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之家 作者:[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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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拉腊……”我不禁脱口而出。只觉得一滴泪水0　顷着面颊流下去，又一滴，又一滴，直到泪如泉涌，不住气地抽噎。对亲人的思念和悲伤闷得我透不过气来。特兰希托·索托对男人的伤心事见得多了，一下子就看透了我的心思。她听凭我尽情地哭泣，把近几年来的不幸和孤寂全都哭出来。然后，她像妈妈那样小心翼翼地把我从浴池里拉出来，为我擦干身体，为我按摩，弄得我浑身软绵绵的，好似沾了水的面包。我躺在床上合上眼睛，她为我盖好被子。她吻了吻我的前额，踮着脚走了出去。
　　　　“克拉腊是谁？　”她出去的时候，我听见她唔唔哝哝地说。
　　　　　　　　　　　　　　　　　　　　　　　　　　　　　　　　第十一章
　　　　　　　　　　　　　　　　　　　　　　　　　　　　　　　　　　觉醒
　　　　大约在十八岁那年，阿尔芭最终告别了童年时代。在觉出自己是个女人的时候，她回到那间老屋，关上房门。屋里还保留着那幅多年前开始画的壁画。阿尔芭在旧颜料桶里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一点儿红颜料和白颜料，都还没干。她仔细地把两种颜料兑在一起，在墙壁的空地方画上一个硕大的玫瑰色太阳。她正在恋爱。随后，她把颜料桶和画笔丢进垃圾箱，坐在那儿长时间地欣赏壁画，边欣赏边回顾自己的悲欢史。算了算账，还算是幸福的。阿尔芭舒了口气，告别了童年时代。
　　　　那一年，她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中学毕业后，按个人爱好，她决定学哲学；为了和外祖父作对，同时还学音乐。外祖父认为搞艺术是浪费时间，他不倦地宣扬自由职业和科学事业的优点。还叫她不要谈恋爱，不要结婚。可对像海梅这样的老光棍儿，他又力主找个体面的姑娘，赶快结婚，态度同样是那么顽固。据他说，男人顶好有个妻子，可像阿尔芭这样的女人，结婚只会带来苦恼。一个难忘的下午，淫雨霏霏，寒气袭人。阿尔芭在大学的咖啡厅里第一次见到了米格尔，外祖父宣扬的那套玩意儿一下子坍塌了。
　　　　米格尔是法律系毕业班的学生。面色苍白，两眼饱含热情，穿一条退色的裤子、一双矿工长靴。他是左派领袖，热衷于寻求正义，激奋起来不能自已。尽管如此，米格尔还是觉察出阿尔芭在打量他。他抬起头，两个人的目光碰在一起。对视了一下，只觉得眼花缭乱。从此，他们寻找各种机会在公园的林荫道见面。两个人夹着书本，拖着阿尔芭那把笨重的大提琴一起散步。从第一次见面起，阿尔芭就注意到米格尔的袖子上有个小小的符号：一个高举着的紧握的拳头。她打定主意不告诉米格尔自己是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外孙女儿，生平第一次使用身份证上的姓氏：萨蒂尼。很快她又意识到顶好还是不要把自己的姓氏告诉其他同学。她可以大谈特谈她是佩德罗·加西亚第三的朋友，因为佩德罗·加西亚第三在学生中很受欢迎；她可以大谈特谈她是那位诗人的朋友，小时候曾经坐在诗人的膝盖上，眼下他的诗作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在青年人的口中流传，还被刻在墙壁上。
