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新史-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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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年正月，御史杨爵上疏让世宗不要修道，世宗看了再次大怒，做皇帝的有点个人爱好不算过份吧？不练也练了这么多年了，你现在还跑出来说三道四，岂不是自找麻烦？既然这样那就成全你吧，于是杨爵被拉到东厂“长系”，也就相当于判了个无期徒刑。以后人的历史眼光去看待嘉靖修道也确实是错的，文官们的反对是在理的，可就是在理，官员们还是不敢再拿修道说事了，就连后来海瑞抬棺进谏时，也只是用隐喻的方式而不敢明着提修道误国。
嘉靖用的是强硬的手段，将文官们给压制住了，可历史上的万历采用的是一种消极对抗，助长了言官们的气焰，以致使后来东林党人跳到了历史前台，你不是不管吗？那我就可着劲的说，把话说开了，说大了，名声也就传出去了，这就是“清流”的想法。
要说“清流”是奸的，倒也说不上，顶多就是空谈误国或者追逐私名，正是他们四处奔走，呼喊口号，才使得万历的无为被突显了出来。在史书的评述上，嘉靖的名声要好于万历，可真论起功绩、能力，万历绝不差于嘉靖。嘉靖平定倭患还有胡宗宪与戚继光可用，可万历三大征时，若不是万历一人支撑，统筹应付，那结局就不是现在这样了。这种名声的差异有两个人所背负的历史责任不同的影响外，还有就是出在万历的无为之上，当到处批评声四起，不无能也被说的无能了，所有的功绩也就被淹盖了，当到处都是“清流”涌动而自己却无视待之，那么浊的只能是自己。
史书上暴君要比昏君更能得到厚载一笔，秦始皇被骂为暴君的同时，谁也不会忘记他统一天下的千秋功绩，甚至在很多人看来，若不是他的“暴”，根本就不可能平定六国。帝王者不用或乱用手中权柄可谓之昏，而过度使用则是暴，暴君名声虽臭却能流传千古，而昏君名声也臭却被淹没在历史洪流之中。
对于现在的这个万历来说，他所选择的路就是一个从昏君到暴君，最后再变成名君的过程。现在的形式可看成是一枚炸弹，这大明朝的官场吏制就是炸弹的外壳，之前万历自行其事，使的朝内人心惶惶，又怂怂欲动，这些就是不断往手雷里填入的火药，在大家还没找着方向的时候，突然借着冯保造反这一引线点燃了火药，从而将官场吏制瞬时间炸响。
但这种瞬时加到官员身上的高压，绝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借着这个机会完善制度，以制度的方式将自己的集权延续下去。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多疑的人，正是他的多疑，才在明时制定了一套算是完善的官员监督体系。除督察院及东西二厂外，还有一个六科廊房和一个通政司，六科廊房派出给事中到各部监督，将各部情事上报于皇上，从而让皇上能了解各部实情。通政司的行政职能与六科廊房多有交叉重复，做的也是下情上达的工作，只是通政司不派人常驻各部。利用职能的重复性，皇上就可以通过个部门上传的两份情报进行对比，加以判断真伪。
但随着后来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各监督部门的作用也就下降了，六科廊房因是派驻性质，早就被同流合污了，而通政司及督察院到了严嵩手中，也从原来的还有些作用变成彻底的腐败，最终成为文官集团内部斗争和功击皇帝的一种工具，唯一还能信任的就是东厂这种建立在各部之外的情报机构，也就难怪明朝皇帝要重用阉党。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权力分配上的失衡，在内阁六部权力加大的同时，监督机构的权力却没有跟着加强，甚至内阁六部还有管理监督机构人事的权力，这就使得监督机构更加的依附其上，从而丧失了监督能力。
