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 [英]阿瑟·刘易斯-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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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些小国，工业化不仅需要暂时保护国内市场，而且如果要建立关税同盟的话还要暂时保护关税同盟。以两个小国Ａ和Ｂ为例，其中哪一国也没有大到足以享有规模经济的市场。如果Ａ国专门经营某些行业，Ｂ国经营另一些行业，而且它们分享市场，那么这两国到时候将成为卓有成效和有利可图，用不着继续保护，出现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如果没有关税同盟，Ａ国可能无法使它的工业起步，因为Ａ国可能从一开始就无力在Ｂ国的市场进行竞争。所以无论Ａ国或Ｂ国可能都办不成自己的工业。要不Ａ国和Ｂ国都办起了工业，各自保护它自己的市场，而两国的工业哪个都是不经济的。如果两国都要工业化，各自专门经营不同的行业，那么关税同盟对两方都有利。如果只有Ａ国实现工业化，Ｂ国得不到好处，除非允许Ｂ国居民移居Ａ国，以便分享新的就业机会。当然，如果这些工业本来就不应该办，即便有关税同盟也不应该办，因为这些工业是不经济的，那么双方都要受损失。所以，关税同盟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它的长处和短处必须按照每一情况非常仔细地予以考虑。不过，毫无疑问也有这样一些情况：现在为关税壁垒相互分开的国家，如果不是用对全世界完全降低它们的关税壁垒的办法（这样做，它们的新建工业就不能诞生），而是用同其他邻国作出有限的安排，按这些安排各自在有限的范围内经营专业的办法，就会得到好处。
　　　　推销问题，新行业的创始成本和无知在今天对欠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抑制作用比在１９世纪时大得多，因为最先进的工业国现在对所有其他国家的技术优势比在它们开始自己的工业历程的时候更大。如果欠发达国家不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那么仅仅因为专业化的势头，它们和工业国之间的差距就将继续扩大。为经典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主张对工业进行暂时的保护的理由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足。
　　　　这种理由同样适用于人口过剩和人口不足的国家。除了到现在为止已经谈到的情况之外，那些与农业资源相比人口过剩的欠发达国家，更有理由保护它们的制造业，那就是说，在这些国家里，价格关系不幸未能反映实际的社会成本。这是因为它们过剩的劳动力所得的报酬比起边际生产率要多，而剩余劳动力的农业边际生产率按定义为零或者是负数。从实际的社会意义来说，利用这种劳动力从事制造业是有利可图的，只要它生产净产出；而从财政意义上说，利用这种劳动力并非有利可图，除非他们的净产出超过他们得到的工资。
　　　　许多这种国家，如印度，已经因允许（或被迫允许）在制造业中进行自由贸易而受到损失，其结果就是破坏了它们本地的生产，加重了它们的失业问题，而无任何所得来弥补这一损失。在这种国家，正确的政策倒是在制造业尽量提供就业机会，只要制造业劳动力的净产出是正数，就不要介意竞争进口货的价格。这一论点决不能应用于一切欠发达国家；它适用于那些人口过剩的国家，如印度、埃及或牙买加，而不适用于那些人口不足的国家，如加纳或巴西。
　　　　虽然这些人口过剩的国家比任何其他国家需要更快地实现工业化，但是它们的困难也比其他国家大，因为它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它们的产品。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低，这使得它们对粮食的需求量比较大，对制成品的需求量比较小。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工业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出口制成品换回它们需要的粮食；这就是说，这些国家必须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这是能够做到的；英国、德国和日本已先后做到了这一点，到一定时候印度和其他国家也将做到这一点。