　　　　米格尔爱谈革命。他说，对付制度的暴力，必须使用革命的暴力。但是，阿尔芭对政治毫无兴趣，只想谈谈爱情。外祖父的演说，她听厌了；懒得参与外祖父和海梅舅舅之间的争吵；讨厌选举运动。她一生中参加的政治活动只是和中学生一块儿朝美国大使馆扔石头，目的也不怎么明确。为此，她被停了一个礼拜的课，外祖父差点儿又犯一次心肌梗塞。到了大学，政治是无法回避的。和那年进入大学的所有年轻人一样，她也发现在咖啡厅里度过的不眠之夜很有吸引力，大家一起谈论世界需要哪些变化，用慷慨激昂的思想互相感染。晚上，她回家很迟，嘴里发苦，衣服上沾满劣质香烟的气味，脑袋发热，装满英雄主义思想。她相信，时机一到她会为正义事业献出生命。一次，学生们抢占教学大楼，支持工人罢工。阿尔芭出于对米格尔的爱情——而不是出于思想信念——和同学们一起在大学里构筑战壕。他们过了几天野战生活，发表激烈的演说，从窗户里大骂警察，直骂到失音为止。他们用沙土口袋和从大院子里拆下来的路面石搭起街垒，堵住大门和窗子，要把教学楼变成碉堡。结果却把大楼变成了牢房，警察进去固然不容易，学生想出来更要难得多。阿尔芭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夜。她躺在米格尔的怀里，周围是成堆的报纸和空啤酒瓶子。同学们住在一起，情绪热烈。这些年轻人热汗淋淋，觉睡得很少，加上烟熏，眼睛通红通红的。他们有些饿，但是一点儿也不害怕。眼前的事不大像战争，更像一场游戏。第一天，大家都很忙，搭街垒的搭街垒，刷标语的刷标语，打电话的打电话，还要发动大家进行正当防卫，根本无暇担心警察断水断电。
　　　　米格尔从一开始就成为占领大楼行动的灵魂。紧随其后的是塞瓦斯蒂安‘戈麦斯老师。尽管他两腿瘫痪，还是愿意奉陪到底。当天晚上，学生们放声高唱，互相鼓气。待到讲演讲累了，唱歌唱累了，争论也争论够了，大家分成几个小组，尽可能好好睡上一觉。最后一个休息的是米格尔。看来只有他才知道应该如何行动。他负责分配水。把水存在容器里，连厕所的水池子里也存上水。还临时弄了个厨房，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搞来了速溶咖啡、饼干和几罐啤酒。第二天，厕所里没水，臭气熏天。米格尔组织大家来个大扫除，下令不准使用厕所。在院子里大学创建者的石头雕像旁边挖了个坑，大小便都到那儿去。米格尔把年轻人分成几个小组，叫他们一天忙到晚。他很善于指挥，好像从不发号施令。干什么事似乎都是由各组自发决定的。
　　　　“看样子，咱们得在这儿待上几个月啦！　”阿尔芭说。想到他们被包围，心里反而美滋滋的。
　　　　警察局的坦克车在大街上摆开阵势，包围住大学的古老建筑。一场将持续几天的紧张的等待开始了。
　　　　“全国学生、工会、职业公会都会行动起来。说不定政府会倒台。”塞瓦斯蒂安·戈麦斯说。
　　　　“我看不会，”米格尔反驳说，“关键是要掀起抗议浪潮，他们不在工人提出的条件书上签字，咱们就不离开大楼。”
　　　　天上下起毛毛雨。大楼里没有灯，天色不早，楼里已经黑咕隆咚。他们用汽油临时点燃几盏灯，铁罐上的灯捻突突地冒着黑烟。阿尔芭以为警察把电话也掐断了，拿起话筒一听，线还通。米格尔说，警察很想知道他们谈些什么，他提醒大家说话要小心。尽管如此，阿尔芭还是给家里挂了个电话，告诉家里人说，她要和同志们待在一起，直到最后胜利或者死亡。这句话一出口，她又觉得有些做作。外祖父从布兰卡手中夺过听筒，用外孙女儿非常熟悉的怒冲冲的口吻对她说，一个小时内她必须回家，好好说一说为什么一夜不回来。阿尔芭回答说，她出不去；即使可以出去，也不想回家。
　　　　“跟那帮共产党在那儿有什么可干的！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高声喊道。但是，旋即放缓了声调，恳求阿尔芭在警察冲进大楼前赶快离开。他已经获悉政府不会无限期地容忍下去。“你们要是不老老实实地出来，突击队会冲进去，用棍子把你们撵出来。”参议员最后说。
　　　　阿尔芭透过用木板和沙土口袋挡住的窗户上的铁栅栏朝外看了看，只见街上排着几辆小坦克，还有两排严阵以待的士兵，个个头戴钢盔、面罩，手持木棍。她总算明白了，外祖父的确没有夸大其词。其他同学也看到了。有几个人吓得直发抖。有人说，有一种新式炸弹，比催泪弹还厉害。谁闻了毒气，就大便不止，弄得臭气熏天，哭笑不得，连胆子最大的人也能治住。阿尔芭听了这番话，十分害怕。她费了好大劲才没哭出来，只觉得肚子里一阵阵刺痛，她揣想大概是吓出来的毛病。米格尔抱住她，也不能让她感到宽慰。两个人都很累，夜间过得不好，骨头难受，灵魂也难受。
　　　　“我认为他们不敢进来。”塞瓦斯蒂安·戈麦斯说，“政府面临的问题够多的了，不会跟咱们闹起来。”
　　　　“他们对学生开枪可不是第一次啦。”有人说。
　　　　“公众舆论不会听任他们胡来，”戈麦斯反驳说，“到底咱们这儿是民主国家嘛。不是独裁专制，永远也不会是。”
