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克爱情-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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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总的话像水管里的水似的，绵绵不断。他是我面对的亲戚朋友阵营里的代表，他反复地申明主题：我得了病，并且是不治之症，必须去医院治病（其实就是等死），那里会有医生照料我，用现代化的医学救治我。
说一千道一万，我就是不能死在家里，只能死在医院里。而且到底治不治病，我没有选择的权力，尽管那是我的病。我没有自由了，连治病的自由都没有，我感觉到丧失自我的悲哀。我周围所有健康的人都不存在我的问题，他们想干吗就干吗，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搞女人就搞女人，想玩男人就玩男人，自由得就像水里的鱼，比水里的鱼还自由，鱼的行为还需要水的控制，而他们只要空气就行了。因此我悟道：一个人想要有基本的自由，那你就得健康，否则甭说自由，连尊严都谈不上了。这一点在我“被迫”住进了医院以后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梁雨是在晚饭过后来的，他进门以后我就伸着头朝他的身后看，他当然知道我在看什么，他说别看了，小凌今天看球去了，国安对申花。
梁雨坐在他通常坐的沙发的位置上，两只手抱着头，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
我成心伤人，疾病让人无比歹毒，我说：你别假装痛苦了，这不正是你盼望的吗？这回你称心如意了，你可以跟她无忧无虑地过你们的幸福生活了。
梁雨抬起头，泪眼朦胧地望着我，用一种近乎请求的口气要我不要这么说，这让人心里很难受……
我透过梁雨眼睛里那层世俗的泪水，看到一个悲痛的男人的脆弱不堪的心。他是在为我即将丧失的生命悲伤么，那他的眼泪就充满了怜悯；还是在庆幸自己及时离开了一个即将死去的女人，喜极而泣。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个歹毒的女人，疾病能唤起人的恶，想象一个疾病缠身的城市，它的恶将是一道风景。可我不能因为梁雨流泪，不能因为他表现出来的软弱和悲哀，我就放下我精神上的武器，向健康的人投降，与他们握手言欢。我要在我与健康人之间的那道沟里栽上一片接一片的荆棘，让我与他们永远是敌人，因为我已经被健康无情地抛弃了。
我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快十一点了。我用一种极其冷漠的声音先“咳”了一声，然后提醒一直保持痛苦的两手抱头姿势的梁雨该走了，我要休息了。梁雨像是没听到我的话，凝固得似一尊雕像。我看着这个痛苦（无论怎样他都是痛苦的，我不想以为他的痛苦完全由于我，我怀疑我有这种能力）的男人，心就像受了潮的纸，只要有一丝轻风的袭击就会断裂。我走到梁雨的身旁，伸出手抚摩他的头发，也就抚摩着已经远离我的爱情。
梁雨抓住我的手，拉到他的唇边吻着，他的唾沫冰凉，但我还是感觉到一种不易察觉的温馨。我半蹲下来，梁雨便顺势搂住了我的脖子。我的精神已经脆弱不堪，而肉体是附属于精神的，所以我就像一滩泥似的瘫倒在沙发上。刚才那个泪眼蒙蒙、悲痛欲绝的梁雨已经变成了一头欲望的雄师，我猜他早将我是个癌症患者这档子事忘得一干二净。
梁雨把我压在沙发上，嘴唇慌乱而无目的地在我的上半身上像一头猪似的乱拱，一只手顺着我的身体朝下一路地摸去。我突然想起了小凌，那个比我年轻得多的女人此刻正在工人体育场看一场足球赛，而她的男朋友正同他的前任女朋友——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女人，而且是个癌症患者在沙发上胡搞。我接受了昨晚同余利的教训，没把自己的想法顺口说出来，而是将小凌埋在我的意识的深层，好让梁雨专心致志地对待我。我觉得我有点卑鄙，可有的时候你要是一点都不卑鄙的话，你在这个卑鄙比比皆是的世界上就什么也得不到。
