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之家 作者:[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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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渐渐显示出受到了损伤。她注意到亲朋好友都躲着她。有的人一看见她连忙穿过大街，免得和她打招呼；有的人看到她走过来，连忙扭过头去。她心里想，她帮助受迫害的人这件事准在他们当中传开了。
事实的确如此。从开头的几天起，最紧迫的事是把有被害危险的人隐藏起来。一开头，阿尔芭觉得这件事挺好玩的。她可以不去想米格尔，而去想点儿别的事。但她很快就意识到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公告上警告市民说，必须揭发马克思主义者，交出潜逃者；否则，以叛国罪论处。海梅那辆汽车没被炸弹炸毁，在广场的原处停放了一个礼拜。阿尔芭知道后，就去找汽车，结果奇迹般地把车子找回来了。她在车门上画了两棵深黄色的向日葵，以便和别的车区别开来，然后驾车去完成一项新任务。她努力记住各个大使馆的位置、在大使馆门口把门的军事警察的班次以及墙有多高，门有多宽。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大街上，一个陌生人（ 她估计是米格尔派来的） 突然走近她，通知她有个人需要躲起来。在光天化日之下，她来到约定的地点。有人注意到涂在汽车上的黄花，冲她打个手势，她马上把车子停下来，让对方飞快地上车。一路上，两人一句话也不说，阿尔芭宁肯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有时候，她得和对方待上一天，甚至把他藏起一两夜。然后，找个合适的机会，让对方避开岗哨，跳墙进入可以接近的大使馆。这种做法比起找西方民主国家那些胆小的大使办手续来得更便当。此后，阿尔芭再也得不到躲藏者的音讯，但她永远记住对方用颤抖的声音向她表示感激。每办妥一件事，她都轻松地舒一口气，这次总算得救了。有时候，阿尔芭帮助一些女人躲起来。她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孩子。阿尔芭答应从正门把孩子送来，即使最胆怯的大使也不会不接受，可当妈妈的还是不肯抛下孩子。最后，只好把孩子从墙头扔过去，或是用绳子从铁栏杆上缒下去。过了不久，所有大使馆都加上铁丝网，安上机关枪。这样一来，没办法搞突然袭击了。不过，还有其他事情，阿尔芭还是忙得不可开交。
多亏阿曼黛帮忙，阿尔芭才和神父们联系上。阿尔芭和阿曼黛这两位朋友时常见面，一起低声谈论米格尔——她们俩都没有再见到米格尔——一起以眷恋的心情回忆海梅。她们没有流泪，一则没有正式证据表明海梅已经死去，再则她们强烈地希望再见到海梅，这种愿望压过了那个当兵的讲的话。阿曼黛又不顾一切地抽起烟来，两手抖得很厉害，眼睛时常迷离恍惚。有时候，她的瞳仁扩大了，行动起来很笨拙。不过，她依旧在医院里工作。她告诉阿尔芭，在她照料的病人当中，时常有人饿得昏迷过去。
“被捕的人、失踪的人、死人的家属没吃的，失业的人也没吃的。两天喝不上一碗玉米面糊糊。小孩儿营养不良，上着上着课就睡着了。”
她还说，过去小学生每天能喝上一杯牛奶，吃些饼干，现在都取消了。当妈妈的只能用茶水给孩子压压饥。
“只有神父能给他们帮点儿忙。”阿曼黛说，“人啊，就是不想知道真相。教堂里舍饭，每礼拜六次，七岁以下的孩子每天能领到一盘饭。当然啦，东西也不够。一个孩子每天吃一盘滨豆或是一盘土豆。一个孩子吃，五个孩子在外边看，东西不够啊。”
