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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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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以免在兵荒马乱之中,被治以重典,只有任由大家私下胡乱猜测一通,任由部队笼罩在一种诡异、狐疑的气氛当中。
  其实,事情十分简单,早在1月21日,蒋先生宣布下台前几天,我们队上高级长官就已经接到指令,要他们做好随时移动防地的准备,所以,那时已经有人接奉命令,悄悄把军火库里的枪支弹药装箱完毕,准备随时可以移防。
  而行动当天晚上,大家死命把那几十箱“军火”扛上火车时,却有几个粗心的人,不小心弄翻了一箱“军火”,夜暗中,只听见一声“哗啦啦”,一整箱亮晃晃的袁大头银元,倾覆在火车站月台上。那一大箱、一大箱的银元,其实是总裁溪口办公室的办公经费。
  这时,我们才觉察到原来蒋介石已经预见局势难撑,准备先躲到溪口避避风头,以便伺机而动。而我们,就是赶去溪口,帮蒋先生打前锋的。据说,就在我最后一次在南京总统官邸站岗那天中午,侍卫人员刚刚伺候蒋先生吃完中饭,他就紧急命令大家动身离开南京,开赴溪口。
  那年,我不过是个19岁的大孩子,从入伍接受的就是国民党那一套军事政治教育,想到的只有“效忠党国”、为“领袖”卖命效死,总觉得只要蒋先生还在的一天,国家就会有希望,所以,到什么地方,当时都不会有任何怨怼。
  大部队到达溪口之后,上级对部队的兵力部署,早已有所安排。
  我们这个原本驻守黄埔路官邸的第一队,暂时驻守溪口的雪窦寺,第二队驻守白岩庙,第三队守在东澳,第四队守蒋家的坟庄,第五队的防地则是蒋家的核心,也就是丰镐房。
  这里面,除了守丰镐房的第五队,原本就一直驻留在那里之外,其他的四个队,全部都是从南京赶去的,另外还有一个第六队,暂时留在南京,保护李宗仁等要员;所以,基本上,总统府警卫大队可说是精锐尽出。而且是跟着蒋先生这个已经下野的总统走,当时没有任何人敢于质疑,为什么一个已经卸下职务的前总统,还能以国民党总裁的身分,指挥调动六分之五的总统卫队兵力,跟随他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且还押运了大笔的黄金、银元,以及军火武器?
  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中,又有谁敢问那样的问题?所以,大家只有以一贯的愚忠,继续跟着蒋先生走南跑北。
  


溪口伴“虎”



