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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

中国雄师:二野档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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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渡江战役总前委,给中央军委发电,表露了这种忧虑,该电报中说:
“每年阳历5月初开始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7、8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现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大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推延至秋后过江。果如此,则从5月到出动大军,供应或由老解放区重新准备,此点亦甚重要。按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准备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究应如何,请核夺。”
二野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报告说:据实地勘察:长江水势自清明节即逐次上涨(据十五军测量,3月26日至4月4日十天内,上涨51公分)。预计:4月末5月初加速上涨,6月上中旬,即达最高涨期。且夏季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对我阻碍甚多。目前我军粮食已感困难,久则师老志衰。还是以4月15日渡江为宜。
三野的粟裕、张震也报告说:长江下游4月下旬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5月即属雨季,如延长一月,将发生以下困难:一是现有船只三分之一是内河船只,尔后江中行困难。二是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江面过宽浪大,江阴下游无法渡江,甚至十兵团方向只能作为钳制佯攻方向。三是粮草困难,烧草尤其困难。四是部队已进行各种动员,如延期过久,在心理上会增加某些疑虑。
一封封来自南方的电报,充满了焦的与忧虑。一举打过长江去,这是最痛快不过的事情,毛泽东非常理解南方将士们的心情。但从更高、更远的角度看,“签一个协走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系统中一切愿意立功赎罪的人们有利,对国民党军队中的广大官兵有利,只对蒋介石死党,对帝国主义者不利。”“也许签订一个全面性协定对于南京方面和我们方面,都比较不签订这个协定,来得稍微有利一些,所以我们还是争取签订这个协定。但是签订这个全面协定,我们须得准备应付许多拖泥带水的事情。不签订这个协定而去签订许多局部协定,对于我们要爽快得多。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准备签订这个协定。”
南京代表团已来北平十多天了,经过广泛、具体地交换意见。基本摸清了对方的底。同时,中共起草的“和平协定”草案也已准备就绪,南方的军情紧迫,谈判必须加快步伐。
想到这里,毛泽东回到桌旁,飞龙走蛇,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恩来同志:
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13日至17日,共五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另向张治中表示,4月17日必须解决问题。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14日上午回去,15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四要员(李宗仁、于右任、居正、童冠贤,不要张群)如愿来平,15日至迟16日必须到达,17日必须举行签字仪式。
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意签字,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设法将他们全体留平。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字,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三代表及四个顾问留北平。
毛泽东
4月13日
毛泽东写完给周恩来的信,天已大亮,他立即叫来机要秘书,吩咐立即送交周恩来。
此时,卫士已把早餐端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4月13日,中共代表团,将连日来双方在商谈中都同意的要点印出,送与南京代表。南京代表于当日上午开会研讨后,提出了拟加修改的意见。当晚,双方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正式会议,讨论中共方面起草的“和平协定”草案。此种工作连续进行了两天。15日,双方再次举行正式会议,讨论通过“国内和平协定”细则草案。当晚通过。
这次国共和谈,方式比较灵活。既有会下个人之间的互相商谈,又有会上双方代表团的一起讨论。目的是务求谈得具体充分,明白透彻。
双方举行正式会议讨论“和平协定”草案时,南京代表对协定草案在四十多处提出了不同意见,最后定稿时,其中半数以上被采纳。此次会谈,中共作了一定的让步,例如关于惩办战争罪犯的第一条,修改后被分成了两款。其第一条第一款,即接纳了南京代表团的意见,改成为:“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这要比1月14日的声明中的提法要宽大多了。
当然,原则问题上,中共是决不让步的。例如划江而治问题,中共表示,这个问题绝无谈判的余地,人民解放军必须过江。再如,军队整编问题。南京方面提出:要等待联合政府后,再命令行之。中共没同意他们的意见,坚持:和平协定签字后,便要立即付诸实施。
4月15日晚,国共和谈双方的代表,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举行正式会议。当晚,勤政殿,灯火明亮,朱门洞开。胜利者掩饰不住胜利的喜悦,失败者此时倒显得异常的平静。
7时整,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健步走进谈判大厅,双方代表立即起立点头示意,周恩来今晚显得异常严峻,向谈判桌对面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点头示意,不失优雅地礼貌请大家就坐。
周恩来坐下后,从公文包里取出《国内和平协定》的修正稿也即最后定稿递到了张治中的手里。“这是最后形成的文件。”周恩来平静地说道。
张治中接过文件,上面原来有的“草案”两字已没有了,心里顿觉沉甸甸的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周恩来说完,他缓慢地说道:“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能说一个对或者不对?”