但是现在做起来比英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困难多了，因为这样做会遇到激烈的竞争。日本和德国都是在得到政府支持的出口运动的帮助下打入世界市场的，它们推行种种富于进取性的政策：把大量推销人员派到世界各地市场，提供大量信贷，降低价格，对消费者的愿望予以极大尊重。另一个办法是，一个国家占领世界市场可以不靠在销售中进行竞争，而是邀请其他国家已经有了销路的商人来建工厂，从这些来源来供应它们现有的市场。英国大约在六个世纪以前就是用这个办法开始打入世界市场的。许多国家已仿效英国的榜样，波多黎各邀请美国制造商取得成功也许是近来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了。进入一处市场是那么困难，如果一个国家开始与已经开辟了销路的企业家合作，它就赢得这场战斗的一半胜利了。此外，如果工业国由于它们自己的商人及其资本流向国外而失去市场，它们不会像以其他方式失去市场时那样小题大作。往往抵制用这种方式使自己强大起来的是欠发达国家（见第五章第二节（三））。
　　　　这些欠发达国家的一个困难是把它们的工资保持在使它们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的水平。如果工业部门仅仅为国内市场生产，那么即使它的价格超过其他国家的价格，靠保护也能使这些工业维持下去，但是一个谋求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份额的人口过剩的国家，国内的保护对它帮助不大，因为如果它不能以维护其国内市场的价格进行生产，它占领其他市场的机会就少了。这一困难是由我们已经谈到过的货币成本和实际成本之间的差别引起的。假设有剩余劳动力，制造业使用劳动力的实际成本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货币成本却很高。制造业的工资必须保持高过农民收入的一般水平，以便吸引和保持住城镇的劳动力，而城镇的生活费用也较高。除此之外，还有工会，工会往往是专门组织工业劳动力的，不断提高货币工资的水平。若保持这样高的货币工资水平，一个应当实现工北化的国家就不能这样做，因为它的生产的货币成本太高了，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牙买加当前的情况就是这样）。补救办法是对生产进行补贴，要不就使货币贬值。
　　　　公开补贴会引起工业竞争者的不满；所以大部分工业国采取那种不那么明显的援助办法，如以低于商业租金的租金出租工厂，免税，低价供电、供水或运输，等等。往往这还不够，开展出口运动时可能还要像在日本那样使货币贬值。欠发达国家进行货币贬值的地位比发达国家优越，因为这对它们的贸易条件只产生微小的影响（因为用外币计算它们进口的货物和它们出口的初级产品的价格并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因为它们的对外债务和资产不管怎样通常是以外币计算的。使得货币贬值的效用比较令人怀疑的是，它对生活费用的影响以及从而对货币工资可能发生的影响。如果货币工资也提高到同样的幅度，贬值货币就没有用了。但是谈到这一点不过是说，除非人民愿意合作，否则一个国家解决不了它的经济问题。
　　　　要打入世界市场存在着那么多的障碍，所以只有有勇气和决心的国家才能打入世界市场。英国在１９世纪上半叶打入了世界市场，办法是把它的推销人员派到世界各个角落。那时候比现在要容易，因为英国当时没遇到比它强大得多的对手。跟着打入世界市场的是德国，它作了更坚决的努力，得到政府更加深思熟虑的帮助；这对德国更困难一些，但是它得到了它需要份额。日本运气不佳，在大萧条时期进入世界市场，当时整个世界贸易在萎缩，但是这并未妨碍它从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７年使它的出口额增加一倍。有些所需份额和德国一样大的国家，譬如印度和意大利，由于缺乏这种意愿，它们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分别从１８９９年的２．３％和３．７％下降到１９３７年２．１％和３．６％。这两个国家不能为它们的全体人民提供就业和充足的食品，除非它们把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提高到３５％左右，这一点它们又做不到，除非它们把制成品出口贸易运动摆在经济政策的首位。地位最优越的是那些拥有进行金属贸易所需的燃料和矿砂的国家，像印度。其它国家则处境困难，像埃及，因为它们能进行竞争的部门不大可能满足迅速扩大的需求。如果要让它们人口有工作做有饭吃，这些国家需要进行更加艰苦的斗争。毫无疑问，一个结果是把工业国分成两类，一类是出口金属和化学品的国家，另一类由于矿藏贫乏，专门出口纺织品和其他非金属商品或所用金属的成本与出售价格相比占很小一部分的商品。