第一部分21克爱情 4（2）
我已经感觉到梁雨的身体硬起来，唤起了我对于性的渴望，一个垂死的人渴望性，近乎一个乞丐渴望豪华别墅，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奢望，简直可以说成痴心妄想。我记得有一位医学专家就病人与性的问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主题就是人一旦生病能不能向往性生活，和能不能有性生活。当然他的文章里是从人道、人文的立场出发，主张病人有性欲、有性生活。这位专家的看法和观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上去都是既高尚又符合人文精神，但他忽略了实际情况，那就是一个人一旦有了病尤其是不治之症，别说性生活，连普通的生活都难以保障
，比如他（她）如果想去逛街，家人一定会百般阻挠，说你现在的免疫力很差，如果去公共场合会感染病菌。他（她）的家人会十分小心地像供奉一个怪物似的供奉他（她），只供给他（她）必须的生存所需，至于其他的想都别想。话说回来，凡事都有例外，有的时候那种痴心妄想并非完全不能实现，比如现在我，就被我的前男友，一个比我小七岁的男人压在沙发上，我当然感觉到他的强烈的欲望，对于我的。
但我还是感觉到了梁雨的犹豫，虽然只是几秒钟。我拿不准他是在想小凌，还是意识到了我身体里那些有毒的细胞。那种说不清楚的犹豫（人的犹豫有时候可能是下意识的，一般都为道德因素）很快就消失了，在我面前晃动着一张年轻而充满激情的脸，它带着我进入快乐的门槛。我的身体渐渐地随着梁雨的身体起伏波动，为的是攀登那个看不见的高峰。
作爱的时候梁雨一般都是沉默寡言，他将此解释为做事专心致志。我反问他难道情话和呻吟不是作爱的一部分吗？那是方式。他解释道。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方式，而他看重的是行动。他突然笑了笑，至于呻吟好象是你们女人的专利吧。
从沙发上起身的时候，梁雨的脸色十分苍白。我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坦白说早晨跟小凌干了两次，体力消耗的太大了。
我想让梁雨喝一袋牛奶，他摇头，说这几天胃不太好。我有点后悔，这来源于我还没有被癌细胞杀死的同情心。我坐在梁雨身旁，一只手摩挲着他的后背，像一个母亲抚爱她的孩子。
“求你了，住院吧，别用这种方式惩罚你周围的人了；再说，我们也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梁雨说话的时候并不看我，我猜他是不敢看我，一个健康的人对一个身患绝症的人提出生活的要求，这本身就近乎“苛求”。
我却不错眼珠地看着梁雨，我把我的目光像泼水似的，毫不吝惜地朝梁雨身上泼洒，眼看着梁雨在我的目光中变成了一只落汤鸡。
也许，疾病会赋予人一种权力，你可以面对严酷的生活不再卑躬屈膝，变得放肆和狡黠；因为你对它不再有任何的要求，它对你来说已经是那么的有限，可以忽略不记，如此，它还在乎你对它的态度吗？
我面对我的环境沉默起来。任凭我周围的人花言巧语，软硬兼施，我自岿然不动。我尝到了沉默的乐趣。我漠视我的环境，主要是我周围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有滑稽剧的效果。首先是大姑，拖着一条瘸腿在院子里走遛儿（大姑身体的恢复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透着焦急，她不时地往我的屋子里观望。看也白看，我的窗户都用厚厚的窗帘遮着，我从窗缝向外观看，像是看一出戏，尽管这出戏的主角是我。
然后是大姑夫。他与大姑的表现形式不同，这恐怕是性格和性别决定的。他假装扫院子，朝我这边偷窥；借晾晒被子，多次进出屋子，然后似乎漫不经心地再朝我这边看一眼。
表哥旦旦不掩饰他的坐立不安，他生来不会掩饰什么，此刻他正杈着腿站在他的屋门口抽烟。他的另一只手揣在裤兜里，鼻孔里的烟雾持续不断，嘴里的哈气和烟雾混合在一起喷吐出来的时候，他的脸变得模糊不清。
小姑找来张文正做说客，张文正站在我的屋外一言不发，像个木头人。小姑埋怨他，他低声说了句什么，然后两人就争吵起来。
