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演义-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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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上，安石奏贬琦监处州盐酒务，顗；监衢州盐税，并拘述狱中。司马光等上疏力争，乃将述贬知江州。琦、顗；照安石议，贬谪浙东。殿中侍御史孙昌龄，同判刑部丁讽，审刑院详议官王师元，皆坐述党忤安石，谪徙有差。还有龙图阁学士祖无择，与安石意见不同，亦遭黜逐。正是：
黜陟不妨由我主，纲常何必为人拘？
既而三司条例司官苏辙，亦被谪为河南府推官，欲知苏辙如何得罪，容至下回表明。
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误在未审国情，独执己见，但知理财之末迹，而未知理财之本原耳。当安石知鄞时，略行新法，邑人称便，即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执政非长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诟病，而安石愈觉自是，黜陟予夺，任所欲为。至若登州妇人一案，较诸斗鹑少年，尤关风化，同僚谓不宜减罪，而彼必欲减免之，盖无非一矫情立异之见耳。夫朝廷举措，关系天下安危，而顾可以矫情立异行之乎？我姑勿论安石之法，已先当诛安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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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回 韩使相谏君论弊政 朱明府寻母竭孝思
却说苏辙系安石引用，在三司条例司中，检详文字。安石欲行青苗法，为辙所阻，数旬不言。嗣由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上言农民播种，各苦无资，富家得乘急贷钱，要求厚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民取息，岁可获利二十五万。安石览到此文，不禁喜跃道：“这便是青苗法呢，奈何不可行？”遂亟召广渊入都，与商青苗法。广渊一口赞成。安石乃奏请颁行，先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开办，逐渐推广。有旨报可，自是从前常平通惠仓遗制，尽行变更。苏辙仍力持前说，再三劝阻，又与吕惠卿论多不合。惠卿遂进谗安石，谓辙有意阻挠。安石大怒，欲加辙罪。还是陈升之从旁劝解，乃罢辙为河南府推官。安石复荐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司马光谓：“惠卿儉；巧，心术不正，安石误信惠卿，因致负谤中外，如何可以重用？”神宗不从，竟依安石所请。首相富弼，见神宗信任安石，料想不能与争，托病求去，乃出判亳州，擢陈升之同平章事。
升之就职后，神宗问司马光道：“近相升之，外议如何？”光对道：“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曾公亮晋江人，陈升之，建阳人，俱属闽地。二参政皆楚人，王安石，临川人，赵 西安人，俱属楚地。他日援引亲朋，充塞朝堂，哪里能培植风俗呢？”神宗道：“升之颇有才智，晓畅民政。”光又道：“才智非不可用，但必须旁有正士，隐为监制，方能无患。”神宗又问及王安石，光答道：“外人言安石奸邪，未免过毁，但他性太执抝；，不明事理，这也是一大病呢。”评论确当。神宗始终不听。
