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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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蒋介石洗澡,学问很大,老先生毕竟是在日本当过兵的军人,对于下属的衣着,即使是我们帮他洗澡,他还是很在意我们是不是服装整齐。所以,在帮他洗澡时,允许我们可以脱去中山装上衣,上身穿着衬衫不必打领带,下身则穿着一般的长裤,天热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袖子卷起来。
老先生习惯洗泡澡。他洗澡从来不用肥皂,可能是他平日大概也没有什么劳动的机会,身体没流什么汗水,不会油腻,但是基本上,每天都要洗一次澡。自己洗完之后,由正班副官为他擦拭后背,然后再由正班副官为他披上大毛巾,擦净身上的水渍。然后,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副班副官,把老先生从浴室扶到他的书房,让他坐在卧榻旁的沙发上,副官则搬张矮凳子坐在他面前,用干毛巾为他擦拭双脚和脚趾间的水渍。
擦脚时,如果他觉得脚指甲长了,就要叫专门为他修剪指甲的吴先生来,为他做修剪服务。
说起这个吴先生,在50年代,原本是台北中华路“安乐池”澡堂服务员,专门为客人修指甲的。当时,士林官邸内务科知道这家澡堂的上海师傅手艺不错,就曾经几次专程把年轻的小吴,专车送到官邸,为“总统”修剪指甲,一段时间总要来官邸一趟。后来,安全部门有了考虑,因为每次小吴来为老先生剪脚指甲,总是会接触官邸的人事地物吧,那时这位吴先生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要是年轻人口风不紧的话,到处去乱讲官邸的所见所闻,岂不影响官邸和“总统”的安全?
基于这样的因素,便为他在“安全局”安插了一个雇员的空缺,要他辞去“安乐池”的服务员工作,每天到“安全局”上班,名为上班,实则是待命,只要“总统”需要修剪脚指甲了,官邸就通知“安全局”他本人直接过来,为“总统”做服务。
有时候,老先生到南部度假,比如像梨山那样偏远的地方,只要老先生一想到自己的脚指甲
似乎好久没剪了,他还是要我们打长途电话叫吴先生隔天赶到梨山,为他剪指甲。
手指甲,蒋介石则一向是自己修剪,后来,他身体愈来愈差了,才由我替他修剪,至于脚指甲因为需要特殊的工具,所以一直是吴先生负责。
蒋介石稀疏的短发,也是定期就要修剪一次的。最早为老先生理发的是从大陆上带出来的一位老师傅,后来老师傅退休了,就由钱副官接替。老先生觉得他理得很好,之后就一直让他剪发,官邸里头的同仁就戏称他是“天下第一把刀”。本来那位专门理发的老师傅,是不必做其他事情的,接手的钱副官,和后来我也替老先生剪指甲一样,都有了副官以外的“兼职”。
我替老先生修剪手指甲,是在老先生身体状况稍差之后的事情。记得有一回,他正在剪手指甲,他剪指甲一向习惯用剪刀,不喜欢用西洋指甲剪;可是,那天我发现他双手抖个不停,如果真的让他自己来,可能会剪到指甲肉,我看了实在于心不忍,就走过去揖身轻声地说:“先生,我来帮你剪吧!”他点点头,于是我就接过了剪刀,为他剪指甲。他喜欢把指甲剪得干干净净,我也顺从他的意思,很轻松地为他修剪一番。剪完,他对我的“技艺”赞不绝口,从此,我就多了这项“副业”。
说实话,这项“副业”肯定没有什么好处,有一次我休假在家,电话来了,我一听是官邸打来的,心知又有事情找上我了,果然,就是他老先生的指甲又长了,他指定要我下午回去帮他剪指甲,于是,我便匆匆吃了中饭,连忙赶赴官邸应召,一个假日就这样牺牲了。
官邸内“夫人派”惹不得
经过文山招待所钱副官请假由我代班的经验,和我连续一段时日对老先生作息的观察,慢慢对他的日常作息了若指掌,一直到1975年他过世为止,我始终克恭克谨,没有一天敢于懈怠疏忽。因而,在所有的侍卫人员当中,我也是对蒋老先生和其子经国先生这两位“总统”日常生活小节,研究得最有心得的人之一。所以,蒋经国生前的吴侍卫长便笑称我是“中正大学超博士”。
