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雪-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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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太平洋两岸的兴衰，多多少少是在人们的正常预测之外。　　

至于温哥华，也有反常的好现象。在整个北美洲不景气之中，它的房产还能站得住脚，近这十年，未曾见过有如此令温哥华有特异光彩的事。无他，全仗港台移民的福荫。　　

无可否认，温哥华的反常是可喜可贺可趁可贵的。　　

只除了天气上的反常，令人有些微骇异与不安。　　

这个冬天，是比以前冷多了。　　

可是，有什么要紧呢？　　

当外头大风大雨时，只要陶杰把室内的暖气调整到华氏七十多八十度，就是温暖如春了。　　

甚至陶杰的妻子和儿女要在这个大雪纷飞的时节游泳，也是绝无问题的，因为移民到此之时，陶杰的妻子伍婉琪早有先见之明，对丈夫说：　　

“杰，我们还是挑间有室内游泳池的房子好。你想，这温哥华的夏日不长，游泳池白放在花园外头用不着，才是浪费。”　　

陶杰没有积极反对，因为他不大想扫伍婉琪的兴。他只是下意识地觉得以他的家势，住在一间有室内泳池的房子，似乎是夸张了一点点。　　

不过，当陶杰跟那房产经纪商量之后，他心上的些微不安，就一扫而空了。　　

房产经纪阿祖很认真地对陶杰说：　　

“温哥华的房子要有室内游泳池之设的并不多，因为要负担的电费相当惊人。如果真要有此设备的话，就只好自行加建，要先花用一笔为数不少的建筑费，很划不来。”　　

陶杰皱皱眉头，觉得阿祖说得有理。　　

他虽是个提早退休的公务员，但手上那笔退休金再加上经年的积蓄和投资，也有三千多万元港币之数，财产相当可观了。可是，坐食山崩，任谁都知道来此只能花，不能赚，如果过分奢华地生活，还是吃不消的。　　

于是，他随意地问阿祖：　　

“建筑一个室内游泳池需要多少钱？”　　

“很贵。”阿祖不加思索，重复声明，然后再说：“大概要起码十万加币，如果讲究一点的话，就要多花五至六万。”　　

陶杰随即放下心头大石，再问：　　

“那么每月要增加的电费大概多少？”　　

“也得一千元加币左右吧！”　　

陶杰点头，他仔细地计算了一下，单是自己资产内的股票利息每年便有五至六十万元港币，正好是那个游泳池的建筑费，要支付实在绰绰有余。至于每月一千加币的额外电费，老实说，也不算什么一回事。　　

尤其是陶杰初到加境时，满脑子依然是港式生活计算法，六千港元一顿饭在香港很平常吧，每月吃一两顿，完全在能力可应付之列。来了温哥华，一上酒楼，吓一大跳，供四位用的龙虾海鲜午餐只不过售三十六元加币，问题还在于要每个月找一大班朋友聚合吃饭，可能不如在港时容易。这就是说，养个室内泳池在家内，是不为过甚的。　　

况且，伍婉琪在枕畔跟他细语时，就喜孜孜地说：　　

“广东俗语所谓“人一世物一世”，有机会享受一下从前没有法子享受的，才不枉此生。”　　

更何况，拥有个人室内泳池在香港肯定是超级富豪式家居，他们这一辈子呆在香港的话，想都不敢想。现今这种超值享受，放着不用的话，不是不可惜的。　　

于是，陶杰的新居花园上加筑了一个相当得体的室内游泳池。　　

落成后一连几个月，伍婉琪奔波劳碌地摇电话给在温哥华以至大温哥华的相识朋友，邀约他们来家里打牌吃饭、举行园游会、唱卡拉OK等等，弄得门前车如流水马如龙，闹哄哄的，天天在过年过节似，无非是为炫耀那个室内游泳池。　　

伍婉琪又拍了大量的家居生活照片，除室内泳池外，连那个主人房的大浴室、地库内的音乐影视播映室以及桑拿浴室，全都用广角镜拍摄好了，然后分批寄给在香港的亲朋戚友。　　

得着回信时，更是眉飞色舞，因都是些羡慕赞美的说话，真把伍婉琪捧了上青天。　　

住下来两年之后，陶杰夫妇的心情不错是有改变，开始发觉要维持这么一个现代化的豪华家居，虽不是力有不逮，但也相当花费的。　　

花费的不只在于金钱，还在于精力心思。　　

譬如说，伍婉琪已经没有太大兴致去为了家居的为人赞赏，而费劲邀请各方亲友到家里来作客。摇电话邀约已是一番功夫，上超级市场买备食物又是另一番张罗。钟点女佣又是个顶靠不住的上了年纪的新移民，她跟同住的儿媳妇合不来的那些日子，就勤些往陶家走动。否则，一个电话摇来，管你满屋是客，她要不来上班，也无奈其何，于是只有把伍婉琪忙坏了，同时扮演女主人与女佣人的角色，要演得好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客人耍乐了一整天，拍拍屁股走个没影儿之后，整间房子像战后废墟。　　

