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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

不是故事的故事-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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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又招架不住,立即跑到公社机关汇报。
“头头”一听,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一面打电话向县革会主任反映,一面调集周围的机关干部奔赴现场处理。
到肉铺门口,看到闹事的是两个解放军,“头头”警惕性很高,判断可能是冒牌的,要一老一少掏出证件验看。一老一少不卖他的账,说你没有资格看我们的证件。
“头头”正欲发动群众对他们采取强制行动之际,“主任”来了,可是见到那个老的解放军,却"拍塔"一声立正敬礼。口称:政委好!
原来,“主任”过去是老解放军的部下,现在,那人已经是将军了。新行是他祖辈住过的地方,这次抽空带了贴身警卫员前来探亲,掏钱买肉是为了招待周围乡邻。
“主任”见“头头”竟敢对老将军如此无礼,真正发了脾气。大水冲了龙王庙,太岁头上拍苍蝇。
亨元很佩服杜宇的口才。相比之下,林富孤陋寡闻,所讲的故事也庸俗不堪,但他对亨元很友好,出院后还想同亨元夫妇攀过房亲,由于计萍不相信这一套而作罢。 肝炎病房主治医师林德,国民党普通党员,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文革后期让他恢复工作。
此人耿直、讲义气,喜交朋友。亨元亏他照顾,GBT很快降了下来。一个月后出院,林医生给他开了很多贵重药品,包括丙种球蛋白,亨元舍不得用,给身体瘦弱的计萍注射,效果很好。
林医生还不断给亨元开病假,所以1972年下半年直至73年春节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基本上没有上班,73年上半年才接了上述那个班级弄出点成绩。
学校放寒假的时候,计萍唯一的妹妹次萍来到枫林与姐姐、姐夫相聚。她已经长成含苞欲放的大姑娘了。苗条女子决定带她一起去震泽过年。
次萍很高兴,上海弄堂里出身的姑娘难得有机会到外地小乡镇去走走。阿判热情地招待儿子、媳妇和她的妹妹。哈哈和卜良到八拆过年去了,可以腾出南面的大房间,否则住房有些紧张。
不过,对计氏姐妹来说楼上楼下独家居住,有那么多房间,这与余杭路弄堂里那17、9平方米的狭小空间相比无疑是换了人间。
围墙与卜良妹子的恋爱最终没有成功。衙门场搬进来租住的一户郭姓人家,其侄女在四川涪陵工作,与围墙年龄相当,也是江苏读书后分配过去的。
围墙途经苏州,拜访大姑妈和二姑妈,结识了"郭伯伯",听说未婚,对方有意将侄女介绍给他。
一个是财会中专生,父母书香门第;一个是气象大学生,父亲捧着个银饭碗。双方可以说是门当户对,何况都分在四川而又不愿意长期耽在那里。
经过一番柳毅传书式的信息交流后,围墙和“郭伯伯”的侄女英英由相识到相爱,并已正式成亲。
新房间设在北面小房间里,并且将西面连接大房间的一条长走廊与小房间打通与大房间隔开,扩展了一些面积。
家具也委托哈哈在木业社定制:大木床、四方台。家里残存的老式镜箱油漆一新,板壁上挂着他们小夫妻的彩色结婚照。
英英偕他丈夫在苏北大丰娘家过年。
陈三已离开八都农村,靠林茹的关系进入震泽国营商业。工种较差,在染坊当工人。每天下班,两只手都染得黑黑的,肥皂洗不掉,背也有点驼了。亨元等三人到染坊里去看他劳动时的情形,布料在沸腾的大染缸里翻滚,等冷却后,双手把4、50斤重的布疋捞起来拧干。由于长期弯腰操作,后背成条件反射,驼了。