  在溪口的日子,过得异常平静,但是,蒋先生自己很清楚,这次回乡,怕是他最后一次了,加上国事危难,他的情绪时起时伏、反复无常。这段时日的侍从人员,个个胆战心惊,深恐稍一不慎,就招惹一身祸事。但是,即使大家再怎么小心翼翼,还是不免在无意之间,惹蒋先生大发雷霆。我也是在溪口,头一回领教蒋先生的脾气。
  记得有一天,蒋介石住在坟庄,侍卫官和警卫主管,睡在蒋先生房间外的一间小房间里,另外还有一个副官晚上紧挨着门睡,以备蒋半夜临时呼唤时,能够很快应答。
  那天半夜,蒋介石睡到一半,就被一种声音吵醒,辗转反侧、左翻右翻,怎么都睡不着。清醒之后,他才知道那不是什么怪声音,而是门口两个警卫在睡觉时,一个要磨牙,一个要打鼾,正是这种有规律的磨牙声和鼾声,让他没法继续入睡。这便激怒了蒋先生,一气之下,他冲出堂屋,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口咆哮:“你们这些人全部给我滚蛋!吵死人了!”
  第二天以后,只要是轮到这两位侍从人员值夜班,就寝时,一定记得在自己的嘴巴里塞条毛巾,不让自己的鼾声和磨牙声,把情绪不佳的老先生再从睡梦中吵醒。
  那时,我才深刻体认到为什么人家会说“君王榻前不得有鼾声”的道理,所谓“伴君如伴虎”,真是丝毫不爽的名言。
  蒋介石的一位侄子蒋孝镇,就经常和我们半开玩笑地说:“我的头已经不知道被先生砍了多少次了,可是,我的头每次被砍,最后都会自己长出来。”
  蒋孝镇打从北伐时代就跟随蒋介石,南征北讨,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西安事变的时候,兵变部队向蒋先生的宪兵卫队开枪射击,蒋先生慌乱中由蒋孝镇背着翻墙逃走,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蒋先生根本没来得及穿鞋,为了分散追兵的注意力,蒋孝镇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拿给主子穿,然后两人一前一后,各自向前跑,跑进一处树林子时,地上布满荆棘,扎得蒋孝镇两脚血肉模糊。事变结束后,蒋孝镇住在南京的军医院好几个月才痊愈出院。
  对有救命之恩的自家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一般的侍卫人员。只不过,蒋先生口头上虽然动不动就说要砍人家的头,可是,我从来没有见到有人因为惹恼了他,而果真被他砍头的。
  所以,蒋孝镇始终把这件事当作笑话在讲,也从来没有人对此认真过。
  倒是有因为老先生和侍卫之间方言差异,而引发的一则笑话,在我们侍卫圈子里广为流传。有一回,蒋先生走出官邸,不自觉地摸摸口袋,发现侍从人员没给他准备手帕,他就对着身边一位四川籍的侍卫人员说:“去给我拿块绢头来!”(按:宁波话绢头即是手帕的意思)那位四川老乡没听懂老先生的话,以为蒋介石要他搬一块砖块,就连忙跑到路边捡了块砖块拿去给蒋介石,老先生见到之后,不觉微微一笑,知道是侍卫没听懂他的话。一旁的浙江籍侍从人员才提醒他:“先生要你去拿条手帕,不是砖头,是绢头!”由此可见,只要蒋介石心情好,他还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
  时局让人有种窒息的感觉,然而,蒋先生的日常生活,还是和往常一样,维持他一贯的勤俭自持的风格。
  我还记得,在溪口小住的时候,蒋先生要大厨为他做了一道梅干菜扣肉,光是这道菜,老先生就吃了一个星期。
  那时,我们的月薪是一元银元(袁大头),经费来源全部是来自我们从南京扛来的那几口木箱子,当然,我们后来知道,这些钱都是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从国库里头,设法拨出来的一笔经费,这几箱子袁大头,提供了蒋先生在溪口指挥军政事务的所有办公费用。
  


