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传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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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索罗斯这番话的意思不是说自己是上帝,而是他认为自己可以同上帝谈话。又有人认为,索罗斯只是表达自己无所不能:这话不必认真,他还可能如别人一样,把自己比成拿破仑。
在很短的时间内,索罗斯肆元忌惮的胡言乱语给他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他没有赢得新的尊重。他被视为极端傲慢自大,并遭到舆论谴责。
现在,索罗斯已年届肠岁,他坚定不移地宣称自己首先是个慈善家,他的投资生涯仍很顺利。考虑到他的投资,他将继续尽可能地保持低调态度。然而,1992年他对抗英镑的事件,使他成为倍受关注的明星。而且他个人本身似乎也招致了相当程度上公众的关注。他愿意向世人透露其全部慈善活动。但也将继续保护其投资方面的秘密,尽管世人渴求发现他是如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者的。
下面的故事旨在揭示乔治·索罗斯这个杰出人物的个人生活及工作生涯,使读者对其公众形象与个人生活有所了解。
小孩子们都拥有自己的梦想。他们或是相与众不同;或是声称要成为上等人;或是希望吸引众人的关注。
这是一个性格温顺、身体瘦弱的孩子,羞怯地梦想着——打了一个响指一一一他会成为山姆逊、史泰龙,或是——没有了浓重的口音一施瓦辛格。这个孩子几乎役离开过家,没有机会出远门旅行一番,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飞行员或宇航员。
一旦索罗斯发现想要逃避公众搜索的目光是不可能的,他就寻求拓展其声誉的新办法。他从前一直转移话题,避而不谈其投资秘诀。突然间,他变得谈锋甚健,向公众宣布他喜欢金融市场的哪些部分。他对国际事务向来不感兴趣。然而,又是他在公开场合就广泛的对外政策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到波斯尼亚问题,以期引起世界各国首脑的关注。特别是,他想引起美国政治家们的注意。
那些熟知乔治·索罗斯的人好像要把他摔到地上来,这当然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对于那些人而言,他们好像不愿确实相信自己就是上帝的朋友或大学同学,所有有这些思想的人都在他们的排除之列。他们不可能与索罗斯共事,因为索罗斯确实是使他们感到畏俱。
第二节 父母的熏陶
年纪轻轻的乔治哪来的这种思想呢?是谁给他灌输了这些思想呢?
或许是他的父母亲吧,乔治的父母亲确实曾给他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父亲狄华达,和他母亲伊丽莎白也曾给他们的其他子女以此种影响,然而其余的子女却绝无这种狂做天下的豪气——以为我即是上帝。他出生在匈牙利,他的匈牙利名叫迪斯德兹·索亚,后来他终于把名字英文化成乔治·索罗斯。尽管在匈牙利语中他的名字发音为索罗斯兹,但乔治还是适应他的英美朋友称自己为索罗斯。
他唯一的同胞即兄长鲍尔,大其两岁。
无论有何过错,狄华达都给他的小孩子树立了有重大作用的榜样。当乔治出生之时,他父亲已经历了一段极为可怕而又渐趋成熟的时期,作为一名一战中的匈牙利战犯,狄华达在俄国度过了三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从1917年革命开始直到1920年的国内战争,在内战期间他在西怕利亚东奔西跑以求生存活命。只要能够生存,万千不愉快的令人痛苦之事他都尝试过。
在日后回忆此段充满危险的生活的时候,狄华达告诉他的孩子们,在革命年代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几乎全元生存的希望。每个人都是九死一生,这些在孩子们的心中留下了很沉重的感觉,渐渐地,乔治了解到他父亲是一个聪明的,毋宁说是精明的人,他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已经超过了许多人。年轻的乔治视其父为天神。
