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 [英]阿瑟·刘易斯-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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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种草植树的土地也不需要机械耕种。天气酷热或雨量极多的国家用机械耕种是否明智，也是值得怀疑的。这些条件限制了应用机械耕种的地区。在这方面，如农田的面积使农民购置机械设备有利可图，那么经营这种农场才有好处。这就是说，在气候温和的条件下可耕田不到１００英亩，看来是不利的，而耕种的农田为３００或４００英亩在西欧往往是最经济的。
　　　　无论如何，如果机器为一个中心机构所拥有，并由这个机构有偿代农民耕田，由农民自己来种植、除草和收割的话，机械耕作是可以同小农相结合的。由拥有机器的中心机构代为耕种目前在世界上许多地区是行之有效的。取得成效的条件在于农田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比如在１２—５０英亩之间。
　　　　如果农田太小，机器完成的工作大部分本来可由农民自己去完成，而且农民自己干活要比机耕费便宜。反之，如果农田很大，工作量也就很大，于是农民就有理由拥有自己的机器。
　　　　农场需要机器时马上就能得到自己的机器特别方便，不必排长队去等待。这是妨碍农民联合拥有机器取得成功的主要障碍之一：农民的困难在于商定由谁在什么时候得到机器。这种困难在像西欧那样天气变幻无常和难以捉摸的国家里，也许比世界上一些其他地区更为严重。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主动组织政府或集体所有的机器合营机构，或者鼓励拥有多余机器的私人企业家或大农场，以收费方式为小农场主提供机耕服务。在农场具有适当规模的地区，这种安排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是，如果经营平原土地的农场大得足以拥有自己的机器，那么用机器耕作一大片平原沃土的费用，几乎总是比分成小农场时的机耕费用为低，不论人们把中心机耕机构的活动组织得多么有效。
　　　　这一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销售，尽管实际上分散买卖要比分散机耕容易得多。因为总有中间人愿意从农场主手里购买少量农产品，然后把几家农场的产品汇集在一起，以便大规模地进行最经济的加工和销售。尽管中间人时时都有，但是他们的服务到处受到指责和调查，理由是他们效率不高，人数太多或垄断。在中间人服务效率不高的地方，通常可以建立检查制度，譬如进行强制性评定等级时的检查制度，予以防止中间人过多通常是由于不完善的竞争造成的。过多的中间人也许能够在他们明里暗里同意不再减少的最低利润的掩护下存在下去。过多的中间人如果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领域——由债务、情感或法律规定的分区条例同他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的某一批农民——也能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最简单的补救办法通常是开展竞争，因此必须偿清债务、停止分区和禁止商定物价和销售份额的安排。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即垄断组织确实比许多小中间人的竞争更加有效。比如，在大厂里进行最经济的加工。在这样的情况下，补救办法在于搞合作销售，对私人中间人施加物价和利润的控制或建立国家销售机构。
　　　　合作销售能否成功取决于与之竞争的私人企业家的质量。合作社有时能出售一种比中间人提供的质量更好的产品，但是这一情况只有在中间人在安排农作物收购和分类方面效率极差或者是在对优质农作物规定适当的优质优价方面效率极差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换言之，这大概是一种迹象，表明他们之间缺乏竞争。如果中间人之间缺乏竞争，这一事实正使他们的效率降低，或者造成人数过多、获利过高，这些条件对合作社取得成功是十分有利的。因为如果中间人的工作卓有成效而富有竞争性，他们往往会由于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而在竞争中击败合作社组织。