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岁月女人花-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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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求您了,救救她吧,我给你跪下了。”周老师说着,扑通一声,跪在大夫面前。人们说,男人膝下有黄金,那么残酷的批斗,周老师从未跪过,为了救毕老师他跪下了。
“好吧,把她搀到手术室来。”大夫似乎被周老师的举动打动了,面部表情有所缓和。
手术室的灯还在亮着。手术室的走廊里非常寂静,雪白的墙壁上张贴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大字标语,周老师在外面焦急地等待。
时间过的真慢,手术进行了一个半小时。一个女护士从手术室里走出来,周老师急忙迎上去,“你是孕妇的家属吧?孕妇的情况不太好,是难产。”女护士说。
“求求你们,给找个好大夫。”周老师说。
“好大夫?好大夫上吊的上吊,自杀的自杀,活着的都进了牛棚。”女护士说。
“求,求你们……”周老师只有说这些。
“你妻子的情况不太好,是脐带缠绕,是难产,”女护士说着,把手中的文件夹递给周老师,“你在上面签个字,是要妻子?还是要孩子?”
周老师说:“妻子孩子我都要。”
女护士说:“只能要一个。”
周老师说:“求,求你们尽力保她们母子。”
“哎,你还是随我进来吧。”女护士叹了口气说。在周老师与女护士说话的间隙,手术室里传出一声小孩“哇哇”的哭声,这声音高亢、洪亮。这声音标志着一个小生命顽强的诞生。
手术台上,毕老师的面色惨白。周老师伏在台前,毕老师声音非常虚弱的说:“孩子,生,生下,来了。”“是啊。”周老师握住妻子的手,感觉妻子的手异常冰凉无力。
“生下来,就,就好,把孩子抱过来,让,让我看看。”毕老师断断续续地说。
当毕老师看到孩子之后,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那一刻的笑容是那么美丽,随即永远闭上了美丽的眼睛。她已经用尽了毕生的气力,历经凌辱沧桑,终于完成了生命的延续,几滴晶莹的泪珠从毕老师的眼角滚落出来……
“啊!……”周老师大叫着,眼前一片昏暗,晕倒在手术台前。
秋雨先生说过,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但中国人怕看真正的悲剧。最终都有一个大团圆,以博得情绪的安慰,心理的满足。人生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雪峰是伟大的,因为满坡掩埋着登山者的遗体;大海是伟大的,因为处处漂浮着船楫的残骸。
我们说,母亲更伟大,她用自己的生命来完成人类生命的延续。
毕老师走了,她是那么热爱生活,渴望爱情。消息传到学校里,善良的人们为之哀痛和惋惜,毕老师只有26岁,也许她活着,也许她能够坚强的挺过来,美好的生活还在等着她,太多的也许,太多的遗憾。
毕老师的骨灰就埋葬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一座小山坳里。我们经常地去看望她,毕老师文静、美丽、善良的音容笑貌始终在我们脑海里浮现。不知谁,在毕老师的坟茔上栽种了许多的月季花,从春季开始,不停地妖娆怒放,宋代诗人杨万里有咏月季花的诗句:“只道花无十日红,此花无日不春风。”我们想:毕老师已经化作了那美丽的月季花。
过了些日子,学校革命委员会张贴了一则告示,内容是:
为了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进行到底,彻底批判封、资、修,以下学生的名字含有封、资、修的意思需要限期改名,以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
现把需要改名的学生姓名公布如下:
马丽娜 于丽娜 胡曼丽 李克宁 杨雪娜 李小娜 刘艳丽
周小倩 赵克李斐王美丽 姚克己 党国强 阴丽华
以上公布的学生名单限三天内更改
向阳小学革命委员会
1967年12月11日