总裁办公室特务大队



  六分之五的总统府警卫大队兵力,调到小小的奉化溪口之后,俞济时他们还是对蒋介石的安危缺乏安全感。事实上,在1949年以前,溪口一带的山区,便经常有共产党游击队出没,这也是蒋先生要俞济时将警卫大队所属的第五队,派驻在蒋家祖坟坟庄的主要原因。
  而自从蒋先生退隐到溪口,俞济时深恐游击队和解放军联合起来,直接插入溪口的心脏地带,这便会严重危及蒋先生的安危。所以,等五个队的兵力全部部署妥当,俞济时立刻要国防部,把已经被调到部队当副军长的楼秉国,再调回溪口担任警卫主管;然后在五个队里每一队各挑选四位卫士,一共20人,组成一支便衣组,在第四队控管之下,驻守坟庄,加强内卫勤务之不足,成为侍卫部队的“中卫”。
  在“中卫”的内部核心,有资深的侍从人员,随侍在蒋先生周围,成为蒋的“内卫”;而在最外圈,尚有驻守在四周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队,分别戍守在溪口的雪窦寺、白岩庙、东澳、坟庄、武岭学校和丰镐房等据点,形成“外卫”,在这样的层层保护下,蒋介石就在溪口,默默扮演他地下三军统帅的角色。
  由于蒋介石当时已经没有总统的名分,他在溪口成立的办公处所,名曰“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当然,我们保护的这位领袖既然已不再是总统,那么,他的侍卫组织自然也不能再称之为“总统府警卫大队”了,于是,俞济时把它改名为溪口总裁办公室的“特务大队”。
  这个大队仍维持原先的六个队的编制,队长也和原来一样,第一队队长是黄埔军校十六期的冯孝本;第二队队长是吕其广;第三队队长是毛赵壁;第四队队长是唐茂昊,他们都是黄埔十六期的同学;惟独第六队队长王曜升,是黄埔十七期的。在溪口的五个队长之中,冯孝本、吕其广、唐茂昊三人是蒋介石的小老乡奉化人。因为队伍名称的改变,我们侍卫人员的职衔,也改称为“特务员”。
  我是在溪口被分遣到便衣组,担任便衣任务,从这段时间起,我就开始和大队脱离,一直到台湾,我都是被分遣到个别的工作岗位上做事。便衣组自始就直属总裁办公室第八组配属下接受指挥,受到当局相当大的重视,因为我们慢慢接触到更核心的人、事、地、物,所以,保守机密便成为我们最起码的工作原则,我平时就不太爱乱说话,这大概是我能够被挑入便衣组的一个原因。
  危急中蒋介石只信赖贴身侍从
  国民党在大陆的败退速度,是相当叫人吃惊的,许多国民党要员纷纷找空隙,向台湾“转进”。这时,连蒋介石最亲密的“达令”——宋美龄,在蒋先生下野时,也跑到美国求援去了。不管宋美龄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出国的,也不论他们夫妻之间,到底有什么共同的默契,一向受众人包围的蒋介石,孤零零一个人在溪口沉思对策,满目凄然,不胜感伤。
  在太平时期,蒋先生出门,一向是有好几队的卫士和他周围的核心侍从,随侍在侧。但是,自从引退到溪口以后,他每次到各地视察军务,都只带他的一组贴身侍从。有时候,即使我们便衣组这样的“中卫”,都被他摒除在外,可见他那时行踪的保密程度,我们多半是事后才晓得他的行踪。
  蒋先生从溪口撤退以后,他的行动路径,大体上是先到上海,再依序是到台湾、广州、重庆、台湾、厦门、台湾。除了台湾以外,有人说,1949年只要是蒋先生去过的地方,没有几天就被共产党占领了,这话虽然听起来像是一句玩笑话,可是在那个危急存亡的关头,听来是多令人感慨而恐惧啊!
  特务大队接到上级撤退命令,我们在宁波搭船,先到澎湖上岸,上级要便衣组在澎湖的前日本海军招待所驻防,等蒋先生到来,其他的特务大队人马,则在俞济时的命令下,先到花莲待命,准备随时反攻回去。
  在大陆“撤退”时,便衣组的任务是随扈蒋先生,补充侍卫人员勤务之不足,而临时编组成立,只要他有可能去的地方,我们就要在他到达之前先到,布置安全任务。
  不久,蒋先生要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临时办公地点的广州,和代总统李宗仁晤谈,上级特地在基隆征用了一艘民船“华联轮”,准备供蒋介石到台湾。为此,上面还在广州为便衣组人员每人订做一套新的中山装,另外也为每人买了一双新皮鞋。
  但是,形迹诡异的蒋介石,并没有依计划坐这艘民船撤退到台湾,这艘船又原船开回了台湾。后来我们才知道,蒋先生和李宗仁面谈之后,就直接乘飞机到重庆,离开重庆时情况已相当危急,在紧急状态下他便乘飞机走了。
  蒋介石最后一次踏上大陆土地,是去厦门视察,我们便衣组又奉命到厦门鼓浪屿待命,准备他会去那边住上几天,可是,这回我们又是扑了一个空。他在厦门开完干部会议以后,就直接回台湾,厦门随后就被解放军占领。自此,他便从未再回到大陆,蒋介石时代正式告终。
  


*第二章:“太子时代”揭幕


  希图于危急存亡之秋在华盛顿抓住一棵稻草,游说杜鲁门政府紧急军援国民党,1948年11月底宋美龄匆匆赴美,却遭冷遇、碰壁;在美国人看来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台湾不久也将不保,援救蒋政权,如同把美元扔进大海。无奈,宋美龄只能默然饮恨,前往对她而言尚属陌生的地方——台湾。


哪里来的苦肉计



  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实告诉我们,太子继承大统,总是会有一些血腥事件发生。毕竟,太子有太子的人马,而且,若是太子的权威既经老皇认可,他自然得先做出一番成绩出来,让老皇觉得不负所托,这才有可能让老皇心甘情愿地把天下拱手相让。这不但是人情之自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假设人们不能体认到这一点,而且一贯地抹杀这个必然的话,岂能不自食恶果?
  俞济时,这位出身黄埔一期的侍卫人员老长官,就尝到了这个苦果。
  以俞济时在蒋介石侍从室的资历和成就,相信就是到了今天,还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
  我记得还是在蒋先生引退溪口的那段时日,我在溪口守卫坟庄,每天晚上,总是可以看见个头矮小、穿件长布褂或一套中山服的俞先生,不时独自一人到各处岗哨巡查一圈,要是有人值班时擅离职守或是不负责任,轻者记过扣薪,重者立刻调离,绝不宽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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