陈升之既经入相，颇欲笼络众望，请罢免三司条例司。这便是才智的见端。安石以为负己，又同他争论起来。升之称疾乞假，安石遂引枢密副使韩绛，制置三司条例。安石每奏事，绛亦随入。常奏称安石所陈，无不可用，安石大得臂助。绛复上言：“青苗法便民，民间多愿贷用，乞遍下诸路转运使施行！”于是诏置诸路提举官，执掌贷收事件。提举官多方迎合，以多贷青苗钱为功，不论贫富，随户支配。又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首。王广渊在京东，分民户为五等，上等户硬贷钱十五千，下等户硬贷钱一千，到限不还，即着悍吏敲比征呼，民间骚然。广渊入奏，反说百姓欢呼感德。谏官李常，御史程颢，劾论广渊强为抑配，掊克百姓，神宗不报。河北转运使刘庠，不放青苗钱，奏称百姓不愿借贷，神宗又不报。安石反恨恨道：“广渊力行新法，偏遭弹劾，刘庠欲坏新法，不闻加罪，朝事如此，尚可望富强么？”依了你，反要贫弱，奈何？横渠人张载，与河南程颢、程颐兄弟，素相友善，平居共谈道学，归本六经。及出为邑宰，不假刑威，专务敦本善俗，民化一新。御史中丞吕公著，登诸荐牍，当由神宗召见，问以治道。载对道：“为政必法三代，否则终成小道呢。”时安石方倡言古道，神宗亦有心复古，听了此言，还道张载亦安石一流，即留他在朝，命为崇文院校书。哪知张载所说的古法，与安石不同。他见安石托古病民，料难致治，竟称疾辞去。洁身自好，足称明哲。
前参政张方平，服阕还朝，应三十五回。受命为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省，安石以方平异己，极力排挤，因出知陈州。及陛辞，极言新法弊害，神宗亦怃然动容，随即召为宣徽北院使。又事事受安石牵制，坚请外调，乃复出判应天府。时已熙宁三年了。河北安抚使韩琦忽上疏请罢青苗法，略云：
臣准散青苗，诏书务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邀倍息，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所列条约，乃自乡户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数，三等而下，更许皆借。且乡户上等，并坊郭有物业者，乃从来兼并之家，今令借钱一千，纳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相违。又条约虽禁抑勒，然不抑勒，则上户必不愿请，下户虽或愿请，请时甚易，纳时甚难，将必有督索同保均赔之患。陛下躬行节俭以化天下，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纷纷四行，以致远迩之疑哉？乞罢诸路提举官，第委提刑点狱，依常平旧法施行！
神宗览到琦疏，亦稍有所悟，便将原疏藏在袖中，出御便殿，召辅臣等入议。曾公亮先入，神宗即从袖中，取出琦疏，递示公亮道：“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青苗等法，可以利民，不料害民如此。且坊郭间何有青苗，乃亦强令借贷呢？”说至此，忽有一人趋进道：“如果从民所欲，虽坊郭亦属何害？”神宗命曾公亮递示原疏，安石略略一瞧，不禁勃然道：“似汉朝的桑弘羊，刮取天下货财，供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今陛下修周公遗法，抑兼并，赈贫弱，并不是剥民自奉，如何说是兴利之臣呢？”神宗终以琦说为疑，沈吟不答。安石趋出，神宗乃谕辅臣道：“青苗法既不便行，不如饬令罢免。”公亮道：“待臣仔细访查，果不可行，罢免为是。”无非回护安石。神宗允准，公亮等方才退出。安石即上章称病，连日不朝。神宗乃命司马光草答琦诏，内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等语。安石闻知，上章自辩，神宗又转了一念，似觉薄待安石，过不下去，乃巽辞婉谢，且命吕惠卿劝使任事。安石仍卧疾不出，神宗语赵 道：“朕闻青苗法多害少利，才拟罢免，并非与安石有嫌，他如何不肯视事？”赵 曰：“新法都安石所创，待他销假，再与妥议，罢免未迟。”赵 称廉直，何亦有此因循？韩绛道：“圣如仲尼，贤如子产，初入为政，尚且谤议纷兴，何怪安石？陛下如果决行新法，非留用安石不可！安石若留，臣料亦先谤后诵呢。”这一席话，又把神宗罢免青苗的意思，尽行丢去，仍敦促安石入朝。一面遣副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振，出访民情。哪知这两人早受安石贿托，回宫复命，只说是民情称便，神宗益深信不疑，竟将琦奏付条例司，命曾布疏驳，刊石颁示天下。安石乃入朝叩谢，由神宗温词慰勉。安石自此执行新政，比前益坚。