在万历设想中，东厂依然要保留，名称也不更改，东厂这两个字对于官员来说已经是烙在心口的印记，单就这两个字就是一种监督。但功能职责上要加以区分，南镇抚司将做为专门对外的情报机构，北镇抚司则是对内的情报搜集，这两个部门都将只有监督权而不具有司法权力。在前面一段时期内，依然不让东厂受文官的监督，以免被侵蚀，也为了自己便于暗中做些上不了台面的事，有王德坐镇应该可以度过这一时期，等到吏制上了正轨后，再一起并入整套监督系统之内。
另外，将督察院的地位提高，使其能独立于内阁之外，直属于皇帝，将海瑞赐为二品就是出于这一考虑（明时六部及督察院主官的品级只有三品），同时，也只有海瑞这样与文官集团没有多少关系，又执拗清廉的人，才能做到将督察院独立划割出来，这也是万历用他的原因。再将督察院的人事任免权从吏部分开，除去督御史及左右正副御史由皇帝亲自可从其它部门抽调任免外，督察院其余的人事安排，人员皆要出自督察院内部，由督察院自己负责，其它部门的人员要想进入督察院任职必须通过考核，十三道正副御史的任免，需呈报皇帝批准。同时，任何任免都要交由吏部备案，吏部若是对任免有异意，可直接向皇帝提出，并付于各部对督察院的监督权，督察院同样不具有司法审判的权力，它的职责就像是后世的纪律委员会，司法权力仍然归刑部负责，以此形成政纪分离又互为监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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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工业革命 第五节 设通政院
剩下的六科廊房与通政司，六科廊房既然已经臭的不能再臭了，干脆就扔掉，但通政司必须拿起来，而且给予更大的职能权力。
万历要想推行新政，依靠现有的这一套官僚系统是绝难成事的，但短时间内找到如此多的人才进行更换，根本就不可能。这就需要一套全新的行政系统，它既处在现有的系统之中，又能独立行事，并且是能统观全局，除了军队之外，六部各事都受其节制的一个小朝廷，人数不用太多，但都得是干事的人，万历想要推行任何政事，就可从中派人前往督办，加以落实。
这就与通政司原先的职能差不多了，只是多了更大的行政权力，而不单单是一个监督机构。只要将通政司升格为通政院，其地位与六部同等，同样也处在内阁监管之下，这样可以使现有的官僚系统更容易接受通政院的升格，也可使通政院处于内阁的监督之下。
实际上这与现在派往各地监军和矿监等的性质差不多，但太监去往各地都建有监军府或矿监衙门，是属于一种长驻机构，而通政院是冲着事去的，事办完人即走，少了地方保护主义，只以办事为目的，事办好后就可将相关材料交给督察院备案，一来让督察院对所办之事有个了解并对办事过程形成监督，二来，可由督察院对事后的落实情况继续监察，以免人走茶凉的情况出现，使得政策具有延续性。
但通政院权力过大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派出去办事的人，好的可以造福一方，坏的就会反正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只求办成事邀功请赏，而不择手段，事虽办成，却遗害后世，甚或再刮上一笔不义之财。
内阁做为唯一一个对通政院具有管理权力的机构，如果其成员构成涉及的覆盖面不够全面的话，通政司完全有可能在万历自己有意无意的偏颇之下，变成新的“太监”。这是值得警惕的一点，因此万历还决定增加内阁成员数量，内阁除去首辅与次辅各一名外，六部及通政院主官七人一并入阁，组成九人制内阁。不管通政院经办的是关于哪一部职权范围内的事，在内阁里都有一张直接做出监督的嘴，同时，通政院又可以通过内阁提出自己的意见，除了互为监督外，内阁也就成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这样的安排万历没准备去跟谁商量，现在他在官员心中的“威严”已经有了，做为皇帝他本来就有安排各部的权力，现在他完全可以放开手脚来做这种权力分配游戏的主导。只需下一道谕旨，将通政院升格及增加内阁成员一事通告各方，再将各部主官都升到二品，侍朗从正四品升到三品，其余人等官职品级暂时不变，一来可以用这种升级堵住几位权官的嘴，二来现在的各省巡抚也是领着三品衔，同为三品别人干吗要听你的呢？就是听了，发号施令的人也不得不有所顾虑。天高皇帝远，万历是管不着巡抚的，但却可以管得着尚书，这就使得权力更加集中到自己身上。