翌日回复旧观，又再重新部署派对，周而复始，日子有功之后，真是有点吃不消了。　　

可是，不这样子安排，把日子弄得忙碌一点，生活变得热闹一些，又怎么过下去呢？　　

没办法，也只有跟着这样的路子走，稍为不如前积极就是了。　　

当外头漫天风雪时，看到自己的一子一女陶秀与陶富仍能与高采烈地在室内游泳池内耍乐运动，倒也算是陶杰夫妇心头一份最确定最宁静的安慰。　　

谁不是给自己说是为了自己孩子的前途而移民的？　　

现在到底算兑现了。　　

每逢有从香港来的朋友，他们都热烈地招呼。伍婉琪将目前自己之所有加以炫耀的意识比陶杰浓郁一点。　　

直至这漫天风雪的一日，陶杰的一位老同袍方志琛途经温哥华，转飞美国，来与他们相叙，就是一场很大的杀风景之事。　　

陶杰冒着雪，开车到机场把方志琛接到了。　　

他热情地拍着方志琛的肩膊，说：　　

“老朋友，你别跟我客气，这两天就住在我家。我们家的客房是个套房，有私家浴室，非常的方便。”　　

方志琛豪爽地答说：　　

“老朋友当然不用客气，妻子没跟我出来走动，等于身边没带自动洗衣机，倒不如住进酒店去，要茶要水，要洗要烫，全部一应俱全，不必烦己烦人。而且，温哥华的酒店也真是便宜得不住白不住似。”　　

说罢了，方志琛哈哈大笑，然后又补充：　　

“来你家看望嫂夫人，再看看陶富两姊弟长得多高了，那倒是急不及待的。”　　

陶杰当然只有表示欢迎。　　

伍婉琪是相当喜客的，这自不在话下。　　

看方志琛的样子，是完全没有兴趣去逛什么名胜了，伍婉琪曾建议过要在早饭后开车把方志琛带到外头走走，方志琛只是说：　　

“再美的地方都去过了，这年头，连欧洲都赖得去了，难得见到陶杰一次，我们哥儿俩藉外头狂风冒雪，更有情趣围炉煮酒，谈个痛快。”　　

其实陶杰也宁可跟方志琛细谈别后情况，那些温哥华的名胜，一个暑假他就当响导三五七次，厌烦得透顶了。　　

无他，从前在香港，有朋自远方来，也没有人要求他带到太平山顶抑或海洋公园。人在香港，对无谓应酬自动挂上免战牌，自己忙碌，别人也理解你忙碌，于是不会产生责任和要求。　　

来到温哥华，情势大变。有亲友到访，不开车陪人家到处走走，别说对方会见怪，自己闲着没事不招呼朋友，也自觉说不过去。　　

于是一当上这种免费导游，就脱不了身了。　　

陶杰想起来，方志琛的年纪跟自己是差不多了，于是问：　　

“志琛，你比我小不了多少吧？”　　

“对。明年初就提早退休了，急不及待。”　　

陶杰也感染到对方的一份兴奋似，急问：　　

“退休后会来这儿吗？”　　

“不。来这儿干什么呢？”此语才出，就自觉有点不对劲，于是连忙补充说：“我不比你老兄家底厚，可以安享太平，还想趁这些年好好发展一下事业。”　　

陶杰问：　　

“你不是打算退休了？”　　

“退掉了政府这份工，才更有出路。我们这种政务官出身的，熬到今时今日，在政府架构内坐上高位了，人际关系与行政路子还是不少的，就不难在商界另有出路了。之所以提早退休，就是为自己的第二个事业生命铺路，越迟越多竞争。”　　

“找到了合适的出路没有？”　　

