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 [英]阿瑟·刘易斯-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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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强迫到何种程度的问题目前十分尖锐，因为苏联已经表明，一个残酷无情的政府如果愿意严厉处置那些反对它的计划的人的话，可以很快地提高它的实际产出。所有不发达国家都正受到共产主义或其他宣传的引诱，想放弃自由来换取经济迅速增长的前景。这种引诱带有某种程度的欺骗性。
　　　　它们被告知，失去自由是暂时现象；“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国家元首、军队领导人等等的专政——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其后将是“国家的消亡”；但是，我们十分怀疑，一旦抛弃了自由，是否还能轻易恢复。这种引诱也不能保证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产出可能迅速上升，但是独裁者可能决定将产出用于别的方面，而不是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无论如何，十分明显的是，无需用专政的办法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一两个不发达国家的民主政府——缅甸和加纳——已经表明，它们有决心和勇起来找到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受到普遍信任和支持的领导人可以在民主的范围内这样做。该由其他民主国家来表明，它们也能这样做。
　　　　另一个痛苦的过渡是，必须在社会关系方面进行过渡。公理和权力的对立、从地位到契约的转变以及从社会稳定到社会纵向流动的转变都会打乱目前的关系，在阶级、宗教、政治服从或家庭联系上都是如此。如果过渡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出现，那显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使不发生暴力革命，过渡也同样是痛苦的，因为它会破坏目前在各个方面存在的期望和权利。许多人因此而反对经济增长。一些人认为，旧关系同新关系一样好，或者甚至更好，他们不喜欢新的家庭关系的自由、“普通人”的所谓“权利”及旧的融洽的社会关系遭到破坏。另一些人虽然并不认为旧关系特别融洽而喜欢新关系，但是仍然怀疑新旧差别与付出的代价相比是否值得。显然，这个问题只能用人们赋予下面这些问题的价值来解决，即知识增长、机会的质量、卫生标准提高、寿命延长及经济增长的其他成果。
　　　　再者，在道德价值方面也必须进行过渡。在旧的社会，从小就向孩子灌输一套行为、责任和忠诚的准则。新的社会则有其不同的准则。一个社会中的好行为可能是另一个社会中的坏行为。责任和忠诚由一批人和机构转向另一批人和机构——由年龄组转向工会、由首领转向雇主或者由家庭转向一般的顾客。假以时日，新准则可能会确立起来，可能会像旧准则一样运用自如，但与此同时，社会可能会经历一段痛苦时期，在此期间，在新道德确立以前旧道德已被抛弃。这种过渡过去特别痛苦，因为我们不理解发生什么情况。如果旧社会的道德和新社会的道德都是众所周知的，如果那些负责确立或捍卫社会道德标准的人（尤其是牧师、教师和议员）有意从变革一开始起就宣传新道德，过渡就会容易得多。但是，首先我们只是到最近才了解这些问题，特别是了解道德准则与某种社会和经济形式的联系程度。其次，那些捍卫社会道德标准的人常常把捍卫旧准则看作是他们的职责，他们敌视变革，把新准则看作是不道德的。第三，即使终于把他们争取过来支持新准则，他们的许多权力也会在过渡阶段消失，因为人们依靠公理的程度提高了，而且对这些卫士迄今所捍卫的制度和惯例失去了信心。因此，新准则不是靠制度或权力实施的，而是逐步地和一点一点地为人们所接受的。新信仰和旧信仰不协调地交错在一起。当人们做他们认为该做的事情而受到嘲笑、指责或惩罚时，他们就会感到非常失望和难以理解。
　　　　在一个社会由一种生活方式向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时，痛苦的过渡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不进行改革，否则就不可能完全避免过渡。谁也做不到这一点。倾向改革是人的天性。因为人从本质上说是好奇的，因此不断积累知识，这就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人也不会满足，他希望得到比已有的更多的东西，或者到处活动，或者羡慕邻居的地位或资产。人还有一种冒险感和造反感，前者使他利用各种机会，后者对等级关系则始终是一种挑战。因此，想制止社会变革是浪费时间，对一切现有制度都必定消失感到遗憾是浪费感情。因为社会变革正产生于人的天性中那些使我们不同于其他动物的部分。
　　　　同样，虽然我们不能防止变革，但是我们可以加快变革或阻碍变革。我们已经强调指出，变革的速度既可以太快，也可以太慢。在目前情况下，我们的问题不是适当的产出增长率，而是由一种社会态度和制度转变到另一种社会态度和制度的过渡期的适当长度。因此，不易作笼统的概括；既有充分理由说明应很快完成过渡，也有充分理由说明应该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调整。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进行阻碍的机会。由于过去８０年中所达到的世界联系——通过轮船、帝国主义、飞机、无线电、移民、好莱坞和报刊进行的联系，在每个社会——甚至西藏也不例外——中，经济变革的力量已经在发挥作用。特别是两种情况使得人们必须加快增长速度，而不是加以阻碍。其中之一是，欲望的增长速度比产量快。另一个情况是，死亡率下降的速度比出生率快。
　　　　在整个不发达世界，现在欲望已大大超过产出，差距在扩大。人民大众开始认为，他们的贫困是不必要的，改变忠诚可以结束贫困。少数人认为，靠自身的努力可以改变贫困的面貌，但是更多的人认为，解决办法在于抛弃他们的地主、雇主、牧师或目前的政治统治者。一些政治家也有很大的欲望，不管是想提高本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还是想提高本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现在欲望和产出之间的巨大差距可能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会引起失望，而由于失望，几乎一切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许多人担心，结果会出现“共产主义”（一个不再有确切意义的名词）。有些人担心本地的各种“法西斯主义”会扩散（对这个词的解释必须包括许多东方国家传统的军阀主义以及拉丁美洲的“元首”）。另一些人再次看到了这种明显的可能性：力量将转入宗教狂热分子之手（转入毛拉、马哈萨巴，拉比等人之手）。因此，许多不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把迅速提高产量的措施置于非常优先的地位是不足为奇的。他们是否有筹集资金的勇气及必要的内外支持，那可能是值得怀疑的。在任何情况下，欲望是否不会继续超过产出，那也是值得怀疑的。但是那些认为加速生产会影响社会关系和道德准则因而是错误的人，通常忘记下面两件事，即这些关系和准则已经在迅速变化以及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结果对现有格局造成的危险可能比加速生产更大。
　　　　人口方面的困境甚至更难避免。不受外部影响的不发达国家的人口似乎是稳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按目前的标准来衡量都很高。一旦一些国家进入了现代世界，从而消除了本地的饥荒和实施了公共卫生和医疗，死亡率便会迅速下降，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内，可能从４０％下降到１０％。因此，为了赶上人口的增长，每年的总产出必须开始增加１％或２％或３％。此外，除非有大量的土地，否则还必须采取步骤来大大降低出生率，就像降低死亡率一样。但是看来这几乎肯定需要使产出比人口增加得更快，因为限制家庭规模的大多数理由最后都归结为需要提高生活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们无法选择限制生产增长的道路；相反，在通常被称为不发达国家的几乎每一个国家内，情况都是当前的生产增长率还不足以使人口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那些主张限制生产增长的人又往往忽视了人口方面的情况，忘了人口爆炸的后果对现行社会结构和道德准则的破坏性可能比任何可能的产量增加的后果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