所谓“中正大学超博士”的典故是有来由的,美国总统里根当选总统之后,把他在加州州长时任职的保镖带到华盛顿,有人问起他的学历,他毫不思索地回答:“我是里根大学毕业的。”所以他引用这个典故戏称我是“中正大学的超博士”。
然而,我这个“中正大学超博士”,也不是一帆风顺过来的。非但如此,我最初时期,还因为官邸人事倾轧的恶化,而被迫二出二进,最后还是蒋介石又因另一位副官生病需长期休养,他又亲自交代要我回官邸,我才得以继续修完我的“中正大学博士学位”。
中国官场上讲究人际关系的传承,所谓“朝中无人莫做官”,就是在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上层社会是这样,下层社会其实亦复如是。
正如我在前面已经强调的,基本上,我会进入官邸,可以说完全是因为蒋介石和我之间的机缘巧合,要不是他对我印象深刻,直接把我从侍卫系统调派到属于官邸的内务系统,以“搭直升机”的方式进入官邸,恐怕这一辈子也休想进得了官邸。基本上,士林官邸内务系统的主要人马,当时绝大多数是老先生夫妇早在大陆时期就跟在身边的老人,不管是厨务或是一般庶务人员,都早已自成一个体系。但是,老先生夫妇毕竟是比较旧式的人物,尤其是老先生,他固然称为“一国领袖”,也是士林官邸的一家之主,可是,他却相当尊重老夫人在官邸家务上的裁夺权,所以,多年以来,官邸上下特别是厨务和庶务方面的人员,都是听从夫人的指挥调度,这些人员的奖惩和褒贬,老先生是从不过问的。
因为官邸内务人员可说完全是归夫人指挥的态势,所以,很多人就抱持着只要伺候好夫人一个人,就可以瞒上欺下、为所欲为。
早在我进入官邸不久,我就知道有少数内务科人员,扛着官邸夫人的招牌,在各个机关团体招摇撞骗。但是,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在法律边缘地带,搞他们的私利。例如,强行要求相关的机关团体,如台北市中山堂等福利社或是福利餐厅,徇私承包给这些官邸工作人员背后撑腰的小圈圈,让他们年复一年地经营这些包赚不赔的营利事业。
我相信,以宋美龄的聪明睿智,她不可能不知道下面有哪些人在搞投机倒把的事情,只是,她大概不把这样的事情看做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何况,这些在外头搞副业的手下,又是跟随自己多年的佣仆,纵使靠本事赚点外快,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进入士林官邸之后,从来也不去过问任何人的私人事务,只专心做自己本分的工作。可是,谁晓得就因为我是“搭直升机”来官邸的,和“夫人派”的那些老人马截然不同,而且我也不屑于去打入那个圈子,所以,久而久之便成为他们那个小圈圈欲去之而后快的对象。
内务科主管陈杏奎,本来想找我工作上的麻烦,尽管我在工作上根本没有任何大的瑕疵,他还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在我的工作上挑毛病。如果我的工作上挑不出什么毛病的话,他就在他主管的奖金上动手脚,克扣我的奖金,或故意压低我的奖金数额,或者在别人调整奖金时,却还是给我那么一点钱,总之,想尽各种办法要来压抑我、排挤我。
1968年中,我实在对陈杏奎种种作为已经忍无可忍,私底下开始透过各种管道,希望在类似国民党中央党部这样的单位,找份差事做做就满足了,不想再在官邸受气惹嫌,刚好在我找新工作快要有眉目的时候,我突然患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成天坐立难安、痛苦不堪。
于是,我上了一份报告,这份写给陈杏奎的报告,大意是说因为我身体不适,所以,希望能够调回“总统府”管理科的内勤工作。
没想到陈杏奎看了我的报告之后,立刻用一种威胁的口吻告诉我:“你要是不干的话,恐怕连总统府的职缺名额都会取消掉!”我实在气不过,可是我还是按捺住我的脾气,很直率地说:“我在总统府的工作职务被取消并不重要,我只要求有一个公务单位能够收容我就行了!”事实上他是不敢将报告呈给夫人,因为我工作上并没什么大错。
