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 [英]阿瑟·刘易斯-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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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规模经济的问题以外，在某种新工业发展的初期阶段予以保护也许是可取的，只要这种保护在合理的短期几年内便于取消。这种立场在１６２４年的垄断法中第一次得到法律上的支持。经过两代人的激烈争论之后，在这项法律中规定，国家可以对新的发明给予保护，但这种保护在确定的几年保护期之后便须停止。这就是我们专利制度的起源。在当时，新的发明并不仅仅指今天所指的那些；它还包括从别国引进的新工业，不管这种工业的技术在别的地方是多么陈旧或早已出名。这项法律因而默认了我们今天所谓的“新生工业”的论点以及酷似当前解释专利争论的论点。
尽管经过几个世纪的争论，谁都没有改进１６２４年立法者们采纳的主张。有些新的想法需要保护，因为使这些想法能在商业上获利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也许是研究或发展，也许是培训工人或者是使公众熟悉某种新商品的代价。所以政府总是愿意保护新工业，不管是以关税的形式，以许可证的形式，以津贴的形式还是以专利的形式。在有些情况下，有可能按其功能检验每一要求，相应地调整保护的类型和期限，就像现在某些不发达国家所作的那样，鼓励新的制造业。在另一些情况下，特别是处理在工业国家中申请专利保护的新想法时，没有个别对待的问题，法律对一切事例都规定了同样的保护年限，让当事的各方在法庭上去决定什么是新的，什么不是。关于专利立法的细节有许多还要辩论——如保护应给多少年，保护应从什么日子算起，等等——但是基本原则，即如果新的想法要得到发展就要求有限的垄断性保护，是为人普遍接受的。
人们一般也都同意，保护必须有时间限制，否则就会有害经济增长。这种看法根据的信念是：人在压力之下比之不在压力之下更可能从事和利用新的发现。这种看法还认为，新厂家比老厂家更可能采用革命的想法，这部分是由于老厂家感到自己难于保持活力；部分是由于老厂家在物质上和智力上拘泥于陈旧的技术，不太可能快步赶上全新的方向，因为那样可能毁掉它们现有的资本。这些信念，就像对人类举止的大部分笼统看法一样，显然有例外情况。有些垄断者大力引进革新，有些老厂家确实保持住异想的青春活力。同样地，一些新厂家进行了很大程度的革新，开始进入市场，一些老厂家出于担心在竞争中败北也进行了相当大的改革。很清楚，如果根本不准新厂家进入市场，革新的速度就会放慢。自由进入（市场）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保护新的排斥更新的固然重要，而保护新的排斥旧的同样重要。专利保护是为第一种目标服务的。经常回顾专利立法防止被滥用是为第二种目标服务的。而且还需要有总的反垄断法，以防强有力的厂家或厂家联合体使用它的力量不让新厂家进入市场——使用的办法有诸如停止证券上市、专营、价格战、价格歧视、堵塞销路、垄断货源等等手法。这种法律的起草、解释和生效要求有慎重的判断，因为在某种情况下经济增长需要垄断，在另外的情况下垄断则对经济增长不利。因此，这方面的法律往往处于更加错综复杂和界限不清之中，但是，是一件并非因为其困难而不必要的任务。
新近，发展中国家特别倾向于实行垄断，因为它们缺乏企业家。在这些国家里投资所冒的风险比在比较先进的国家里要大，因为不大知道它们存在的问题和潜力，经验少和财力弱的企业家在周期性危机中易于被消灭。在殖民地的贸易中，人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那种贸易易于集中在几家大的财力雄厚的厂家手中；日本历史上也如此。日本的经济生活曾很快控制在几家托拉斯手里。有成就的企业家不仅要控制他们举办的工业，而且还想把他们从一种工业得到的利益扩展到另一种工业，部分是因为这样作比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风险要少些；部分是因为各个企业之间可以互为供应者或消费者得以互助。