文彦博看不过去，入朝面奏，力陈青苗害民。神宗道：“朕已遣二中使亲问民间，均云甚便，卿奈何亦有此言？”彦博道：“韩琦三朝宰相，陛下不信，乃信二宦官么？”神宗不觉变色，但因彦博系先朝宗臣，不忍面斥，惟有以色相示。彦博知言不见听，亦即辞出。韩琦闻原奏被驳，复连疏申辩，且言安石妄引周礼，荧惑上听，终不见答。琦遂请解河北安抚使，止领大名府一路。这疏一上，却立邀批准了。嗣是知审官院孙觉因指斥青苗法，被贬知广德军，御史中丞吕公著，亦因言新法不便，被贬知颍州。知制诰兼直学士院陈襄，推荐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范纯仁、苏轼等人，见忤安石，出知陈州。参知政事赵 ，自悔前时主持不力，致复行青苗法，上章劾论安石，并求去位，亦出知杭州。参政一缺，即命韩绛继任。那时又来了一个护法幺么，姓李名定，曾为秀州判官，居然因附会安石，得擢为监察御史里行。定为安石弟子，自秀州被召，入京遇右正言李常。常问道：“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如何？”定答道：“民皆称便。”弟子不可不从师。常愕然道：“果真么？举朝方争论是事，君勿为此言。”定与常别，即去谒见安石，且禀白道：“青苗法很是便民，如何京师传言不便？”安石喜道：“这便叫作无理取闹呢。改日入对，你须要明白上陈。”定唯唯遵命。安石即荐定可用，神宗即召定入问，定历言新法可行。及询至青苗法，定尤说得远近讴歌，舆情悉洽。神宗大悦，即命定知谏院，曾公亮等言查考故例，选人未闻为谏官，应请改命，乃拜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谓：“定不由铨考，擢授朝列，不缘御史，荐置宪台，朝廷虽急欲用才，破格特赏，但紊乱成规，所益似小，所损实大。”遂封还制书。经神宗诏谕再三，颂等仍执奏不已。安石劾他累格诏命，目无君上，遂坐罪落职，时人称为熙宁三舍人。
未几，有监察御史陈荐劾定，说他为泾县主簿时，闻母仇氏丧，匿不为服，应声罪贬斥。定上书自辩，谓：“实不知由仇氏所生，所以疑不敢服。”看官阅到此处，恐不能不下一疑问，定出应仕籍，并非三、五岁的小孩儿，况他父名问，也曾做过国子博士，定并非生自空桑，难道连自己的生母，都未晓得么？说来也有一段隐情。仇氏初嫁民间，生子为浮屠，释名了元，相传是与苏轼结交的佛印禅师。后仇氏复为李问妾，生下一子，就是李定。寻又出嫁郜氏，生子蔡奴，工传神。此妇所生之子，却都有出息。定因生母改嫁，不愿再认，因此仇氏病死，他未尝持服。偏被陈荐寻出瘢点，将他弹劾，他只好含糊解说，自陈无辜。安石谊笃师生，极力庇护，反斥荐捕风捉影，劾免荐官，改任定为崇政殿说书。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肯复上言：“定既不孝，怎可居劝讲地位？”并交论安石袒徒罪状。安石又入奏神宗，说他朋串为奸，应加惩处。神宗此时，已是百依百顺，但教安石如何说法，当即准行，林旦等又复落职，言路未免哗然。定也觉不安，自请解职，乃改授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总仗师力。
宋室旧制，文选属审官院，武选属枢密院，安石又创出一篇议论，分审官为东西院，东主文，西主武。看官道他何意？原来文彦博正主枢密，与安石不合，安石欲夺他政权，所以想出此法。神宗依议施行，彦博入奏道：“审官院兼选文武，枢密院还有何用？臣无从与武臣相接，不能妄加委任，陛下不如令臣归休罢！”神宗虽慰留彦博，但审官院分选如故。知谏院胡宗愈，力驳分选，且言李定非才，有诏斥宗愈内伏奸意，中伤善良，竟贬为通判真州。会京兆守钱明逸，报闻知广德军朱寿昌，弃官寻母，竟得迎归。有“孝行可嘉，亟待旌扬”等语。有李定之背母，复有朱寿昌之寻母，一孝一不孝，互勘益明。李定当日恐不免有瑜、亮并生之叹。寿昌，扬州人，父名巽，曾为京兆守，巽妾刘氏，生寿昌，年仅三岁，刘氏被出，改适党氏。《宋史·；寿昌本传》，谓刘氏方娠即出，寿昌生数岁还家。但据王偁；《东都事略》，苏轼《志林》皆云寿昌三岁出母，今从之。至寿昌年长，父巽病亡，他日夕思母，四处访求，终不可得。寿昌累知各州县，除办公外，辄委吏役探听生母消息，又遍贻同僚书函，托访母刘氏住址。不意愈久愈杳，越访越穷，他竟摒绝酒肉，戒除嗜欲，甚至用浮屠言，灼背烧顶，刺血书佛经，誓诸神明，得母方休。熙宁初年，授知广德军，他莅任数月，竟太息道：“年已五十，尚未得见生母，如何为人？古人说得好：‘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孝且未尽，怎好言忠？罢罢！我宁舍一官，再往寻母，好歹总要得一确音。万一我母西归，就使森罗殿上，我也要去探觅哩。”孝子忠臣多人做成，自呆。随即辞职，并与家人诀别道：“我此行若不见母，我亦不回来了。”家人挽留不住，他竟背着行囊，飘然径去。在途跋山涉水，触暑冒寒，也顾不得甚么辛苦，只是沿途探问，悉心侦察，好容易行入关中，到了同州，复逐村挨户的查问过去。恰巧有一老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