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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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进攻的准备。张学良还提醒他：“落合正次一定会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你一定要沉着应付。”
何柱国返回部队，刚下车，副官就向他报告说，日军在山海关的城墙下摆了几十辆坦克和30门大炮，限令何柱国在两小时内答复是否投靠日军。
何柱国见日本鬼子迫不及待逼自己就范，兵临城下，到了图穷匕首见的危急关口，他立即电报报告张学良这一新情况，张学良回电：“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为了民族的利益，要坚决抵抗关东军的挑战，无须多虑。”他告诉何柱国，已下令向长城一线调兵。
这天，张学良召开了紧急会议，做出了向长城增兵的部署，万福麟的第二十九旅、三十旅，缪澄流的第十六旅向界岭口以北推进；商震的第三十二军开赴滦河一线；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开赴喜峰口；王以哲的第七旅开赴古北口，决心在长城一线与关东军作战。
关东军从驻北平的特务机关得到张学良向长城增兵的情报，估计何柱国不可能投降。1933年元旦的晚上，关东军开始炮击山海关南门。何柱国听到炮弹的爆炸声，赶到南门，对守军第六二六团官兵们进行动员，要他们做到人在城在，要与山海关共存亡。六二六团的官兵们都是东北的子弟兵，对日军占领家乡东北极为痛恨，个个向何柱国宣誓，一定要与日军血战到底。
日军炮击半小时后，以为城门上的守军已被炸死，便由日军秦榆守备队儿玉中尉率领25个士兵，架梯爬城。守军第一营营长安德馨率领两个连官兵奋勇抵抗。当日军爬到半截时，被他们以雨点般的子弹和手榴弹击中，纷纷跌下云梯，儿玉和25个士兵全部上了西天。
第二天上午，营长安德馨举着负伤的胳膊，声音嘶哑地高喊道：“弟兄们，敌人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必然要来报复。我们一定要坚守城门，决不让敌人进一步。男儿为何参军？男儿报国在今朝！现在正是要用我们的生命捍卫祖国领土的时刻，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小日本！”
男儿报国在今朝（3）
官兵们在他的激励下，群情激昂，齐声应道：“我们愿与长官生死与共，打退敌人，保住城门！”
不一会儿，黄乎乎的一大片，日军开始进攻了。他们逼近城门时，一个胖军官拿着喇叭筒喊道：“何柱国和东北军官兵们，你们不是皇军的对手，想抵抗只有死路一条。现在给你们三分钟时间，过了时间不回话，皇军就要开炮了！”
安营长接过一名士兵的步枪，对着那个胖军官就是一枪，胖军官应声倒下。日军被激怒了，像一头头红了眼的狼，号叫着开始炮击。一发发炮弹飞上了城门。炮轰过后，步兵发起了攻城，近百名鬼子用木梯攀登，中国守军沉着还击，鬼子登城未果。中午时刻，日军第八师团第四旅团6000多人，由铃木少将指挥继续攻城，不到五分钟，五架日军飞机也飞来助战了。飞机向城头城内投下了几十枚炸弹。顿时，山海关上空烟雾弥漫，城内城头上火光冲天，枪炮声不绝，守军寸步不让，坚决还击。一些刚爬上城头的鬼子，被子弹击中后仰面摔下梯子。敌人一波一波地向城头上涌，都被守军用刺刀挑了下去。激战50分钟，城墙边堆起了敌人如山的尸体。
两天的交战，敌人摸清了守军的兵力不多，重武器很少，第三天上午便集中了40门大炮，炮轰南门和东南角。大炮整整发射了一小时，城东角被轰塌了一个大豁子，数百名日军从豁口处蜂拥而入。守军与鬼子展开巷战。安营长身先士卒，同敌肉搏，不幸头部中弹，倒在路边。士兵们急忙跑过来救护。他挥着手说：“别管我，男儿报国在今朝，你们有一口气就要打到底！”
安营长战死，石世安团长组织了几次反击，二、三、四、五连连长均已牺牲。敌人有飞机、坦克、军舰助战，守军只有一个团的步兵，敌我力量悬殊。下午5时，守军只剩下十几个人了。石团长见待援无望，率12个士兵冲出北水门，退往安民寨，找到了何柱国，山海关随即沦入敌手。
