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过流星·风前几人老-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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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15号，但人们议及那住宅，只称为“红房子1幢”、“红房子2幢”、“红房子3幢”、“红房子4幢”，不用提及门牌街名。我们家每年两次要铲去一层墙皮再刷上厚厚的白灰浆，以覆盖那些色彩丰富的天空森林或河流城堡——妈妈的学生们就在那些布景前自己演给自己看。有时演一幕，有时演全场。演者大喜大悲，观者真怒真乐，直把我看得神驰心醉时而手舞足蹈，时而大呼小叫，真真羡慕煞这些年轻人。几十年过去了，那些场景还时不时在我记忆中滑过，如风帆一般。印象最深的，当然要数莫里哀的《吝啬鬼》，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席勒的《阴谋与爱情》和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
不看话剧时，寒暑假也是挺快乐的，因为小伙伴多，且几乎全是军人的后代。
4幢红房子，各各相去近百米，有草坪，有树木，有几个直径约20米的圆花坛。在孩子们眼中就像天堂似的乐园。l幢3幢傍山，2幢傍着条碎石小路，小路弯弯曲曲，路边栽着两行杨槐树，花一开，香味随风送进窗户来；4幢就傍着大田湾小学。靠小学和靠小路的两旁，就用楠竹片编的篱笆围了。篱上爬满牵牛花，将市政府宿舍圈成一个院。上学的时候院里清幽宁静，一到傍晚，从4幢房子8个门里就兔子似地蹦出一个接一个的小家伙，撒得满院都是笑声、都是尖叫声。
每幢房子规格相同，5层，1－4层住人。每层中间一个约100平方米的八角形大厅；大厅的正南正北通向两个厨房。每个厨房有一排上下两层的碗橱案桌，一排四孔大灶；正东正西通上下楼梯，全以棕色地毯铺了，每一级都由两条亮晃晃的厚铜板护着，走在楼梯上一点声音都没有。但只要父母不在眼前，我从来不由楼梯下去，而是骑在漆得黑亮的柚木扶手上滑下楼去。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则各通一道长廊，长廊两边就是许多门口交错的房间，分散于4条长廊的，是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一个男澡房，一个女澡房。
每层平均住着8家人。每家少则三四个，多则八九个孩子，而且都以子女众多为盎盎乐趣。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以“百子千孙‘为最美好的心愿恭贺亲友的，何况那时政府提倡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内容之一就是多生孩子，夫妇们就更加踊跃响应。谁生上7个，就会倍受敬重，被尊为英雄母亲。我家住1幢第三层。那可真是人工兴旺的楼层，光英雄母亲就有两个。
我的同学黄幼仁他妈就是一个：她的大女儿好像取名自自，接着生个儿。我隐约记得名体仁，依次排下来的女儿是三自、四自、五自、六自，继而是幼仁与我同班，然后又是女儿八自，末了，眼见她又添个黄小仁。我从未见她打骂小孩，倒是见她的闺女秀美男娃子壮，家教都不错。我另一个同学吴邦宪家更不得了：她的英雄母亲生了10个。以致我们这层楼的小孩都沾了光似的，唱起了《华尔瓦娜》时简直气壮如牛。那是一首女声小组唱的歌，风行重庆，其深入民心，就如今天陈小琪的《涛声依旧》般，不但大小晚会或歌咏比赛少不得，就是随时随地，男女老少都免不了顺口哼哼：“集体农庄有个挤你的老妈妈，谁都知道她的名字叫华尔瓦娜。命名日里大小女儿都来拜访她，欢欢喜喜她们作客回娘家。这位老妈妈真正是福气大，来了5个亲生女儿5朵花；老大叫萨莎，老二叫沙霞，阿莲卡、波琳卡、阿辽努什卡，最可爱的小么女子只有十七八……”
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当然不止多生孩子这一项。那个1956年，真是全民一起学苏联，从思想意识、文化艺术到日常生活，全盘苏化：不但走在街上的士兵突然换上了船形帽，连我们大院的老军官也马上被卷进这种热潮：那些曾被硝烟熏黑了脸庞烤硬了心肠的汉子先是开口改称呼，向别人谈起“娃儿他妈”时，强忍住不讲“我婆娘”、“我媳妇”、“我堂客”，而是腼腆如稚童，红了耳根说是“我爱人”；然后学跳华尔兹，先回家关好门，一面念叨着“蓬察察”，一面将各自的“我爱人”踏得鞋面儿脏脏脚背儿肿……终于都步伐娴熟昂首挺胸旋出八角厅来。更有富于冲锋精神的，还在笔挺的呢子将校服内勇敢地露条花衬衫的衣领，将头发分出偏界，说是“西装”。