　　　　“这儿没出事儿之前，”米格尔说，“人们总是认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别处。”
　　　　后半晌没出什么意外情况。晚上，虽然还是很不方便，没有东西吃，但大家平静多了。小坦克还停在原处。在长长的走廊上和教室里，年轻人哄猫玩，打扑克，躺在地板上歇息，准备棍棒、石块作为防身武器。每张脸上都露出疲惫的神色。阿尔芭觉得肚子疼得越发厉害了。她想，要是事情得不到解决，明天只好使用院子里的粪坑了。大街上，雨还在下，城市里一切如故。学生又罢课了，没人当回事。走过坦克跟前，谁也没停下脚步，瞧一瞧贴在大学院墙上的标语。居民们对手持卡宾枪的士兵出现在学校周围很快就习惯了。雨刚一停，孩子们就跑出来，在学校大楼和警察部队之间的空地上玩球。有时候，阿尔芭觉得自己仿佛坐在一艘帆船上，大海风平浪静，纹丝不动。她一言不发，一连几个小时望着地平线，无休止地等待着。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越来越不方便，头一天那种同志间的欢愉情绪变成了发脾气和不住的争吵。米格尔搜查了整个大楼，把咖啡厅里的食品全部充公。
　　　　“等事情过去以后，咱们得好好酬谢酬谢管理员。他和别人一样，也是个劳动者。”
　　　　天气寒冷。唯一不发怨言，甚至不嚷嚷口渴的是塞瓦斯蒂安·戈麦斯。他比米格尔岁数大一倍，一副痨病鬼的模样，可和米格尔一样似乎不知疲倦。学生占领大楼的时候，只有他一个教员留了下来。据说，他那双腿是在玻利维亚被榴霰弹打伤的。他是个思想家。在学生中点燃起火焰，可惜学生离开大学，进入社会——他们年轻的时候都认为社会是可以改造的——以后，多数人身上的火焰熄灭了。戈麦斯老师五短身材，又干又瘦，头发稀疏，长了一个鹰钩鼻子。他内心深处燃烧着一团火，因此劲头十足，永不歇手。他给阿尔芭起了个绰号，叫“女伯爵”。第一天上大学的时候，外祖父出了个馊主意，让司机开车送阿尔芭去上课，恰好让戈麦斯老师瞅见。这件事可以算是歪打正着吧。戈麦斯不会料到，只要哪一天阿尔芭高兴，她就能翻腾出让．德．萨蒂尼的贵族称号，安在自己头上。当然一般来说，她是不会这样做的。关于这位法国贵族的传言，真事的确不多，但是贵族称号倒是其中之一。阿尔芭没有为这个挖苦人的绰号对戈麦斯老师心怀不满。相反，有几次她倒乱琢磨着要引逗引逗这位精力充沛的老师。像阿尔芭这样的姑娘，塞瓦斯蒂安·戈麦斯见得多了。他那副拐杖，那副支撑着破布一样的可怜的双腿的拐杖颇能引起姑娘们的怜悯和好奇。戈麦斯很善于分辨这种混杂的感情。
　　　　整整一天过去了。突击队没有开动坦克，政府也没有在工人的要求面前让步。阿尔芭肚子疼得无法忍受，一门心思地光想到有自来水的盥洗室里冼个澡。她暗问自己，这个地方出了什么鬼啦？　她每次朝街上张望，看见军事警察，嘴里总是充满口水。这时候，她才意识到尼古拉斯舅舅教给她的办法只在对付想象中的痛苦的时候才有效，真正遇上事就不那么有效了。过了两个小时，阿尔芭觉得两腿间流出一股黏糊糊的东西，低头一看，裤子染红了。她心里感到一阵恐惧。几天来，她一直担心会出这种事。这种担心几乎和饥饿一样折磨着她。鲜血染红的长裤好似一面旗子。她不想掩饰，只是蜷缩在一个角落里，觉得毫无办法。小时候，外祖母曾经告诉她，人类机体产生的东西都是正常的，谈月经跟谈诗歌没有什么两样。后来，上中学的时候，她懂得了人体的分泌物除了眼泪之外都是不体面的东西。米格尔注意到阿尔芭又羞愧又焦急。他去了临时设立的门诊所，找来一包棉花和几条手绢。很快他就明白了光这样还不行。黄昏的时候，阿尔芭哭了起来。她觉得丢脸，五脏像被钳子夹住一样那么疼，鲜血汩汩地流个不停，和其他月份大不相同。她觉得肚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炸裂开来。安娜·迪亚斯也是个大学生，和米格尔一样袖子上也有高举拳头的符号。她说，只有有钱人家的女人才闹月经疼，无产阶级家的妇女连生孩子也不“哎哟”。后来，她看见阿尔芭的裤子湿得像个水洼，脸色死灰，像个奄奄一息的病人，这才去找塞瓦斯蒂安·戈麦斯谈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