于是学校里叫卫东、卫红,文革、批修的学生名字特别多,比如:马卫东、于卫东、张卫东、李卫红、赵卫红,杨文革、崔文革、姚批修、姚革命等等。
我们把学校三个美丽的女老师比喻为月季花、蔷薇花、玫瑰花。
毕老师是月季花,薛校长是蔷薇花,马老师是玫瑰花。这三种花同属蔷薇科蔷薇属的姊妹花,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细加区别,差异还是有的,月季青茎直上,蔷薇枝蔓飘逸,玫瑰茎枝直立,满披针刺,叶片上有皱纹,而月季和蔷薇的叶片较为滑泽,刺大而疏,三姐妹的花色品种,各有千秋。没料想,这三种花竟然与三个女老师的秉性惊人的相似。本书由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第十一章 人性回归
周老师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乡下的父母抚养,他还在五七干校劳改,无力抚养这两个可怜的孩子。
毕老师的死对周老师的打击很大,很长一段时间,周老师都是沉默寡言、精神恍惚。他经常地在睡梦中惊醒,眼前总是浮现毕老师美丽的眼睛,他还清楚地听到毕老师在喊他的名字。他至今不承认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讲了些真话,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恶意陷害,那些卑鄙的人只不过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罢了。他认为自己毕生所犯错误就是连累了毕老师,他始终认为毕老师的死与自己有关。他恼恨自己无能,恨自己软弱,没有保护好毕老师,没有让毕老师过一天幸福的日子。
他们是中专同学,曾在一个校园里读书,当时的毕老师非常漂亮,处处洋溢着青春活力,她又是那么的文静、单纯,但是现实却是那样的残酷无情。每次回家的时候,周老师都要到毕老师的墓前看望,总是嘴里嘟囔着在墓前说着什么,嘟囔够了,就给墓边的月季花松土、浇水。
学校里又有一位李老师出事了。这个李老师教语文,他为我们排课本上的生字,作为我们的生字练习作业,没料想被别有用心的于主任看到了,他惊喜地发现这些生字横着看虽然各不相干,但是竖着看就看出了问题,比如竖着看的一列生字竟然出现“党、国、荣、辉”等内容,这还了得!具有较强阶级斗争觉悟的于主任想,这不是变相歌颂国民党反动派吗?于是他连夜写了份汇报材料,并把李老师编排的生字备课记录用照相机拍了下来,几天后上报市革命委员会。
很快,市革命委员会派人到学校召开现场批斗大会,批斗李老师的反动言论和歌颂国民党反动派的行为,会后,李老师被人带走,并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关进了牛棚。
这样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很多,类似历史上的“文字狱”。
直到现在,我们一看到“政治”一词,就很反感,倒不是“政治”这个名词不好,而是往往会把“政治”和“人治”联想起来。我们当时在学校里没学到什么东西,以我们没文化人的思维,错误的认为“政”就是权力,“治”就是人治。
据说周老师一度精神失常,还是几名同在五七干校的难友开导、教育了他,使得他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念。
那几名难友是被打成“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老干部。生存环境虽然艰苦,家常便饭式的连续批斗,那些老干部仍然以乐观的态度对待人生,虽然受尽非人的折磨,那几个老干部还是在空闲时间下棋、打扑克、锻炼身体、唱歌,他们对周老师讲:“他们越是不让我们活,我们越是要顽强地活下去,而且要活的好,活的乐观。”
说起来也很可悲,那些老干部有的曾经蹲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受过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刑拷打,解放后,是自己人把他们又专了政,自己人把自己人打成了“劳改犯”,夺谁的权,又专谁的政呢?