在我的坚持之下,我离开了士林官邸,可是老先生并没有忘怀我,我在表面上的离职原因,是因为坐骨神经出了问题,印象中,他不只一次,向医官询问我的病情,而医官在向他报告之后,他也没有再多问什么,只是把我找到面前,要我好好休养,等将来病好了再说。
1970年夏天,钱副官生病请假,老先生身边只剩下李大伟和王文皓两个副官伺候他,排班根本忙不过来,只好又打电话把我从中央党部调上阳明山的中兴宾馆,照料身体正在日渐衰弱的“总统”。
因为,那次钱副官是请的两个星期的病假,所以,两个星期之后,我便又下山回到中央党部工作。
当年的八九月间,老先生从梨山到日月潭,一路上不知怎的,李大伟的腰扭伤了,副官排班又少了个人,老先生还是想到我,他直接告诉蒋经国,并让其转告秦孝仪副秘书长:“去把翁元给我找回来。”
如此,又是一通电话,我被召到涵碧楼行馆,从此,一直待到老先生过世为止。
陪蒋介石微服私访
蒋家父子都有微服出巡的习惯,而他们也都有出巡的小插曲,让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1966~1967年间的一天,我随侍老先生吃完中午饭,他交代要到北海岸淡水公路兜风,于是护卫车队就遵照他的指示,往淡水方向出发。当车队到达淡水基督书院附近,也就是卫戍师某部队的驻扎地点时,他要座车靠边停下来,侍卫人员都不知道他有何意图,只大概了解他可能要上那个部队的营区看看,我们便陪着他拾阶而上。到了那个营区,老先生还是自顾自地往前走。
这时,门口的卫兵也不清楚他是何许人也,见他一个劲地往营区闯,连忙举起枪来,高声喝斥:“你是谁?!”并且作势瞄准。我们立刻蜂拥而上,侍卫长这时亮出身分,大声骂道:“见到总统还不敬礼,这样成何体统?”“总统”这时不但不生气,反而和颜悦色地告诉侍卫长:“卫兵同志做得很好,不要责备他。”
“总统”视察部队通常都是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直接到部队的营房、厨房、厕所去看卫生工作做得怎么样,他觉得如果一个部队连这些最起码的卫生工作都做不好的话,部队的军纪、素质根本不用谈了。
记得有一次,也是在随侍他到外面兜风途中,在经过一处铁路平交道的时候,他忽然看到车窗外有一个服装不整的士兵,一路走了过来,他脸上略有怒容地说:“这个士兵究竟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连衣服都穿得歪七扭八的,查一查是哪个部队的,要好好处分他。”
侍卫长立刻吩咐座车停下来,他要侍卫去叫住那个士兵,抄下他的兵籍番号,到下一个歇脚地点,侍卫长就去联络所属部队的部队长,要部队长深刻检讨,好好管束自己的手下。
还有一回,也是60年代的事情,“总统”到部队视察,竟然看见部队还是在睡稻草铺的床铺,营房也是茅草屋,心里非常不高兴。第二天找来军团司令郑为元将军问他,怎么现在有的部队还在睡茅草房?郑将军回答:“因为经费不够,所以还没来得及改建!”后来,老先生亲自下令,要“国防部”编列预算,把现有的台军营房全部改建为钢筋水泥建筑。
疑心病与老迷信
陪蒋介石出门的次数渐多,我也愈来愈熟悉他的心理与习性。
坦白地说,老先生是一个疑心病相当重的人,连我们陪他外出,外卫、中卫、内卫那么多人保护他一个人,他还是从某些小地方显现出了他的小心谨慎。
比如说,他在外地要睡觉之前,一定会检查里里外外所有的门窗,直到每一扇窗户都确信关好了,他才敢放心地入睡。通常,他也会问我们,到底门窗有没有锁好啊?我们便从命在他的房间四处探视一遍,看看门窗的确锁好以后,才敢回到各自的安全岗位上。
蒋介石虽是军人出身,可是,他在某些方面却显得十分胆怯而重迷信。例如他每次以“总统”或是国民党总裁身分,去丧家或是殡仪馆悼丧回来以后,一定要在洗手间里把双手洗上老半天,他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为什么洗手要洗那么久。当然,这种事不必问也知道,他是一个十分讲迷信的老式人物,他相信如果去悼丧回来之后不好好洗手的话,就会把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