斐热格·耐格比乔治小一岁,仍住在布达佩斯,他是一个化学工程师,当时正为匈牙利著名的灯泡制造商托格姆工作。他第一次遇见乔治是1926年在洛拔岛。他们的房屋在布达佩斯北部的多淄河畔。当情形恶化时,耐格回忆说,狄华达总想办法对付。“他从未被彻底击败过。”耐格说这些话时显露出坚定的表情。父亲永不被击倒的精神对乔治而言是一笔遗产,这是很有用的。乔治完全了解到,“父亲可能会在革命的哪一方呢?啊,当然,两边都在,他不得不如此,否则就无法活命。“对乔治而言,最为重要的是父亲具有求生的特质。
父亲的观点成为乔治生活中无比珍贵的价值观。狄华达的性格特点在战争年代显得特别令人羡慕,在和平时期反倒黯然失色。在20世纪30年代,对洛拔岛的居民而言,狄华达再也显示不出丝毫英雄本色。他人长得帅,体格健壮,爱好运动。狄华达那双飘忽迷离的眼睛,挥金如上的豪侠之气,特别是对艰苦劳作的极大热情,这些都是远近有名的了,“我父亲并不工作,他只想赚钱”,小乔治这样认为。
斐热格·耐格对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夏天,狄华达准备去工作的情形描述得绘声绘色,淋漓尽致。
狄华达每天早上7点坐船从洛拔岛去布达佩斯,他的办公室就在那里。
“当他听到船快来时,”耐格回忆道,“狄华达一边穿裤子一边开始洗脸刮须。他手里拿着刮刀跑向开来的船,一路上继续刮脸,在航行途中也忙个不停,所有这些都只是为了多睡一分钟,这对一个律师而言是十分罕见的了。他人总是万分机灵,有点狡诈。”
狡诈自然意味着不循规蹈矩,不羁于俗套。
尽管外人视狄华达是臭名昭著之徒,据人们回忆,他工作拈轻怕重,不好脚踏实地地干,但乔治对他父亲的生活方式却报以无限的同情感。事实上,乔治·索罗斯后来承认自一战归来后他父亲几乎就不劳作了。这样其实亦不完全是件坏事。他由此可获得一个好机会,即可与他父亲交谈并从中学到许多东西。如果别人认为狄华达的花销习惯没有一点点改变,乔治倒也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对乔治而言,这不过是他父亲的财运如同海潮一般来来去去,时而铺天盖地而来,时而席卷而去,如此周而复始。然而,狄华达似乎是有意地给他儿子一个信息:在他今后的日子里,他要与他的儿子呆在一起:“我懂得的一点就是为了钱而去赚钱就如同炊烟上天一般,财富于人也许是极为沉重的负担。”
在狄华达看来,对一个把逃生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而言,金钱大多本身就是缺点。财富是露人的,有多少双手伸得十万八千里长去捞取财富。而财富大多却使人软弱,使生存更难。狄华达把这些切身之感告诉他的孩子们,他的孩子信之如铁律,在以后的生活中,对于财富,索罗斯超出大多数人狂野的梦幻之外,他对积累万贯家产并无大多兴趣。
然而,狄华达给他小孩的最大的礼物是倾注了大量的注意和关心。他常常与孩子交谈,讲一些人生的秘密,他让小孩子们领悟这其中的重要意义。与那种把小孩子固定在自己的价值观中的做法不同,狄华达支持孩子们的自信,使孩子们确信,要同他父亲一般,男儿应当知道往后要克服巨大的困难,如何驾驭动荡不安复杂多变的形势。因此,乔洽总是明白要寻找非同寻常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如果说狄华达教给他的孩子们求生的技巧,伊丽莎自却给他们以艺术和文化的陶冶。乔治深深地依恋爱慕他的母亲、绘画、雕刻,音乐和文学是伊丽莎自主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她力图把这种爱好灌输给她可爱的儿子。乔治喜欢涂涂抹抹,而对音乐却不大感兴趣。他后来对哲学的兴趣看来是源于伊丽莎白·索罗斯本人对此学科的爱好。尽管一家都说匈牙利语,乔治终于学会了德语、英语和法语。
叶胡迪·赛牡是乔治孩提时的朋友,眼下也住在布达佩斯。她记得乔治是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她在洛拔岛时就了解乔治和他父母亲了。