同时，也为通政院将来是不是有办事的权力正一下名，扫清阻碍，而在万历心中通政院的第一任掌院就是金学曾。
金学曾是一个胆大心细，又带点游戏人生心态的人，一个顶撞上司而能做到不得罪上司的人，因此可以将之看成极为聪明而狡猾的人。而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士者，为士者忠义，遇事勇往无前，又能权衡事委，求得对应之方；为士者重行而少言，轻名利，重实干，虽难能千古留名，却是国之所需。这让看过一本名为《智圣东方朔》的小说的万历，不由把他与汉武帝手下的东方朔联系到了一起，早就有一见之心。只所以托到今天，那也是怕了那些言官会拿夺情说事，但现在不一样，冯保造反一事，暂时会让言官们闭上嘴。
这次见金学曾还有一个考虑，要说现在大明朝最大的危机，不是官员的腐败，腐败可以通过打击消除，也不是能不能发展起工业，造不造的出飞机大炮，而是土地的问题，土地是引发历代王朝更替的主要原因，也是困扰着所有帝王的梦魇。现在撤消宗人府已经交与李太后帮忙处理，但随之而来的土地问题，却只能自己去解决了，如果不尽早拿出一个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来，不管将来会得到多大的领土，这一问题都只会被继续放大。而当今大明朝对土地问题了解最深又敢于对自己说明的就只有金学曾一人了，他从张居正刚实施清丈田亩和一条鞭时就全程参与，可谓是了如指掌。
万历与李太后在坤宁宫一起吃午饭，稍微的提及自己的一些想法，让李太后心中有个底数，以免她与宗人府交涉时应下太多的条件，那时自己就只能兑现这些李太后答应的条件了。
饭后送李太后回慈宁宫，万历便叫王德派人到燕王府把金学曾与邹元标二人叫到上书房。这次万历之所以敢将二人同时召进京来，看中的就是历史上反对张居正最猛，并被看为代表式人物的邹元标，却在一片倒张居正的声音中站出来为张居正鸣不平，如果说反对张夺情是出于他思想上的守成，那么为张鸣不平则可以看出他还是一个实事求事的人。
万历很有信心这次邹元标不会站出来反对金学曾的夺情，一个曾经是反对张的代表性人物，同样也可以成为今天不反对金学曾的代表。只要邹元标不反对，那些正等着他带头的人，就会冷静下来仔细想想：邹元标曾经因为反对而被打残废，自己是不是也要变成残废才满意？一个曾经多么坚强的斗士啊，现在残废了胆子却变的小了，那么自己呢？被打残废后应该也会变小吧？与其残废了再变小，不如现在就变吧，也好留个健全的“伟岸”身躯。更何况，比起张居正，金学曾算哪根葱哪根蒜啊，值得自己冒险去反对他吗。就他那级别，就算反对成功了，我也得不到多大好处！
第三卷 工业革命 第六节 见金学曾
为避免自己判断错误，而使金学曾与邹元标在上书房里扛上，万历有意的先接见金学曾，而让邹元标在外等着。先了解金学曾到底是不是一个自己想象的那种人，再行计较，或许金学曾既然敢来京城本就想好应对之法。而只所以让邹元标一起来，一是为了能当着二人的面调和一下，真是不行，就用自己皇帝的身份严命邹元标不许反对，再不行，就只好让邹元标滚回家去；二来万历也有意在邹元标不反对金学曾夺情的情况下，着邹元标在通政院任职。
邹元标是清流，清流虽可恶，但也未必不能用，清流者能独善其身，有着很强的自我约束准则，行事效率高，能够捕捉到政局的任何风吹草动，从而加以利用，只是这种利用与高效率更多的是体现在嘴巴上而已。利用清流去看住将会被加以很大权力的通政院的腐败大门，使这一自己寄于厚望的部门能始终保持高效廉洁的状态。同时，让清流进入通政院也有利于缓和清流们的情绪，使得清流不至于从此绝迹于朝廷。
万历虽然不希望被人反对，但文人的斗志还是要加以保留的，甚至将来还要做出必要的扶持。都说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而掌控政治的势必都只能是这些文官们，如果满朝官员都是文弱书生毫无斗志可言，尽是唯命是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