“可以这样理解,这是我们的最后态度。”周恩来神色严峻地点点头说道。
张治中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说:“这也好,这也好。”
周恩来要求双方代表在九时整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以表明双方对这个协定的最后态度。
在第二次会议上,发言的主要是国共双方的首席代表,这已表明,谈判已接近尾声。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首先发言,主要是对协定修正案作了详尽的说明。
周恩来最后正式宣布说,这个协定是定稿,是不能改的,无论南京政府同意签订或不同意签订,本月的20日都是一个最后期限,届时,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立即渡江。
周恩来的话,使南京代表团成员惊骇不已,尽管已是料定之事,但从周恩来的嘴中说出,仍似雷霆万钧,令人心神震荡。
南京代表团成员面面相觑,遂之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集中在他们的首席代表身上。
张治中此时却显得异常平静,他缓缓站起身,目光显得悠远深沉,说道:“刚才恩来先生说这是最后的文件,那就意味着,我们代表团的同人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必要了,我们将把这个文件迅速报告我们的政府,请示它作最后的决定,然后再答复中共代表团。”
说到这里,他略为停顿一下,继续说道:“在我们代表团的使命就要结束之际,我想略为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或感想。我要再说明,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团的意见和感想。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告一个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准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不过要打个比方来说,我想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我们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俗话说,‘便宜不出外’,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那是不必太认真的。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人,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有这个能耐来担当重责大任,表示敬重、表示高兴,而且要格外的帮助他,使他做得好,做得比哥哥好。表示我当不好,你来当,希望你当得好,一定当得好。这不仅是站在兄弟立场应该如此,就光是基于人类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该如此。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孙中山先生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弄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到人家的鄙视轻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羞辱!
“近几年来,国民党以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对待中共实在大狭隘一点,胸襟和态度都狭隘。老实地说,是有很多对不起人家的地方,应该首先作一个自我反省,认识错误,感到惭愧,转变过来。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还有它的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的历史责任。我们应当把眼光放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在国民党方面,今后应该有这个眼光,有这个胸襟,有这个态度。这是我个人在自我反省之余的一点感想,愿意提出来请大家指教。
“最后,我们没有别的,只有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它过去。在我们方面,当然首先做一个自我反省,同时希望中共方面也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明朗的态度,来领导未来历史性的新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基于过去的努力奋斗,到今天已经接近——最少可以说接近——到它当政的理想。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用不着我们恭维。
“对于其它方面,没有任何意见。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与感想,假使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恩来先生和诸位代表先生们加以原谅。”
在国民党内,张治中应该说是较有远见的人之一。他认识到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所在,并对共产党寄予希望,在国民党面临灭亡,共产党即将走向执政的时候,他的这番话是耐人寻味,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把国共两党之争比作兄弟之争,既模糊了两党争战的实质,也淡化了两党斗争结果的严肃性。所以,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马上起身予以纠正,周恩来说。
“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儿句话,我不能不辨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最后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
这次会谈只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便告结束。
南京代表团回到住所以后,又进行了讨论,基本倾向同意接受这个协定。但事关重大,他们作不了主,必须向南京请示后才能答复中共代表团。他们决定,派黄绍竑、屈武于16日带文件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黄绍竑是桂系的巨头之一,对李宗仁、白崇禧有影响力。屈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便于在南京政府上层做工作。
4月13日晨,第二野战军司令部。
刘伯承司令员戎马生涯几十年,有一个从不更改的习惯,那就是不论前一天晚上睡得早或晚,第二天早上都要按时起来。他对身边的同志说,这样有利于养成紧张的战斗作风。
“报告司令员,总前委来电。”机要参谋一边报告,一边把电报呈上。
“好,先放在桌子上吧!”刘伯承正在洗漱,一下子还腾不出手来。
刘伯承匆匆洗完脸,把脸巾一拧,挂到脸盆架上,走到桌前,拿起电报,译电员熟悉的字迹立即跃入眼帘:
二野、三野前委,各兵团党委并报军委:此次我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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