伊丽莎白的生活之路是“不容易的”,她口忆道。狄华达择金如上,漠视任何工作,导致家庭关系紧张。伊丽莎白尽了最大努力,还是无法阻止斗嘴吵架的发生。伊丽莎白身材瘦小,容颜憔悻,头发花白,她是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照看她的两个儿子,操持大小家务,这些都使她更像匈牙利人而不象犹大人。因为和许多中上阶层的匈牙利犹太人不一样,狄华达和伊丽莎白对其宗教根源特别感到不舒服。索罗斯在以后的生活中对他的朋友们讲,“我生长在一个犹大教家庭里”,由于他是蓝眼睛、棕色头发,更像他母亲而不像他那有“黑色”特征的父亲,乔治并不像犹太人。“你不像犹大人。每当其他孩子们这样对他说时,乔治都高兴不已,对他而言没有比这更令他深感欣慰的了。
由于犹太教受到极大排斥,狄华达不得不花很长时间去当一个基督教教士。例如,在二战期间,他要乔治向士兵们乞购香烟。然后把这些香烟转手卖给犹太人的商店。对狄华达而言,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尽量使自己显得亲切、和善、坚定,这样才易于过关,自保。
第三节 顽废的学童
尽管他尽力显出自己与众不同,乔治·索罗斯同时代的朋友都认为他在孩童时代并不十分突出。他可能自视为神,但没有一个朋友认为他具有丝毫特质,即使是非神性的方面。根据所有的记录,他没有天才,但他勤奋而具有创造性。斐热格·耐格记得乔治对大人有点攻击性。“当他相信某事时,他十分顽强地捍卫它,他性格坚强、突出。”
这个年轻人在体育运动方面出类拨萃,尤其是游泳、航海和网球。在洛拔这个地方有40户人家,有两个网球场,这已是奢侈品了。他并不喜欢英式足球,认为这并非中上等的运动,各式各样的运动激起他的无数的好奇心,他特别喜欢与人谈《资本论》。从7岁开始,他常与其他孩子玩耍,在这群孩子中最坏的是乔治和李提文,这就难怪后来乔治成为高级金融家,而季提文则成为历史学家。
在各式游戏中所向无敌使年轻的乔治厌烦了,为使游戏更有活力,他采用了新规则。其中之一是加上股票交换而使游戏更加复杂化。60年代当索罗斯在回到匈牙利时,他找到了童年时的朋友斐热格·耐格,耐格问他何以谋生。“你还记得我们儿时玩的资本游戏吗?”索罗斯笑着问道,“啊,今天我就做和那一样的事。”
在布达佩斯,孩子们到14岁时就要去上学,对于贫困家庭来说,超过这个年龄再送孩子上学就实在困难了。
迈克斯·哈姆是布达佩斯的一个经济学教师,与乔治同读小学。194O年两人第一次见面时都是十来岁的人。次年他们转到一个中等阶层的州立学校。哈姆此后六年一直是乔治的同学。
在初级学校,乔治是出类拔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迈克斯·哈姆与乔治并不友好的原因,“乔治非常勇敢,超群出众,而我却比较呆板,好静,他喜好与其他男孩子打架。事实上,乔治学会了拳击以自卫。”
在乔治求学的年代,所有年级都分成两类班,犹太人在一班,非犹太人在另一班里。乔治与迈克斯·哈姆在犹太人班级里。哈姆对犹太人有着美好的记忆。非犹大的年轻人分成许多块,尽管这种反犹太憎绪非自然的产物,哈姆回忆说。男同学之间的武斗并非总由于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对立。哈姆观察到,“你可感到一种潜在的反犹太主义,这种打斗也具有政治意味。”
尽管年轻的乔治亦涉及打斗之中,但他所在学校的冲突并非响应反犹太主义。事实上乔治很谨慎地表明他和哪一方都不过从甚密,而与犹太人或非犹大人都保持着良好关系。
尽管乔治成人后喜欢标榜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他的同学并不认为他是一个突出的学生,他们也想不起乔治特别喜欢哪一门课程。根据迈克斯·哈姆回忆:“乔治并非一个特别出色的学生,他就是个中等的样子,但他是那种很健谈的人。“
柏尔·梯里尼也是那时上的学,跟迈克斯·哈姆一样,也记得乔治·索罗斯不过就是一般的学生。有一件事在柏尔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事发生在1942年,其时他和乔治均为12岁。
乔治和柏尔都参加了一个童子军集会。在该会上世界语组织宣告成立,热心参加该组织的人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条上。这些纸条放在一些长凳上。像作恶作剧似的,乔治抓住纸条,不让梯里尼在上面签名。“乔治是相当刻薄的,酸味十足的。柏尔记很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