周老师在他们的开导、教育下,终于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心,他想:我要顽强地活下去,相信历史,相信党,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评价。
军代表把毕老师的孩子接走了。消息传来,学校里议论纷纷。有的说,我早就看出这个孩子是军代表的孩子;还有人说,周老师就这么轻易地把孩子交给军代表么?他对的起毕老师吗?什么年代都有看热闹的人和说闲话的人,这是国人的通病。
据说军代表因为那件事受到了开除党籍、开除军籍的处分,被发回老家种地。不久,当他听说毕老师惨死的消息,心里受到很大的震动,良心受到谴责。
人,总是在失去时才想到惋惜,在丢掉头上的光环或者丢掉官职后,才会良心发现。
他决定亲自抚养毕老师的孩子,他背着干粮千里迢迢地找到周老师商议孩子的事情,起初周老师说什么也不允,后来他干脆在五七干校住下了,携带的干粮都吃光了,他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他还在苦苦哀求,心诚则灵,周老师终于给了他赎罪的机会。其实,周老师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也是迫于无奈,一是看到军代表确实态度诚恳;另是周老师家境贫寒和老母亲长年患病卧床;自己又在劳动改造,可以说是身不由己。
军代表把孩子带走了,临走前,他给周老师留下一封信。军代表在信中写到:
感谢你给我赎罪的机会。孩子我带走了。自从我出事之后,毕老师同我离了婚,我认为她是对的,她应当有权力选择自己的幸福。毕老师的死,唤起了我残留的良知,你不知道,这些年来,我一直是在忏悔的心情下生活,说对不起,太轻了,我要赎罪,我要做一个好人。我自知没有资格与你讨论孩子到底是谁的,我不配,我是个有罪的人。孩子是无辜的,孩子应当有幸福的未来,我一定用心去抚养他,当我把孩子养到十八岁的时候,再交还给你,孩子是你的,因为只有你才有资格做孩子的父亲。
在孩子成长的这些年,我会让孩子称我为伯伯,可以吗?
孩子的伯伯字。
周老师读到这里,长长地叹了口气。他感慨万分,真想不到,像军代表这样的人还会有良知,还知道忏悔,他认为这个社会还有的救,因为人的良知还在。他又想起了毕老师,她那么美丽善良,命运对她是不公平的,不是说好人有好报么?这个癫狂的社会,人真的无法把持自己么?人性扭曲、变形,好人变坏人,坏人变好人,真的是那么容易吗?
周老师知道军代表生活的山区很苦,所以,他把平时从口里省下的钱,积攒起来,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军代表寄去。本书由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第十二章 旧情复燃
1968年4月3日,正是“文革”风猖獗之时,从北京西单商场传出巨大的爆炸声,京城反映强烈,周恩来总理亲自对该案作了批示。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爆炸声响起时,西城公安分局的60名民警正在被批斗,原因是在“早请示,晚汇报”中口齿不清,但是案件一出,民警们还是马上投入到了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其实所谓的“早请示,晚汇报”就是要求人们统一思想,比如学校于主任经常说的:“我们要将思想统一到××上来”或“统一思想,大干××”。不能不承认,“统一思想”在“文革”较长一段时间是能起到作用的。清代大兴文字狱的时候,“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之类的诗当然不敢作了,文人墨客们大都被迫将精力放到了做考据文章上了。“文革”时期也不例外,然而,人类之所以高于畜类、高于虫豸,就在于思想是他们的一种本能,思想的潮水一旦汹涌起来,无论怎么堵都是堵不住的。
校革委会的于主任,是个很会看风使舵的人,在历次运动中都占了上风。说他会看风使舵,是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平时经常听广播、看报纸。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使得他体会到,人之所以犯政治错误,是由于不坚持“左倾”,而犯了“右倾”的错误。所谓“左”,就是“极左路线”,就是不实事求是的看问题,一味夸大表面形式,机械地理解马列主义,做表面文章,俗话说也叫“唱高调”。他认为,谁手中握有权力,谁就掌握了生杀大权,他很欣赏这样一句话:是非在于权力。他认为,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要活,且还要比别人活好,就必须去残害别人,你不残害别人,别人也会残害你。残害别人的办法无非是诽谤、中伤、践踏,用通俗的说法就是千方百计地把对方搞臭、搞垮、搞死。他还认为,要想当官发财,就得不择手段,说卑鄙也好,无耻也好,只要我拥有了权力,你就会舔我的屁股。
于主任也是个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屈膝变节残害同类的行为,可以看出,所谓知识分子仅仅是对一个群体的称谓,并不代表任何人性的品质,他们有欲望有私念有小农意识也有邪恶的品行。于主任曾经是薛校长比较欣赏的老师之一,于主任课教的很好,但是有些小聪明。还是薛校长把他提拔到教务主任的位置,文革前夕的时候,于主任对薛校长必恭必敬,虽然薛校长也发觉他有比如:爱打小“报告”和嫉妒别人的毛病,为此薛校长没少批评过他,但不顶用,他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文革开始后,是他偷偷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