战后，何柱国派人统计战果，第六二六团以伤亡1000余人的代价击毙日军500余人。东北军虽然在山海关之战中战败，但在中国抗战史上，却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他们以无畏无惧的精神，与山河同在的气概，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振奋了民族精神。更可贵的是，这一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战序战，是在蒋介石不许抵抗的背景下发生的。
张学良下野（1）
日军占领山海关后，下一个进攻目标便是热河。热河当时是一个省，省会在承德。承德那时不大，也不太繁华，自从清代皇帝在这里建立了行宫避暑山庄以后，来往的官员逐渐多了起来，知名度也水涨船高。热河省省长汤玉麟自当省长以后，横征暴敛，搜刮百姓，贪污营私。当日军兵分数路进攻热河时，汤玉麟还在皇帝当年的行宫中边喝茶边看着京剧。副官气喘吁吁地向他报告说：“大事不好，三路日军已过平泉，马上就要到承德。”
这个平时不看书、不看报、也很少到办公室处理电文的汤玉麟听后，大发脾气，指责副官说：“一派胡言，日军明明在山海关，怎么会跑到承德来了呢？你以为鬼子是孙悟空，几天之内就会飞到承德吗？一定是弄错了，一定是弄错了！”
副官知道他的这副德行，但怎敢回敬他几句，只是低头说：“汤省长，军情属实，绝无半点虚言，日军的确很快就要到达承德了。”
汤玉麟还是不相信，两天以后，他的那几个小老婆忙着打点行装准备逃跑，他这才紧张起来。
汤玉麟手下的第一○七旅一个团长名叫邵本良，他听说日本人要打承德了，不仅不着急，反而整天哼着小调，脸上放着光。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都弄不明白他的反常现象，只有他自己清楚。原来，他和东北的张海鹏是把兄弟。他俩虽一南一北，相隔甚远，可是，却常有书信往来，关系甚密。张海鹏投靠日军，升为伪军师长后，曾给他来过信，并告诉他自己现在如何如何有钱有势，把个邵本良羡慕得流口水。他做梦都想着升官发财，就是没机会。现在听到日本人就要到承德了，他觉得自己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所以，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这时，他接到汤玉麟命令，开往平泉方向阻击日军进攻，便假装奉命，率部向平泉方向移动，当就要到达平泉时，他举着望远镜，观察前方的情况。当他看到了日军的汽车后，急忙命令部队就地等待。日军到了，他不放一枪，派人打起了早已准备好的白旗，向日本人缴械投降，当起了汉奸。
汤玉麟本来就清楚邵本良的底细，哪里指望他能阻拦住日军的进攻步伐。因此，当他将邵本良一派走，就打电话调来了15辆大卡车，把搜刮来的金银细软、鸦片烟等统统装上了车，叫驾驶员们等待他的命令。
3月4日早上，汤玉麟接到报告，说日本人离承德还有15里路。大老婆吓得两腿打颤，问他怎么办？他胸有成竹地说：“你怕什么？孙子兵法上说，三十六计走为上。”
汤玉麟丢下他在承德的两个团兵力，既不命令他们阻击，也不叫他们撤退，自己往车上一跳，一挥手，命令驾驶员向天津开。驾驶员很纳闷，告诉他说：“汤省长，日本人快打到天津了，那里不能去啊！”
谁知汤玉麟把脸一翻，挥着手说：“你知道个屁，天津有外国租界，我到了天津，就到外国租界里一躲，还不是等于进了保险箱吗？快开你的车吧！”
汤玉麟一走，留在承德的部队顿时失去了指挥，乱成一团，一个个争相逃命。中午，日军先头部队大摇大摆地进了承德城。这座塞外名城，就这样被这个贪生怕死的汤玉麟丢弃了。
热河归张学良管辖，《中央日报》将汤玉麟的丑行在报上披露后，举国哗然，纷纷指责国民政府无能，谴责张学良和汤玉麟的逃跑行为。中国出席“国际联盟”会议的代表颜惠庆、顾维钧觉得无脸见人，愤而向南京政府递交了辞职报告。上海、武汉、广州、南京的各阶层人士，集会向南京政府提出惩办张学良、汤玉麟的强烈要求。
立法院长孙科向报界发表谈话，表示说：“山海关、承德沦入敌手，张学良、汤玉麟是历史罪人，中华民族的罪人，政府应予严惩，不然民愤难平。张、汤二人应立即引咎辞职，以谢国人。”
在全国强大舆论的压力下，邵鸿基、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向监察院提出弹劾张学良和汤玉麟。