我们1幢3层那个八角厅每逢周日必有晚会。人人饭后拎张小板凳，个个争着演节目。这层楼人才济济，连乐队都是现成的，从提琴二胡横笛洞箫到手风琴曼陀铃应有尽有，曲子一支接着一支，反正无论大人歌小孩歌，情调都是那么欢快那么健康，韵律如山溪如月色，又亮丽，又柔美，从八角厅扬洒出去，溶进山城的夜晚。
满城飘着苏联歌。无论日出枇杷山还是月印长江水，总能听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管是北风凛冽还是春光明媚，到处一片《红莓花儿开》。山城还唱“贝加尔湖，我们的故乡……”唱“冰雪笼罩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唱得热忱坦荡，如同唱自己的故园。我永远忘不了那首《列宁山》，忘不了我的同胞曾如何去歌颂一个他们绝大多数人终生从未谋面的民族，去歌颂这个民族的风物、领袖、首都，如同歌颂中华民族自己的理想。那些朴实精悍的山城人，一群一群一伙一伙地合唱着：“亲爱的朋友，我们都爱列宁山。让我们迎接黎明的曙光，从高高山上我们眺望四方，莫斯科的风光多明亮。工厂的烟囱高高插入云霄，克里姆林宫上曙光照耀，啊，世界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我们的首都啊，莫斯科！”
这7年来，我不断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洲到另一个洲，却再没发现过世界上有哪个民族能如我的同胞曾经的那样，带着那么宽广的亲情，那么厚重的敬意，那么彻底的爱恋，带着整个民族那么深切的祝愿，去赞颂另一个民族！没有，我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
那时候，老师天天给我们描绘着苏联。自然老师介绍发现条件反射的动物学家巴甫洛夫，和成功嫁接梨苹果的园艺家米丘林；地理老师讲官厅水库，讲西伯利亚大森林；语文老师让我们轮流朗读《马特洛索夫》、《鼓手的命运》；历史老师津津乐道于《冲击冬宫》和《察里津保卫战》；连美术老师也变得伶牙利齿，下了课还在说列宾如何画伏尔加纤夫的故事；政治老师则斩钉截铁地预言着：“帝国主义将来一定要灭亡；全世界劳动人民正以苏联为首，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是那种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然后再着手建设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那就叫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如此光明如此快乐如此简单又如此全面，我觉得社会主义好比一道闪电，使我的脑海心田一下子就亮了，就开了，就装满了这种理想。老师说这叫远大理想。
12
我始终也没有当成政治家。他也没有。他变成了一个右派分子。
将远大理想一下子就拉得让我可亲可近的人，是住我家隔壁的柴天惠。柴天惠是个大学生，老爱像苏联姑娘般穿件花格子“布拉吉”。再顽皮的小孩儿见了柴天息都是毕恭毕敬的——因为大学生，比英雄母亲更令人景仰。只要个人努力，肚子争气，就多可以成为英雄母亲的；但要成为大学生，却非扳倒许多对手不可。那时代，平均每2000人中，只能有一个进得大学之门。
柴天惠建议我们给苏联小朋友写信。她让我们各写一封，介绍自己的情况，标明各人就读的学校、年级。班次、座位，然后逐一为我们译成俄文。她回去翻译时，我们这帮小学生全聚在八角厅诚煌诚恐地等待。她妹妹柴天华，一会儿一次地到厅里向我们宣布：“我姐姐，她又翻好一封了！”那神态之骄傲，像故事里那一类最刁蛮的公主。
信翻成俄文后，柴天惠又让我们伸出右掌盖在属于自己的那份俄文上，然后用铅笔把手掌轮廓仔仔细细描下来。信全是寄去莫斯科第一小学的，并依照我们各人的情况，写上某年级、某班次、某座号同学收。却是没有收信人姓名的。因为谁也不知道。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写信，且满怀热情。然后，我们这层楼的全体小学生就一路唱着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雄赳赳结队去上清寺邮局寄信，之后就开始等回信，等得很煎熬。我们楼下有个大信箱，没盖的，钉得很高挂在大门附近的墙上，要大人们才伸手够得着。我们天天叠罗汉，轮番儿踩在小伙伴肩上看有没有苏联来信。又过了一周，索性跑到大院外面天天等那邮递员。终于有一天，被半路截停的邮递员掏给我们一大捆信，他又兴奋又惊奇，喊道：“苏联娃娃居然会写中国字哟！”
