚决。他们都严格地在自己的领地进行思考，有的时候甚至不把对方作为参照物。
玉兰暂时还没有告诉绍平她是如何来到井家的。她觉得还是不告诉他为好。
难道你想让儿子充当命运的裁判者和调停人么？当这个裁判者真的站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怎样向他诉说你的案情呢？你能说那是一场错误吗？你能说你没有从婚姻中得到幸福吗？你能说井云飞没有像一个优秀的丈夫那样爱你吗？你究竟有什么冤情要诉？你想抱怨什么？你期望自己的命运发生改变吗？那将是什么样的改变？
所有这些，都是石玉兰回答不上来的问题。
第十二章 山不转水转
36。起源、方向与目标（1）
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和发展，有时候它呈现出一种前进的姿态，有时候它又在原地踏步或者在倒退；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在倒退，但是实质上是在前进；有时候它让人激昂，以为它在前进，其实它是在一路高歌往回走。前进和倒退之间的间隔，五十年或者一百年仅仅是一个瞬间，所以，人们经常会在有限的一生中感叹历史竟然还在这个人刚刚出生的那个地方徘徊。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间，由于百年不遇的干旱造成的饥荒席卷了中国西北部省份，K省的灾情极为严重。查阅K省各县县志，你会看到很多关于这场饥荒的描述：“大旱，饥民啖食草木，至有骨肉相食者。”“旱、蝗相继，人民流徙，饥者盈路，死者十之七八。”“自上年六月不雨，民不聊生，草木皆尽，剥及树皮，夜盗成群，兼以昼劫，道馑相望，村空无烟。”“连年大旱，赤地千里，斗米千钱，饿殍遍野，夫妇、父子相剖啖……”
这些话语，在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中并不陌生，两千多年以前就出现过，人们对于它的再次出现已经不感到惊奇，就好像这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就好像社会和人生本来就应当是这个样子。就连大多数人都走投无路这样一种极端的社会现象，也被人们忽略为是天灾的结果……这里面，恐怕就有了问题。
现代政治哲学告诉我们，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走投无路，那么，确定无疑是这个社会的制度有了问题；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走投无路，这个社会就不可能稳定。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社会的不稳定常常并不是因为中央政府涣散或者理念不正确从而丧失了权威，主要因为这个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导致了大多数人走投无路。在这种情况下，走投无路的人就会铤而走险，他们就不会顾及中央政府的约束，不会顾及道德规范的约束，全部的活动都归结到一个基本点上：想方设法活下去。
想方设法活下去，实际上已经不是人的社会发展的自然要求，而是抽取了社会要求的仅仅为了活下去的生物性愿望，这种愿望将会形成为盲目的野蛮的破坏性力量，它将不择手段，在社会上到处制造响动，古书上的那些记载，都是这些响动的表征。盗贼蜂起，土匪横行，军阀割据，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种响动的表征，只不过它们已经蕴涵了一些社会发展要求的内容。
这样的一个社会能够稳定吗？当然不能够稳定。任何一个走投无路的人都会在争取活下去的过程中破坏社会的稳定。被破坏了稳定的社会将要付出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代价，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人类并不经常能够被理性约束。人类经常在明明知道什么是灾难的情况下仍然义无返顾、锲而不舍地走向灾难。所以，假如我们仍然把历史作为观察对象，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时候历史也是在无奈中做出选择的，尽管他老人家完全知道一个社会的消极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可怕后果。
既然我们承认对于大多数人因为走投无路做了极端选择的最终责任在于社会本身，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在何种道德意义上看待那些所谓的“土匪”呢？
一个村子，因为一场天灾，就到了“饥民啖食草木，至有骨肉相食者”的程度，于是，村上几个活下来的壮年汉子，为了避免被相互吃掉，就像《水浒》中那些被逼上梁山的人那样，发一声喊：“反了吧！”就反了，打家劫舍去了，杀人放火去了……这样的人算不算得土匪？
一个做生意的人，反复遭到土匪的打劫，而政府组织又不能够对于他正常的商业行为进行保护，于是他也聚拢一些不法分子，打劫那些打劫他的土匪，商业行为演变为一场暴力争斗，有的干脆完全抛弃了商业运营，占山为王，成了地地道道的山大王……这个商人——或者说这个山大王——算不算得土匪？
首先，我们站在政府的立场上看这个问题。那些刁民破坏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破坏了社会稳定，危及到了政权的稳固，并且伤害了人命，这些人当然是土匪，是十恶不赦的罪犯，是征剿的对象。那些商人——如果我们还能够将他们称之为商人的话——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支持或者巩固着政府，成为政府管理社会的工具，那么这些人就不是什么土匪，而是“乡绅”。熟悉中国现代历史的读者都知道，正是这些强大的“乡绅”和相对软弱的政府，构成了中国社会二三十年代的社会控制力量。
但是，假如我们站在那几个“反了”的壮汉的立场上，我们又会觉得，这些人不能够被称之为土匪。他们不过是一些为了活下去采取了极端行为的人，而造成他们成为目前这个样子的，依据现代政治哲学的观点，责任恰恰在于政府的制度缺陷，再往深了一点儿说，是你对于中国文化没有一个彻底的反思，你是在松软腐烂的文化地基上构造国家权力的大厦，你不可能牢固，你不可能稳定，板子不应当打在那些反了的人身上。
正如美国学者菲尔·比林斯利在一本研究中国社会的著作《民国时期的土匪》中指出的那样：“当政治腐败和官僚主义的玩忽职守促使孤注一掷、意志坚强的人们投奔永远向他们敞开的深山、沼泽时，当自然灾害与人为的灾害扩大了饥饿无望的人群时，土匪自然而然会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土匪”的成分非常复杂，落草为寇的除了那些完全为了逃避饥饿的人以外，还有失去土地的人，因为过于放荡而无法适应乡野村夫生活的人，由于过去的某些举动从正常社会分离出来、永远成为贱民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非常重要的是使普通人变为土匪的那些社会条件，它甚至能够消解我们对于什么人是土匪什么人不是土匪的常规观念，把我们的同情放到某一部分群体上。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分人在我们看来就不是什么土匪，而是一些走投无路的饥民，他们有理由成为“土匪”。
在我们的故事发生的年代，政府和人民在这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上的看法截然对立。毛泽东一九一六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一九二五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这个问题分析得非常透彻。
从我们已经叙述过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到我们正在叙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不过二十年时间，社会状况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了一些改变，但是在最基本层面上仍然没有本质改变——比如，袁世凯倒台了，但是，全国范围内的军阀割据局面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国民党政府仍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平衡、妥协或者斗争，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军阀混战和政治纷争成为这段历史的主要特征。
我们仍然引用菲尔·比林斯利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一书中的描述，来说明当时的社会情状：“在军阀混战期间，中央政府经常采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个军阀列为土匪（匪或贼），然后指令一名将领以剿匪的名义将其消灭。个别军阀也经常使用这个词来宣称自己的道德比对手高尚，他们把自己的派系战争称之为‘剿匪行动’。甚至反对军阀统治的人物也发现‘匪’和‘贼’这两个字是有用的工具。激进分子把军阀及其部下称为‘官匪’。一九一三年的讨袁运动就把其军队称为‘讨贼军’，这种做法并没有随着军阀的灭亡而消失。”
只是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