“说定了，我将加盟合盛集团担任他们一间附属公司的行政总裁之职，待遇相当不错。最主要是能涉猎商界，横面可以认识很多不同行业的知识与途径；纵则贯彻中国版图南北，都是发展范围。你说挑战性与潜质是不是说有多大就有多大。再说，”方志琛正想说下去，又摇了摇头，道：“其实不讲你也明白，这阵子当官额外的难，比你退休时更难。”　　

陶杰也摇摇头，问：　　

“是不是主子难以侍候？”　　

“恼羞成怒，这是一个可能性。最后的光辉，就如回光反照，话就额外多，此其二。政策有善有不善，不善者要经自己手推行，于心何思，此其三。”　　

方志琛咕噜咕噜地把啤酒灌下肚去，很有点借酒消愁的味道。　　

然后再继续说：　　

“还有其四、其五、其六，总之苦处一萝萝。一言以蔽之，英国政府最着紧的一着棋子是要大事尽皆直通车，可是这车上的人全是他们的亲信方可。我问问你，万一道直通车通行了，简直是要做卧底神探，非但不是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反而是食碗面反碗底，这种压力怎么受得了。”　　

方志琛说起来，就是一番感慨。　　

陶杰当然会意是怎么一回事，他仍未退休前，就已经感受到那些回归压力。　　

那年头，怕在政府部门内专职管职工福利，当然必须站在公务员的一边争取利益，那些福利权益若是跨越九七的，固然要竭心尽志地维护，就连一些盼望港英政府能在撤走前履行的义务，也要列为关顾之列，于是问题就复杂化了。　　

陶杰官位不低，但说到底顶头上司是洋鬼子，洋鬼子的顶头上司当然也是洋人，再往上看，就是英国唐宁街十号的事。　　

上司和老板什么时候都是威风八面的，他顺境时可以恩沐下属，谈笑风生；一旦有棘手问题出现，立即拉长马脸，首当其冲的就是属下职员，这几乎已成定规。　　

先看背景，中英关系阴晴不定。英国人对付殖民地是老手，一向从心所欲，稳操胜券。唯独今回有者猫烧须的危险，无他，香港不是印度，背后拥有一个人口最多与潜力最大的祖国，于是乎，以英国过去的经验与预测，放在今日的中国身上，就得不着预期的灵验了。　　

别的不说，最主流的彭定康政策，说他是一意孤行也好，骑虎难下也罢，总之，坚持下来的后果，就是中国名正言顺地取消直通车，实行另起炉灶。　　

这主流冲击还未发展到今日这个结果的一年多前，陶杰已饱受鸟气与刺激。他在外头多锋头，在自己部门多威武是一回事，一关上办公室的门，秘书接来洋上司的电话，虽不至于要站起来接听，但也只好唯唯诺诺的答应着，稍为同事争取利益，立即被对方喷得一脸是屁。　　

别怪这洋上司不好惹，只因洋上司的洋上司更不好惹，此其一。　　

也不能把责任放在那洋上司身上，因为他还要受着自己祖国政治局势的制肘，香港问题处理不善，将必定成为政敌攻击，以致逼令下台的借口。压力不是不大的，此其二。　　

说到最尽头，对香港这殖民地的处理应该是英国国策，在这种国家作风的大前提下，不得不沿着一贯路子走下去，此其三。　　

于是层层都有政冶压力，最惨还是每层主管都未必知道自己顶头上司的确切心意，因为在英国唐宁街的政策都不住求变以自保，也不会泄露动向，于是乎下达到陶杰这阶层时，就变成了摸不到任何底牌，有一日人做一日事。　　

上头的喜怒哀乐，说变就变，又经常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制造舆论风波，调控市场反应，以从中谋取暴利。　　

凡此种种复杂难缠的政治关系一发生，就分分钟是预备好了功课，也会挨骂。　　

临离开政府前，陶杰的精神比较轻松了，在一个应酬场合，说了一句稍稍对机场问题中立客观的批评，翌日就被召上中环总部，洋上司疾言厉色地说：　　

“你虽则是行将退休，但一日住在政府宿舍之内，总应该体恤一下我们的困难，没有建设性，反而易生误会，教人拿着做舆论与话题的说话，最好少说几句。有什么需要你们同心合力帮忙催谷时，就不妨公开多说几句话。”　　

陶杰离开洋上司办公室，走在中环通衢大道上时，几乎吐血。　　

他想，香港这战后的繁荣安定，英国人固然功不可没，但也的的确确靠中国人的本事。　　

就一个政府之内，别说他们已爬上高位的官员，就是其它都属社会精英。当年大学里跑前几名的才辛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