余利、梁雨和老总都像轰炸机似的天天来。他们就像我操纵的机器，在我的身旁团团转，我摆手，他们就停下来；我躺在床上，他们就伏着身子像看棺材里的遗体似的看我。
我感觉到我周围的人因为我而改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夜以继日或日以继夜地，用他们健康人的意志左右我这个病人的意志。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健康人和病人之间的对立和抵触是永远无法调和的，除非你从一个健康人变为一个病人；而当你真正得了一种疾病的时候（我指的不是那种类似感冒、好了以后不留痕迹的病），你就永远地成为了一个病人，永远地与健康二字无缘了。
我沉默下来的时候，同时我就失去了自由。比如，我上厕所的时候，会看到大姑父的身影在窗前晃动，他是在监视我；我一旦走出院门就更麻烦了，表哥会马上从后面跟上来，在离我大约一米远的地方不紧不慢地随行。他们怕我去自杀？我隐藏着这个疑问，其实无须问，事情明摆着，一个身患绝症、生活不幸的女人如果走上自杀之路，没人觉得奇怪。
然而我没想到自杀，我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地步，只是我周围人的行为举止给了我自杀的提示。这是我第一次拒绝自杀的想法，因为是被迫的。
第一部分21克爱情 4（3）
电话是一律不接的，无论电话铃响多久，但我不拔掉电话线，我要让我周围的环境保持正常状态。有的电话打到大姑的房间里，大姑父喊我接电话，徒劳！
半夜十二点的时候，我的电话响了，我响起了日本的一部恐怖片《午夜凶铃》。当然这个联想并没有能唤起我丝毫的恐怖感觉，这个世界上没什么比癌细胞更可怕了；它只是引起了我残存的好奇心。我拿起了听筒，也就拣起了我最后的爱情。
由于四周非常安静，话筒里的声音显得十分清晰，一个好听的男中音，他说他是张同。
我想了想说，我没有一个叫张同的朋友，可能是打错电话了。那边说：严格地讲不是你的什么朋友，是你的大夫，妇科大夫。
我想起了X医院那个文质彬彬的妇科大夫张同。我笑了（多少天以来的第一次笑），我说您电话里的声音跟平时不太一样，所以没听出来，再加上咱们统共只见过两面，不够熟悉。
张同说：以后会熟悉的。我问他咱们知道以后会熟悉的。他也笑了，他说我迟早要做他的病人的。我说我还没想好去不去治病，怎么做你的病人。
他说他刚做完一个手术，很累，有时间再聊，明天他在病房等我，商量住院的事情。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拿着话筒愣愣地站了好长时间，我猜不透张同这个电话是不是家里人让他打的，家里谁让他打的？是小姑，还是小姑托张文正让张同打的？张同的做法完全不是一个中国医生的传统做法，中国医生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大爷，女的就是奶奶，只有你求他（她）的份，岂有他（她）给病人打电话求你来治病的道理。也许张同是个例外？是个货真价实的医术加人道主义的典范？
不管怎么说，那天晚上我有点失眠，确切地说，自从知道自己得癌症以来第一次为癌以外的事情睡不着觉，张同那种敏捷中带有的细腻，以及一种不易觉察的神经质让我躺在床上想了好久。夜里十二点刚做完手术，然后还能有精力给一个病人打电话，求她来看病，道理上讲不通，尤其在我身处的国度。
最终我睡着了，当然有梦，像所有的不幸的女人一样做的都是噩梦，我的噩梦里有张同，他是那些面目狰狞的一群当中的一员，他的手里拿着的是一把放大了无数倍的手术刀，正仔细地剔一只山羊。经他剔过的山羊骨头光滑透亮，像一件件艺术品。
早上整八点醒来，回味那个梦，最终觉得张同进入我的梦决不是什么偶然，这跟他给我留下的美好的印象有关，当然不能忽略那个“致命”的电话。我收拾东西，找出几条内裤（其实是多余的，我在医院的日子里几乎用不着那东西了），我拿着几只乳罩犹豫着带不带，最后挑了两只华歌尔的放在包里。带了两件贴身穿的保暖内衣内裤，然后就是书，也许此去就回不来了。其实说穿了，死活就是个“去来”的问题，就像你今天出门，你说你不回来了，别人不会在意；你死了，这个繁杂的世界也不会在意。至于你是沉重地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