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 [英]阿瑟·刘易斯-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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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之间始终存在着时间上的差距。这就是说，倘若我们要了解一个社会的信仰，我们应注意的不是这个社会目前的生物学成分或社会结构等等，而是几十年或几百年以前的状况，即当它的传统形成时的状况。
　　　　让我们先探讨生物学上的因素。有的人精力充沛或比别人有更多的工作癖好，这是由于与他们环境无关的生物学遗传所形成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些生物学上勤劳的人数比例在有的种族或国家多于别的外族或国家。而另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相信生物学上的勤劳或懒惰的分布状态在各个种族之间并无差别，而所观察到的差异全部可以从物质环境和文化传统的条件上加以解释。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科学家否认存在着把人的态度与种族生物学联系在一起的可以接受的证据。可是倘若我们把自己局限于局部地区，虽然缺乏证据，我们至少有某些似乎有理的理论。因此，如果一个国家连续遭受到某种灾难或危机，它的生物学上精力充沛的人生存了下来，而其他的人则死亡了，那结论必然是，这个社会生物学上的遗传在活力方面将不断得到改善。当然困难的是弄明白在哪种情况下，上述的生存和死亡之间的差异取决于生物学上的遗传活力：在多数危机中，生存下来的人同样得益于教养、灵巧和运气。此外，还有一种理论认为，一个有移民居住的国家比一个定居时间较长的居民居住的国家（所有国家都有移民居住）更有活力，因为移民往往比那些留在原地的人更富有进取心，也因为移居和定居的艰苦会淘汰那些不适应的人。困难在于怎么断定生物学上的因素是移民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移民往往比那些留在原地的人和那些原来居住在移居地的人更富有活力，但这可能只是由于移民们所遭受到的困难较大，因此他们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
　　　　引用生物学来解释集团之间态度的不同既无法采纳也不能加以否定。
　　　　我们自然可以否定某一种族比另一种族更为优越的思想，也就是说一个种族的全体成员在行动的考验中比另一个种族更为优越的思想。但是，至于不同集团之间优等、中等和劣等的分布，眼前还不能说出什么道道来。因而我们关于集团之间差异的解释只能限于物质和文化环境的差异。
　　　　其次，我们进而阐述工作的乏味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有的工作本身可能特别辛苦，原因是工人的体力状况、或者是因为工作场所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令人感到不舒畅。所以我们说在这种状况下，可以料想人们也许会少工作些。然而，假若我们不去比较在称心境况下与在不称心境况下做了多少工作，而是提出对工作的态度如何，那么上述论点会得出相反结论。因为如果工作不称心，但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也许被迫尽力而为。而那些由于感到不称心而不工作的人也许会无法生存下去。处于这些境况下，作为父母也许会开始教导他们的子女说工作本身是一种美德，一种为了切身利害而做的事，哪怕做起来并不称心。这个传统也许会传给后代，即使条件有了变化也会保持下去，因此即使所做的工作不再不称心，人们仍可能怀有同过去一样的刻苦的决心去做。
　　　　正是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比较非生产性的工作。因而可以这样说：在谋生较易的国家，工作很少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因为人的习惯是去做非做不可的事。另一个极端是在谋生极为艰苦的国家可能会挫伤干劲。居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论点认为在谋生艰苦，但又不是十分艰苦的国家，工作则被当作是一种美德。这就是说，在这类国家里，人们作出一定的努力有可能获得不错的生活水平，但是不作出这样的努力的人们将会无法生存。谋生艰苦也许由于人口过众、土壤不够肥沃、经常发生旱灾或飓风以及其他的不幸事故。