但这并不是说，合作社只能在垄断条件下取胜。发生这种情况时，中间人也许会“成帮结伙”来对付他们，施展垄断者所惯用的一切伎俩——价格战，排他性交易安排，等等；合作社对于这些伎俩可能无力战而胜之，除非合作社的成员受过足够的教育，拥有足够的物质能坚持下去。或者买卖的规模或许是合作社无法控制的；小农场主可以自行经营一个小的轧棉厂，但是他们却难以像合作社那样经营一个现代化的大型碾米厂或糖厂。这就是在经营具有一定规模的农场——例如拥有３０多英亩土地的农场——的农场主中间合作销售获得最大成功的原因。当农场主经营的土地在２０—３０英亩的水平上时，他们可以合作经营的范围则是有限的，比如鸡蛋、牛奶和其它少数几种不需要精密加工的产品。超过这个规模，他们只有靠法律控制或者建立法定销售机构，才能在中间人中不受垄断做法的损害。
　　　　除了机械耕作和销售以外，其他一些活动也是能够分散经营的，并或多或少取得了成功。灌溉工作可以由一个单独的水利管理机构控制。种籽控制则比较难以实施，但是如果一个合作社或者一个国家机构保持着几个纯种农场，并且说服农民或者（像在乌干达那样）强迫农民只能使用由这些农场提供的种子，这也是保证可以做到的。植物和动物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工作更难做，但是这亦可依靠法律或说服教育加以贯彻。期望小农场像大农场那样卓有成效，那是太过分了。
　　　　但是小农场也能够坚持下去，只要在它的周围设有负责下列工作的机构网络：机械、种子、信贷、水利、销售、防治传染病、研究或者可能需要大规模进行的任何其他工作。详细列举上述网络，只是说明为什么小农场主在农业的许多领域不具有竞争力，因为在许多领域上述必要的网络是根本不存在的。即便在存在这种网络的地方，小农场比起经营有方的庄园来，在采用经过改进的技术方面，几乎肯定是缓慢的。有些大庄园也是经营不善，尤其是那些在几代人的时间里由同一家族经营的，被看成是地位的象征而不是一个商业企业的庄园。但是经营有方的庄园很快就会采用新型的作物、牲畜、肥料和防治病虫害的方法，而说服或强迫小农场主广泛接受这些东西则需要长得多的时间。
　　　　上面所作的分析都是阐述小农经济的弱点的，但是它也具有几个重要的优点。在适宜的情况下，这些优点会使小农经济比大规模农业更加卓有成效，哪怕从经济效果来评估也是这样。
　　　　第一，小农场主比大农场主更能做到精耕细作。有几种作物，如糖，大农场每英亩的产量比小农场高，在大农场更快地采用新品种、新方法和新肥料的地方更是这样。但也有许多别的例子，说明小农场每英亩土地产量高，这主要是由于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场主耕作得更精细。欧洲的农业情况几乎都是这样的，其他各洲报告的情况也差不多。在劳动力比土地短缺得多的地方，政策的目标应是采用一种制度，尽量提高每人的产量，而不是让每英亩的土地尽量高产。因此，在充分就业的工业国家——它们可以廉价进口粮食——建立大型农场要比建立小农场的好处多。大型农场可以使用机器，把人均产量提到最高限度；而小农场则是人均产量低，而亩产高。另一方面，在某些亚洲国家的经济中，由于劳动力充裕，小农经济具有使最为短缺的土地得到精耕细作的优点。不论是在拉丁美洲还是在亚洲，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都很强调提高对土地进行精耕细作的程度。如果把一些大庄园分成家庭小农场，便可做到这一点。
　　　　其次，家庭农场比大规模耕作的农场具有的优点在于农民比雇用的农业工人勤劳、精细。正如阿瑟·扬在考察了法国农民的操作之后所说：“财产的魔力可使沙土变成黄金。”这似乎同我们在前面谈到的农民可能会使土地贫瘠的危险这种看法相矛盾，但是我们在那里曾经指出，这种危险只有在土地由充裕变为短缺的地方才会出现。在许多世纪以来土地一直缺乏的国度里，比如在中国、爪哇或非洲的一些地区，农民已经懂得了怎样爱惜他们的土地，保持土地的肥力。在那种不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中，自耕农的劳动比起雇工的劳动来，其优越性是最大的，因为每英亩使用大量劳动力的那种农业付得起适当的监督费用（这种差别同我们在本章的前一部分中所提到的自由劳动和奴隶劳动之间的差别几乎是一样的）。
　　　　因此，小农耕作的第三个优点是，它不需要大量的监督人员。如果这类人员用于农业推广服务，便会产生许多成果。