因而，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在各种不同的经济部门——银行业、保险业、商业、运输业、旅馆业、报业、制造业等等之间发展着密切的所有权联系，乃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毫无疑问，这就是卡尔·马克思所以根据早期著作家和他本人对１９世纪初资本主义的观察，确信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要同日益增强的垄断化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事态发展并未证明这一预言（见第五章，第三节（四））。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企业家能力及其平均经验水平方面也有提高。投资的风险也将减少。因为积累了更多的关于经济的知识，还因为新工业存在的问题也更为普遍地为人们所熟悉。这样一来，少数人的聪明才智要支配经济舞台就不那么容易，垄断的地位就更难于建立和保持。换句话说，赞成垄断的“新生经济”论点同“新生工业”论点平行存在，但是后者只具有暂时的意义，容易受到垄断期拉长可能减少经济的活力的同样限制。
最后，我们应当指出有一种赞成垄断的论点，其根据是发展中的经济要求有高度节约和高额利润。依照这种论点，认为把大部分国民收入转到那些愿意节约和投资的人的口袋里是可取的，而不要给那些愿意把它用于消费的人。当然，这种论点并不是说要走极端；消费是对生产的报偿，是对进一步努力的刺激力；问题只是程度的问题。在节约和消费之间分配国民收入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一直争论很多，因为有的看法认为，如果消费部分过多，投资就会过少，而如果消费部分太少，投资就会得不到鼓励，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非常高的投资率至少可以保持几十年而不会使投资的机会枯竭，这一点似乎是没有理由怀疑的。只要经济增长同高度节约并非不相容，那么问题的下一步就是为了取得大量节约究竟需要有多大的利润。的确，非资本家阶级确实很少致力于节约，但是节约并不需要完全靠个人的努力。政府也可以作为储蓄者，向公众征税，用于公共设施的资本构成或借给私人生产者。不过，如果政府不能或成不了一个生产性的储蓄者，可以肯定，发展中的经济要获得足够数量的节余，它确实需要大量利润。即便如此，利润的水平并不一定取决于垄断；垄断可以决定在这一资本家和另一资本家之间的利润分配，并不能决定经济中全部利润的份额。这曾是大部分经典经济学家的意见。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阶段，通常有大量劳动力储备可供按勉为求生的工资水平雇佣；只有在劳动力缺乏的经济社会中，实际工资的水平才取决于竞争。
因此可能同时为了经济增长的利益主张利润要大，而又要抵制垄断的作法，理由是这种作法将挫伤革新（见第五章第二节（二）和第三节（四）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总之，很清楚，对垄断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能下简单的结论。我们或许可以说，垄断在经济增长的初期比后期更可能出现，也更可能有所助益。同时，垄断在任何阶段都是危险的，因为它能掩盖低效率，因为它能运用权力来抵制或压制革新。因此，不管垄断有什么暂时性的优越性，使得人们处处不信任垄断，力求限制它的权力，则是一种殷实的本能。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第三章 经济制度
第四节 一些事例
（一） 宗教
我们在本章和前一章里多次提到宗教；现在把宗教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简要地集中总结一下也许是有帮助的。
就这方面来说，有两个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怎样同形形色色的宗教态度相容？第二，互不相容的信仰是否会窒息经济增长，或者是不是说这种信仰是在不具备经济增长条件的地方才会盛行，而经济增长一旦成为可能就会为人抛弃呢？第一个问题比第二个问题容易回答；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相当详尽地谈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态度和制度，现在只需要再列举一些要点。在我们列举这些要点时，将清楚地看到，每个人都要违背这种或那种宗教的教义，当然有些宗教比其他宗教牵涉的范围要广泛。首先，不管是因为人们想要商品还是因为他们珍惜额外的闲暇时间，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愿意把他们的才智用在提高生产力的方式方法上。