　　　　在这类国家里，人们将教育儿童把工作看成为一种美德，并给儿童们看玩忽工作任务的人们的贫困；这些儿童以后又会把这个传统教育他们的后代。
　　　　然而，立足于环境的一切解释必须面对态度并非一成不变的事实；同一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会表现出相反的趋势。因此，解释态度必须依据历史和环境；换句话说，如果依据环境，他们必须表明何时和为何环境的变化会带来他们所解释的差异。这对于依据气候进行解释特别不利，因为同一国家在其历史不同时期会出现颇为不同的态度；所以有些解释寻求引用气候的变化来表明，比如说罗马帝国的衰落。用环境来解释辛勤劳动的传统大多包含对社会的某些历史性的冲击，例如战争失败、面临饥荒或大规模移民等，这要求人民显示出他们高贵的耐久品质。但是，要锤炼一个民族的意志需要比一次巨大历史性的苦难更大的某些事变，要不然看起来只不过是一次单纯的偶然事故，不管一个社会遭受苦难后变为沮丧或泄气，还是从中找到了勇气和启示。
　　　　另有一种不同的解释将一个社会的工作态度与其上层阶级的行为联系起来。根据这种解释，在那些传统上人人都工作的社会与那些传统上富人过着游手好闲生活的社会相比较，一般说来前者的人们对工作要重视得多。因为人们爱模仿他们社会的上层人士，若是上层人士认为工作是低下的，其他人将会尽量少工作。举例说，在新世界的奴隶社会里，大种植庄园主整天过着无所事事的优哉游哉的生活，他们中多数人都不直接从事经营。直到今天，这些社会中的中层和工人阶级还表现出好逸恶劳的倾向，这点只有说他们继承了奴隶才干活的思想才解释得通。我们要划清的不是平均主义与非平均主义之间的区别，而是富人参加工作与富人过着无所事事生活社会之间的差异。因此，美国的富人通常都工作，即使只是出于习惯势力，反之在英国，它的悠久传统认为富人的典型生活就是狩猎、射击和垂钓，但这个传统今天已近乎绝迹。情况并不是美国工作的人干活时间长于英国工作的人，实际上美国工作的人干活时间要短些。但有证据表明美国工作的人干活时要更紧张些。有的人把这些差别归因于对待工作的不同态度，并就这些差别追溯到理想的不同，比如说有成就的人应如何消磨他们的时光。用以对比的事实都是可争议的，但对比阐明了论点。
　　　　不论有的人比别人更反对工作的原因如何，事实是，个人之间和社会之间在这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不仅表现在做完一项工作所用的时间上，而且也表明在对提高生产率的反应上。实际上，提高每小时工作效率的长远后果终是减少工作小时的数量（在理论上两种结果都有可能）。不论是不是以工业国家之间作对比，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工业国家我们发现通常人均生产率最高的国家工作的小时最少；或者不论是不是以同一国家的工作小时作对比，我们也看到这一点，因为报酬的标准提高了。这是很自然的反应。由于悠闲是人生乐趣之一，人们很自然地会利用额外生产率去买额外的悠闲以及一些其他的财物。此外，悠闲和财物是相互补充的享受，因为一个人财富愈多，他就需要更多的悠闲来享受它。从长远来说，如果工资低于在较有利条件下获得的水平，人们会工作得更辛勤些，倘若实际收入仍足以维持身体健康和生产率的话。集团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别程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追求财富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渴望悠闲的程度。
　　　　当西方国家的企业主最初来到较原始的国家时，他们在招雇劳动力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当地土著居民过着传统标准的生活，他们不受提供额外收入的引诱。于是有人认为必须采用强迫手段。于是奴隶被贩卖，用契约的形式把劳动力从远方国家运来。还对土著居民课以重税以迫使他们不能再过懒散的生活，重税必须用金钱支付，而金钱只有为外国人工作才能得到；或者禁止居民种植商业性的农作物；或者强夺居民的土地；或者强迫土著酋长派遣青年到矿山或农场干活。除了奴隶制之外，这些强制手段至今在所有欧洲强国的一些非洲殖民地仍然存在，不过现在已被认为不像过去那样必要了。因为模仿已经起了作用。非洲人已有了新的需求，即使不强制他们，他们也愿意工作来满足自身的需求。