阿尔芭明白了，时代倒退了，倒退到外祖母克拉腊到密塞里科迪亚区以善心代替正义的年代。只是眼下发善心也要遭白眼。她跑遍朋友的家，求他们拿出一袋米或一听奶粉。她注意到，第一次大家不敢拒绝她，以后就避而不见了。一开头，布兰卡帮了她的忙。阿尔芭对妈妈说，现在能吃上波罗的海螃蟹和瑞士巧克力，何必再存普通面粉和穷人吃的菜豆呢？ 妈妈立刻把储藏室的钥匙交给她。她把东西送到神父开的粥棚。就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无论如何她觉得太短了。有一天，阿尔芭领着妈妈去看粥棚。布兰卡看见一张白木楂长条桌，孩子们排成两队，眼睛里闪烁着乞求的目光，等着发给他们一份吃的。布兰卡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躺在床上一连两天闹偏头疼。阿尔芭强拉着她穿好衣服，要她忘掉自己，找人帮帮忙，哪怕是从外祖父那儿偷些家庭开支的钱也好。否则，布兰卡还会只顾自怜自叹。特鲁埃瓦参议员压根儿不愿意听人们谈起这些事，和他同一阶级的人都是这样。他顽固地否认有什么饥饿，同样也否认有人被捕，有人受刑。阿尔芭无法指望他帮忙。过了一阵子，连妈妈也指望不上了。她必须采取更激烈的办法。外祖父去的最远的地方是俱乐部。他不去市中心，更不去市郊或是贫民窟。所以，他一味认为外孙女儿说的贫困现象都是胡说八道。
“神父都是共产党！ ”他吼叫着说，“我只差听到这种事啦！ ”
不过，当有的妇女、儿童开始到富人家门口要饭的时候，他倒没像其他人那样吩咐关上铁栅栏和百叶窗，不去看他们，而是每月多给布兰卡一些钱，要她常准备些热饭，周济上门讨饭的人。
“这是暂时现象，”特鲁埃瓦参议员把握十足地说，“他们把国家搞得一团糟。等到军人冶好乱，问题就解决了。”
报纸上说，多年未见的街头乞丐是国际共产主义派进来的，他们要败坏军事委员会的名声，破坏秩序，阻挠进步。在贫民窟外面竖起了围墙，挡住旅游者的目光，满足那些不想看见贫民窟的人的要求。一夜之间，像变魔术似的，大街上出现了街心公园和花坛。都是雇用失业者种的，以便制造出梦境般的宁静的春天气氛。墙上刷满白色，涂掉鸽子宣传画，从人们的眼睛里永远抹掉政治标语。谁要是在公共场所书写政治标语，当场会受到机枪扫射。大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气氛安静。商店开门营业了。在很短的时间里，乞儿不见了。阿尔芭注意到街上没有野狗，也没有垃圾堆。在轰炸总统府的同一时刻，黑市也消失了，因为投机者会受到军法处置，会被枪毙。商店里开始出卖一些连名字也叫不上来的物品，以及过去只有阔人才能从走私贩子那儿买到的东西。大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幸福，他们可以买到大量的威士忌，可以用赊购的办法买到小汽车。
开头几天，人们沉浸在爱国主义的狂热之中，妇女们到兵营去赠送首饰，为了重建国家，甚至连结婚也只使用镶有国徽的铜戒指。布兰卡把克拉腊留下的首饰装在毛袜子里又藏了起来，唯恐特鲁埃瓦参议员把首饰交给当局。人们眼瞅着出现了一个新的趾高气昂的社会阶级。一些显赫的女士们身穿异国服装，洋里洋气，浑身珠光宝气，好似夜间的蝙蝠，和那些新起的颐指气使的经济界人士挎着胳臂，在娱乐场所招摇过市。一个军人阶层出现了，他们很快就位居要津。那些过去认为自己人当中出了军人是家门不幸的家庭，如今争先恐后地找大人物帮忙把儿子塞进军事学院，把女儿嫁给当兵的。全国到处是穿军服的人，到处是作战武器，到处是国旗、国歌和游行队伍。军人们知道老百姓需要有自己的象征物和礼仪活动。特鲁埃瓦参议员原则上讨厌这些东西。俱乐部的朋友们说，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找不到一点儿机会，原因是它没有考虑到事物的魔幻一面。听到这番话，特鲁埃瓦参议员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他自己做出如下结论：“面包、马戏团，再加上一点儿令人肃然起敬的玩意儿，人们需要的东西就算全了。”而在内心深处，他却为缺少面包而不无遗憾。
社会上掀起一场运动，目的是把前总统的好名声从地球上抹掉，好让老百姓不再为他掉眼泪。他们把前总统的私宅向公众开放，请大家看一看所谓的“独裁者的宫殿”。大家可以看到衣柜里挂着羚羊皮外套，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令人咋舌。参观者可以查看抽屉，翻腾储藏室，看一看古巴甘蔗酒和成袋的白糖。传看前总统身着酒神盛装、头戴葡萄花环的照片。照片上，前总统和体态丰满的女人、男性运动员尽情调笑、纵欲。但是，伪造的手法十分拙劣，没人相信照片是真的，连特鲁埃瓦参议员本人也不相信。他知道了这些事，咕哝着说：“太过分了，这些人真是废物。”