日军占领承德当天，蒋介石还在江西前线，他一门心思指挥部队与红军作战。3月6日，他看到孙科的谈话内容，震惊不已。为了平息民怨，蒋介石考虑良久，决定将张学良作为替罪羊。于是，他匆匆坐上了北上的火车。
3月9日下午4点钟，张学良从北平来到保定，等候拜见蒋介石。蒋的专列一到，东北军的仪仗队便吹起了接官号。张学良戎装立正，向蒋介石的包厢敬礼。车子停稳后，蒋介石招手要张上车。
张学良以为，此次蒋介石兴师动众，匆匆北上，一定是要坐镇保定，指挥北方部队抗战。见到蒋介石，开口便说：“欢迎委员长驾临北上，亲自主持大计，看来北方的抗战有希望了。”
蒋介石悠然地坐着，似乎并没有听到张学良的话，指指沙发说：“你坐下，我有紧急命令向你传达！”
“是！”张学良以军人的风度向蒋介石敬了个礼，然后顺从地坐在沙发上，听候蒋介石下达命令。
“不对，不是命令。”蒋介石突然改口说，“现在山海关、热河被日军占领，全国舆论哗然，我与你再次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举国唾骂。你我同舟共济，现在这条船突然漏了，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浪潮，这条船就会沉下去。你对此有何感想？”
张学良顿时明白了蒋介石匆匆来保定，不是为抗战而是为自己，蒋的来意是撤销自己的职务。于是，唯唯诺诺地说：“东北丢失，现在热河也丢了，事已至此，我很痛心，我身体也不太好，戒烟也没成功，精神萎靡，我早就有辞职的念头。既然委员长决心已定，我拥护你的决定，这样可以伸张纪律，振奋人心！”
张学良下野（2）
其实，张学良说的全是违心的话，他有满肚子的委屈，他觉得蒋介石错怪了自己，全国民众更是不理解自己。当时，上海一家报纸发表了一首《哀沈阳》的诗，诗中将张学良认识的赵四小姐、朱五小姐、电影名星蝴蝶扯在一起，诗中写道：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不赶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阿娇舞几回。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并没有跳舞，而是在北平协和医院里养病，蝴蝶在上海根本不在北京。张学良是执行蒋的不抵抗命令丢掉了东北的。山海关沦陷后，张学良发现汤玉麟仍痴迷于酒色，曾向蒋介石报告过，建议撤销汤玉麟的职务，而蒋介石却迟迟不复电。这些，蒋介石心里最清楚，现在他却是倒打一耙，这叫张学良心里无法平衡。
蒋介石见张一副伤心的表情，便假意安慰说：“这时候你下野，有百利而无一害，利国利民利自己。所以，我劝你大可不必悲哀。过几天，你飞到上海，赶快出洋。出洋的手续我已派人替你办好了，你出洋几个月再返回来，到时恢复你的原职，你觉得怎么样？”
张学良愣了一会儿，心里明白蒋介石早已操纵好了一切，决定了他的命运，自己是做不了主的。现在跟他讲不出道理，更无法向民众澄清自己，便默默点头，表示服从。蒋介石的脸上顿时有了不易察觉的笑容。
张学良离开了蒋介石的列车，回到北平后便匆匆忙忙地做移交工作。不几天，他就含泪飞到了上海，在家人和外国顾问端纳的陪同下，开始了“出国考察”的生活。
喜峰口的敢死队（1）
3月11日，蒋介石任命他的亲信何应钦接替了张学良的职务，担任国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有的史学家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是故意对张学良下达不抵抗的命令，让日军长驱直入，接连占领了东北和热河，然后再将“不抵抗”的罪名栽在张学良的身上，逼其下野，达到吞并东北军的目的。事实是怎样的呢？
何应钦受蒋介石之命，接管了东北军后，把原来东北军缩编成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
麟、何柱国、王以哲分别担任军长。何应钦觉得日军进攻的势头很猛，光靠原来的东北军是不行的，便与南京政府多次协商，增调一部分西北军。于是，驻山西的西北军宋哲元部调到了北平以东，何应钦任命宋哲元为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华北第三军团总指挥。这样，长城一线就有了七八个军的力量。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