　　　　但是如果像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那样难以找到这类人员，而且雇用他们费用太大，小农进行农业生产靠现有人员也就可以了。大规模农业则不然，它的生产效率的高低取决于管理质量的高低。管理问题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它对农场的经济规模进行严格的限制。虽然如上所说，欧洲一个拥有３００英亩可耕地的农场的效率比一个拥有４００英亩的农场高，一个拥有１０００英亩可耕地的农场的效率并不比一个拥有３００英亩可耕地的农场高，如果耕地超过那些限度，效率就会急剧下降。兴建巨型农场的大多数尝试，不论是在俄国种植谷物，还是在坦噶尼喀种植花生，都是由于这一简单的原因而宣告失败。在缺乏高超农业技术的国家，利用计划中规定的条件来改善农业生产，往往要比用它建立新的大型农业企业更加见效。
　　　　除去经济上的这些考虑以外，还要考虑一些社会因素，这些因素使许多人宁愿建立家庭农场，即便事实可能证明大规模耕作比较经济也罢。正如我们在前面有一节中所见到的，大型企业往往造成雇主和雇工之间的争端；其次，拥有土地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威望或权势，以致绝大多数人哀叹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有一派人认为建立国家或者农民合作社，由集体占有土地是摆脱这些困难的途径。我们已在本章第一节（三）中谈到了这些组织形式。一些国家有国营农场，但是由国家取代私人雇主并未大大减少工人的纠纷。
　　　　集体农场如果由农民自己进行民主管理，作为一种社会形式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但是由工人自己管理的大型合作企业由于我们业已看到的原因在历史上是很少有成功的。总之，要尽力说服农民几家联合起来进行集体管理的试验，如果这种联合保持很小的规模——比如说不超过５—６家——其中许多将会取得成功。但是，在民主国家里，建立比如有１００户以上农民参加的全村大型集体农场看来大概是不可能有什么前途的。
　　　　想使个体企业与大规模耕作效率结合起来的愿望已导致对涉及某几种强迫形式的使用权进行试验。典型的例子是苏丹的杰济拉棉花种植园，在那里土地分成若干小片，每个农民耕种自己分得的那片土地，但是农民遭到种种控制。他的那片土地由机器代为犁地，他必须播种按规定的轮作面分给他的种籽，并且要按照建议施肥和耕作，然后把收获的庄稼交给执行这项计划的一个中心机构去加工和销售。强迫的理由是，这样做可保证效率不断提高，反之如果中心机构提供的服务是自愿的，那么许多农民则会播种低劣的种籽，或者以丧失大规模组织的优势的方式耕作或销售。使用强迫手段能使种植园规模的优点和家庭农场的好处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使耕种者的地位部分地从独立的农民降为听从命令的劳工。
　　　　杰济拉仅仅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极端例子。农民必须恪守某些契约条款才能拥有土地，这不是异乎寻常的事。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里，最好的方针可能是，首先建立自愿服务网，然后在多数农民习惯于中心机构管理体制时把这种服务从自愿的变成强制性的（强迫使用经过改良的种籽，强迫进行集体销售，强迫土壤保持）。此时，强迫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这样做在总体上就不会失去农民的支持。
　　　　在当代的文献中十分强调农业组织的问题，这里不妨唱点反调。农民应以得到保障和受到激励为条件来拥有土地，这在任何地方都是最重要的；同时有适当机构提供基金也是最重要的。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在当前的讨论中对其他制度问题，特别是分散耕作、土地大小以及销售等问题强调得太多；而对提高效率的其他手段，特别是水源，改良种籽的种籽农场，肥料和农业推广服务等强调得太少。人们从很大一部分讨论中得到的印象是：若不在乡村进行广泛的制度上的改革，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办法就不多了。情况并不是这样。日本典型的农场仍然只有两三英亩大，然而每英亩的产量却为亚洲其他地区的两三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３０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