军人们大笔一挥，改变了世界史，凡属现政权不赞成的事件、思潮、人物一律从历史上去掉。地图也得重新安排。把北方放在上面根本没有道理嘛，离开功劳卓著的祖国那么远，完全可以放在下面嘛，于国家更为有利。顺便用普鲁土蓝把辽阔的领海一直画到亚洲和非洲，先在地理书上把遥远的领土据为己有，越过边界也可以不受惩罚，直闹得兄弟国家在联合国大吵大闹，威胁说要把坦克车和歼击机开进来。一开始，新闻检查只包括传播媒介，很快就扩展到学校课本、歌词、影片情节以及私人谈话。有些词儿军方明令禁止，比如“同志”；有些词儿尽管官方没有下令从字典中抽掉，出于慎重还是不用为好，例如“自由”、“正义”和“工会”。阿尔芭问自己：一夜之间，从哪儿蹦出这么多法西斯分子啊？ 在祖国悠久的民主历史中，除了战争期间某些狂热分子外，还没见过有人装腔作势地穿上黑衬衫，高举着胳臂游行，惹得过往行人哈哈大笑，乱吹口哨。而且他们在国家生活中也起不了什么像样儿的作用。武装部队的态度也很难解释。军队的成员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从历史上看，并不接近右翼极端派，而是靠近左派。她不懂什么是内战状态，也不知道战争是军人的艺术杰作，是军事训练的终结和军人职业的完美的实践。军人天生不能在和平环境中显露光彩。政变给了他们机会，可以把在军营里学会的东西付诸实践，可以表现出盲目服从，展示一下枪法，实践一下在良心泯灭的时候当兵的能够掌握的其他技巧。
阿尔芭退学了。因为哲学系和其他打开思维大门的系科一样被封闭了。她不再学习音乐。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拉大提琴似乎显得有些轻浮。许多教员根据军事警察掌握的黑名单被辞退、被逮捕或者失踪了。塞瓦斯蒂安·戈麦斯被他自己的学生告发，在最早的搜查中被杀害了。大学里到处是特务。
协助政变的大资产阶级和经济界的右派感到兴高采烈。一开头，他们看到自己行动造成的结果，颇有些吃惊。他们从来没有在独裁统治下生活过，也不知道独裁统治是什么。他们认为，失去民主只是一时的事情。只要现政权尊重办企业的自由，在一段时间内，没有个人自由、没有集体自由也还过得去。他们不在乎国家在国际上是否声名狼藉，被人视为和其他地区的暴政一样的货色。他们认为，为了推翻马克思主义，这个代价还算是便宜的。外国资本进来了，投资于国内银行业。他们自然而然地将其归功于新政权的稳定。至于外国人每投进一个比索，可以拿走两个比索的利息，他们就视而不见了。外国消费品大量涌入，在其打击下，时间不长，几乎所有本国工厂纷纷倒闭，商人也开始破产。然而，他们却说，巴西的饮食、台湾的布匹、日本的摩托车比国内生产的东西要强过好多倍。国有化三年后，当局把矿山的租让权退还给美国公司。到了这时候，才有些人说，这不啻将祖国用玻璃纸包好，拱手送给别人。不过，待到把土改中分掉的土地归还原主的时候，他们又心平气和了，好光景又来了嘛。他们看到，为了保障他们的特权，只有独裁政权才能靠力量办事，而不必向任何人报告。从此，他们不再议政了，同意经济大权由他们来掌握，国家归军人去治理。右派需要干的事，无非是在制定新法令、新法律的过程中给军人充当参谋。只有几天的时间，工会被取消了，工人领袖被捕或是遇害了，政党活动被宣布无限期停止，所有劳动者组织、学生组织甚至职业公会统统被解散。聚会是不准许的。人们能够集会的地方只有教堂。不久，宗教时髦起来。牧师们、修女们只好把宗教事务放一放，先来满足那群迷途羔羊的世俗需要。政府和企业家们开始把牧师、修女视为潜在的敌人。鉴于罗马教皇不肯免去红衣主教的教职，不肯把他送进患精神病的教士收容所，有些人巴不得用暗杀红衣主教的办法解决问题。
中产阶级当中大部分人为军事政变感到高兴。政变一来，秩序恢复了，高雅的风尚恢复了，女人又穿上裙子，男人又留起短发。但是，物价飞涨，找不到工作，这些很快就使他们大吃苦头。靠工资根本无法糊口。每家每户都有个把人被捕、被杀或被流放。开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