　　　　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通常都切望它的人民愿意稳定不变地和持续不断地工作，比如说每周平均工作４０小时或更长些。资本家和雇主们希望人民勤奋工作，因为如果有了大量劳动力会使他们易于实现工业上的抱负，还因为产量的提高会使他们的利润增加。同样，不管是民主的或专制的、保守的或激进的，所有政府也都希望人民工作，因为产量的增加会使税收收益扩大。这些政府且不论其抱有什么目的，它们都需要大量的收益。
　　　　或许为了“民主”的目的以改进教育、公共卫生、交通和其他公共设施；或许为了“帝国主义的”或“反帝国主义的”目的以建立庞大的军事力量；或许仅仅为了“贪污腐败”的目的以填肥政客们的私囊。（因而“激进的”政府由于同情工人缩短工作时间的热望而当选，但它们一旦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就通常会反过来呼吁人民延长工作时间和更认真地工作）。在利害关系上不带个人目的的人道主义者一般说来也抱有同样的态度，即认为勤奋对人民有好处，因为人道主义者憎恶贫困及其带来的后果，他们希望人民生活得好。
　　　　然而愿意延长工作时间并非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显然，如果人们多工作，他们的生活水平会高于少工作（如果他们不要工作过度以致降低他们的生产率的话），但是不一定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得更快。我们关注的并非产量的绝对水平，而是产量的增长率。除了工作小时的少量变动外，产量的提高通常并不一定由于人们工作得更辛勤些，而是由于他们工作的效率提高了，例如运用更多的知识和资本以及利用较有利的机会进行专业化、贸易和投资。
　　　　不论人们可能规定何种工作水平都存在着提高生产率的机会。这些机会有的确实取决于乐意作出正常努力，比如说，工厂的例行工序要求按时上班和有固定的工作小时。
　　　　其他的机会还取决于机动性——即愿意在夜间工作、周末值班、或甚至随叫随到。可是，这些机会并不取决于每人准备在一年之内工作多少小时；正常性和机动性两者都是与事先约定的每人的工作小时限额相适应的。有些提高产量的机会也会错过，这是由于有些工业也许不会建成，因为人们不愿按照这些工业的要求去工作；但在其他较合乎人们工作习惯的工业中，他们能工作得十分有效率。
　　　　经济增长还要求人们自觉地愿意工作，但这与愿意延长工作小时不是一回事。一个人应该愿意把心思用在他所从事的工作上；认真干活，竭尽全力以及准时开始工作和准时交货。在有的社会里遗憾地缺乏这类素质，那儿的人看来不大重视忠实地履行他们的合同。在原始社会里，对个人提出的新要求往往使人感到奇怪。在人们习惯于按自己的进度在田间和没有钟表的地方工作，他们既不守时又不定时出工就不值得大惊小怪。同样，在习惯于根据亲属和地位建立关系的地方，人们很难习惯于唯有金钱关系的义务，也许需要两代三代以后，他们才能使新的合同关系获得一个新的普遍的道义上的约束力。
　　　　在较先进的社会里，内部纠纷也可能使这个社会四分五裂：“雇主阶级”可能厌恶“雇员阶级”，而售货者可能对购货者心怀不满，因此人们对合同对方完全没有道义上的义务感。在一个有竞争的社会里，这些问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行解决。那些作出最自觉贡献的人的成功程度要大于其他条件相等而较不自觉作出贡献的人，而且前者的榜样受人仿效与日俱增，直到新的道德传统牢固地确立为止。
　　　　但是社会并非总是竞争的，并且朝这些方向前进的势力可能很软弱。
　　　　现在可以说，愿意利用个人机会与愿意延长工作小时是相互有关的，这就是说那些不怕麻烦地去延长工作小时的人也会不怕麻烦地去抓住最有利可图的机会，或者愿意定时地和自觉地从事工作。然而这个论点并不完全有理。即使人们下了坚定的决心要比他的同伙们工作的小时短些，他们也可能迅速抓住最有利可图的机会。比如说，在热带国家很难使农民像温带国家产业工人那样长时间地工作，但是这并未妨碍这些农民抓住各种机会选用良种或肥料，或者种植利润较高的农作物。据说加纳的农民是世界上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