渴求商品的愿望，也许是出于喜欢物质享受，也许是出于追求与财富俱来的社会声望和权力；因而在财富是通往声名显赫的捷径的社会里，经济增长较为迅速。有些宗教确是教导人们，通过潜心修养和诚实劳动便能得救，而且的确把追求效率升华成为美德。有的基督教派还强调节衣缩食和进行生产性投资的美德。但是大多数宗教也教导人们，最好是专心于灵魂的净化而不要去孜孜以求提高收入或降低成本的办法；实际上，一切宗教都劝阻物欲。
其次，经济增长要求有进行实验的意愿。这是技术得以改进的主要途径，也是改变社会关系和社会态度的途径。实验的意愿反转来也是同对事物追根求源的愿望联在一起的，因而也同理性信仰有关。正如已经指出的，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摆出的信条中大都是，上帝就是理性的化身，因而有助于为科学调查在西欧的振兴奠定了基础。对宇宙的本质持这种态度的宗教为数极少。
实验的意愿正牵扯到人们对宇宙神圣感所持的态度。只要认为人体解剖是渎圣，医学就不会进步。如果动物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类也许要有一段艰苦的时期同牛、猿猴、兔子、松鼠、蛇、昆虫和细菌进行生存竞争。同样地，有些宗教对有意限制家庭人口持反对态度，其结果是人口过剩，饥荒和贫穷。只有认为世上存在的一切是为造福于人类的，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加以改变，许多技术进步才会兴起。这种看法同把人作为宇宙的中心的宗教完全一致，而同那种把人看作是上帝意志的一种表象——并且是无足轻重的表象——的宗教是不相容的。
经济增长也牵涉非个人的经济关系的发展，人们同别人作生意并不考虑亲属关系、民族或宗教教义。因此，宗教对外来人的态度十分重要。如果宗教鼓励人们公平对待外来人——诚实服务，信守合同等等——这种宗教便将推动贸易和专业化。反之，如果宗教是排外的，鼓励仇恨异教徒，使人们分裂而不是团结，这种宗教将会湮灭经济发展的机会。
我们谈到社会制度时，宗教差不多总是起限制性作用。因为宗教几乎总是把服从、责任与义务的道德观念置于其他一切之上，尤其是置于正义的美德之上，这有时便会同别人发生冲突，总之这主要是个争夺世俗权力的问题。因此，宗教在对待家庭关系、政治或宗教义务上极为倾向维持现状方面。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如果社会制度使人们认为，他们是在取得自己的努力成果（而不是在受剥削）；如果贸易与专业化是可行的（经济关系是建立在非个人的基础上），如果在经济上有施展才能的自由（包括纵向社会流动），那么经济的增长会十分兴旺。这些要求哪一条都同宗教的教义不一致。尽管这样，宗教主张社会关系维持现状的倾向，往往使它成为向任何方向谋求变化的一个障碍，不管这种变化是向左还是向右。宗教既不赞成增长也不赞成衰退，而是主张社会稳定。如果社会是奴隶制，宗教便教育奴隶们服从；同样地，如果社会已习惯于高度纵向流动，牧师们便将带头谴责限制（经济发展）机会的种种企图。不过这样概括一定不得引伸得过头。
几乎每种宗教都有自己的先行者，他们不时地起来抨击现状。
他们的影响与往往同世俗政权以及当时的贵族结成同盟的僧侣集团的影响相似，总是受到限制的；但是这先行者的传统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而且有时是起决定作用的。只考虑到宗教的权威阻碍变化的一面，也是不对的，因为宗教在变化发生之后也有再使之结为一体的重要作用。没有服从、义务与责任感，社会就无法活动。时代变了，我们的责任感也将随之改变，我们对之负有义务的那些人也将改变。因此，时代的变化总是伴之以道德上的解体，因为在新的义务为人充分理解之前，旧的义务已不复存在。创建和传播适应变化了的关系的新道德规范，则是道德卫士和导师的任务。
这一讨论到目前为止集中注意力在宗教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对立上。不过，宗教和变革之间的对立只有在我们集中于那些反对变革的人的宗教观时才成为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