我们每人收到一封回信。信封上有一笔一笔描出来的姓名和地址，拆开一看，信上也画了巴掌，还附了照片，却我们咋也着不懂俄文信了。于是大家又开始到路口去盼柴天惠……
给我回信的是个男孩，叫沃洛加。他寄来张照片跟信封那么大，眼睛毛很长，鼻子有点儿翘，鼻梁上有几粒淡淡的雀斑，样子很逗人喜欢。从沃洛加信中，我知道原来苏联的学制跟中国不一样。他们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都可以在同一间学校念完，总共十年级。我们却是总共十二年级：小学四年级叫初小毕业；六年级叫高小毕业；若考得上，再续三年，叫初中毕业；如果考得上高中，再读三年，才可以考大学，比他们要多花两年哩。
沃洛加每封信都令人很愉快，谈的都是假期、滑雪、海滩、化装舞会……更让我觉得应该好好向苏联学习，早日过上社会主义生活。沃洛加说他十分惊讶为什么中国小学生连他们的斯达哈诺夫运动都知道，其实我是听政治老师说的。
政治老师告诉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的经济十分困难，春天雪化时，甚至在莫斯科的街道上都能见到冬季的饿殍。有15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对苏联进行经济封锁。斯大林号召他的人民努力加倍工作，有个叫斯达哈诺夫的工人一年不到就完成了自己几年的工作定额，于是政府号召全体苏联人向他学习。称为斯达哈诺夫运动。现在，中国也掀起向他学习的高潮，开始在各个工厂、矿山按照工作定额的完成量评出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后来，这种运动推及到医院、图书馆、话剧团等等一切非生产单位去了。也不知是由于“斯达哈诺夫工作者‘这称号太长了不好记，还是因为学校呀。图书馆呀什么的没法核算产品定额，总而言之，中国的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在奖状上就被写成’先进工作者”了。
那会儿的先进工作者是不给钱的，但会得到一张道林纸印的奖状。得了奖状的人，就用饭粒拴在它的四角，高高粘在墙上，就成了这人和这家的骄傲。来客见了，立时满脸敬重，都会停足细细欣赏那份印得十分简单也写得十分简单的奖状。往往在那种时刻，主人眼中就流动着一种含蓄得很的自信，远胜于当今在家因眩耀有瓶路易XIII法国酒的主儿。
那时，各所学校也要每年两次评好学生，也发奖状。我家墙上从来没贴过我的奖状。老师们开玩笑说：“如果仅以工作量来衡量，钟丽丝这匹害群马都可以称为斯达哈诺夭式学生了。可惜这野马总跑不上正道！”不过政治老师却很喜欢我，说是“有性格的孩子才是可以教育的孩子。”
我的政治老师戴副透明的白色胶框眼镜，连走路都在读书。他血气方刚，讲起课来很狂热，那语气那手势，让人觉得他巴不得将我们的头盖骨揭开以便将富国强民的主张一勺子就填进我们脑袋里。一上他的课我就很兴奋，于是我就加倍努力学习政治，放了学还翻爸爸的书看。爸爸有种《时事手册》的刊物，讲的全是政治事件。虽然我看了如堕五里云雾般稀里糊涂，但依然坚韧不拔，硬是生吞活剥地强记一些内容。比如说新中国建立后实行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比如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1951年5月刀日在北京签定的；记住了到1952年9月为止完成土改的农业人口已占全国农业人口的90％以上；同年初，又对全国私营工商业者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还记住了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在1955年10月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总而言之，记住了一个小孩绝不会感兴趣的东西——我这样感兴趣地做，除了觉得这是为国为民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觉得不该辜负老师的知遇之恩。因为他说他不但自己要努力成为新中国的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