　　　　不用说，老牌工业国对这种贸易运动是愤懑的。它们攻击这种作法——派推销员、发放信贷、给予补贴、对进来的制造商采取种种有吸引力的做法，贬值货币、低工资、免税——而且工业国严正指出，这种贸易运动必得有政府在后面支持。但是新兴的工业国有一个无可回答的辩解，因为它们卖多少买多少，它们用不着挤任何其他国家的市场。如果比较老的工业国对初级产品的额外需求要求额外供应，它们用其制成品交换初级产品的能力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如果世界初级产品的产量不能以同等的速度提高，新国家的工业化将给老国家带来困难。这是一个世界经济整体平衡的问题。很明显，扩大初级产品供应量的责任主要落在那些拥有资源的国家——首先在人口稀少的南北美洲、澳洲和非洲——的肩上。如果这些国家既排斥移民又不开发它们的主要资源，以致不能用世界其他地方所需的剩余资源供应它们，责任（如果有什么责任的话）将主要归咎于这些国家。
　　　　因此，我们又回到我们前面提出过的问题——保持世界贸易的平衡取决于全世界制成品、原料和粮食的均衡增长。在１９２９年以前的半个世纪里，当世界制成品产量每年增长４％左右时，如果世界的原料产量每年大约增长３．７５％，世界粮食产量每年增长２％，贸易条件仍将保持不变。我们不知道这种关系是否还是这样，但是没有理由说明这种关系为什么应当发生急剧的变化。增长率也许有较大的变化。实际上，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对增长率的影响比通常所担心的要小得多。因此，亚洲国家工业增长率任何可以想见的变化都不能像美国工业增长率比较微小的变化那样对世界制成品产量的增长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举例来说，如果美国学会控制它的经济萧条，它的平均增长率随之提高对世界初级产品供应量造成的压力比之如果印度现在每年增长１０％所造成的压力要大得多。同样，由于亚洲和非洲加在一起消费的粮食远远不到世界粮食产量的一半，这两个洲的发展要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后才能对世界需求量产生欧洲和美洲的增长率发生比较小的变化时所产生的影响。除非从世界的整个供需情况来看，否则我们不能正确看待这些洲经济发展的影响。如果今后二三十年内出现初级产品短缺，那主要将是因为欧洲和美洲已经很大的需求量迅速扩大，而不是因为非洲或者亚洲相当小的需求量可能发生什么变化，无论从人口增长的角度还是从工业化的角度来说都是这样。
　　　　当前令人非常担心的是，１９２９年以前达到的均衡增长现在无法恢复。有人认为，世界工业产量的平均年增长率现在可能超过４％，因为工业国控制它们的衰退，也还因为其他国家推进工业化。这取决于原料产量的增长，没有原料产量的增长，工业产量就不能增长得那样快。不过，原料生产大部分是在商业基础上进行的，因此除了某些矿产品短缺之外，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原料生产不能适应需求的增长。
　　　　粮食生产的前景是很难预料的。到１９２９年为止，每年平均增加２％，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在美洲和澳大利西亚开垦新土地。由于开垦新土地的速度减慢，要保持产量的这种增长率，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提高每亩地的产量。没有理由怀疑亚洲和非洲的亩产在二三十年内可以以适当的速率提高，这完全是因为当前的产量太低了，但是这些国家中的多数国家要达到日本曾经达到过的那种结果，在政治上和教育上有重大障碍，所以我们不能相信，世界粮食产量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将以适当的速率提高。并非人人都有这样的担心。相反，有些人认为我们正处在新的农业革命的前夕，这一革命可能使世界的粮食多得无法处理。如果他们估计错了，那就只能依靠世界的一个地区来弥补别处的不足，那就是北美。那些担心世界粮食短缺的人能够举出过去２０年里已经发生的变化。同１９３４—１９３８年相比，拉丁美洲的农产品净出口量在１９５２年下降了３７％，近东和远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