晚上,阿判、陈三、盆子和亨元等三人围桌打扑克,小额现金输赢。赌法是"十三道头"。
亨元智力平庸、记忆力差,十赌九输;次萍与她姐姐一样心灵手巧,十赌九赢。
另外一个因素是沾了女性优势的光。她是唯一未婚女郎,象陈三那样的少年,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总要千方百计讨好她,以引起对自己的好感。
 陈三和国营商业的一个同事、服装店女营业员正在谈恋爱,对方叫凌珍,有个哥哥凌胜与亨元年龄相仿,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生,著名表演艺术家某某的高足。
本来亨元想将阿姨妹介绍给陈三做朋友,一则他已有对象,二则次萍毕竟年龄还小,只好作罢。
一家人高高兴兴过新年的时候,计萍父亲写来了一封信,说他哈尔滨的女儿、女婿来上海探亲。耽的日子不多,要计萍见信后姐妹俩速回上海。
次萍见信后象得到十二道金牌似地催着阿姐快动身,最好长翅膀飞回去。亨元见状颇为不满,觉得大家对她不薄,为何说走就走。
阿判善解人意,开导儿子:"手足之情,人皆有之,姐妹多年不见,会一会是应该的。"
送走计萍姐妹俩,围墙带着新娘子英英和小舅子接踵而至。阿判又大大地张罗了一番吃喝。瓜子也从平望赶来凑热闹,哈哈亦从八拆回来了。全家大团聚,建议到照相馆合影。
亨元身穿的确凉中式棉袄,颈围咸菜好婆的黑色长围巾,微微卷曲的一络头发飘在额头上,没有戴眼镜。苍白的双颊和无神的眼睛说明还在肝病恢复期内。
他与阿判并肩坐在前排,旁边依立着幼小的外甥迪迪和其兄迅儿。除了一家十口之外,围墙的舅佬也挤进了镜头。
第四十一回
    基干民兵训练步枪打靶海边担心雷管自爆点火撤离争先
亨元在震泽耽了一个多月,眼看病假期快过去了,就赶回枫林。断断续续又连开了几次病假(每次半个月),因为单位有规定,连续病假半年以上要扣工资,所以,不得不上班一阵子后再休息。
一九七三年初夏,亨元作为枫林中学教工基干民兵排排长,参加了由镇民兵营组织的基干民兵集训,为期半个月。民兵营营长是县属厂新提拔的厂长尤斌,二十几,英俊、潇洒。
指导员由镇武装部长鲁军兼任。亨元的邻居女干事在指挥部里也担任重要角色。亨元与枫林医院的民兵干部编在一个班。班长姓姜,电工,复员军人。
集训前期进行政治和军事教学,军事请县人武部的参谋来讲解步枪与炸药包的结构和使用要领,还在场地上进行队列操练。
政治则集队前往镇革会小礼堂听镇二把手作报告。亨元在听报告时仍不忘抚弄枪支,不小心触发了板机,发出:"拍达"一响空枪声,惊动了正在作报告的“二把手”,他停顿了一下。
鲁军要求玩弄武器的战士站出来自首,全场寂静无声,亨元当然不会作坦白交待。
“二把手”不愿意把事情闹得太大,见好而收,借机还进行了番组织性纪律性教育。
集训后期安排了两次活动:一次是到海塘耙场实弹射击;一次是爆破炸药包。这两次活动对亨元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
他生性胆小,又耻为懦夫。开枪和爆破,不仅从未有过体验,就是听别人放爆竹也是吓势势的。
小时候放学途经区公所,看见一个士兵举着步枪瞄准天空,围观许多群众,亨元既想看又不敢看,双手捂住两只耳朵,闭着眼睛,却仍然听见"碰"地一声,几乎要把他的心脏都震出来了。
从此知道,真正的枪声远比银幕上的响得多了。他担心到实弹演习的时候会出洋相,因而顾虑重重,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熬到那一天,等于上战场,他抱着"砍头不过碗大个疤"的超脱,以漠然的神情面对即将来临的考验。
真正到了那儿,此起彼伏的枪声在广阔无际的海滩上,并不如想象那样震耳欲聋,尤其是自己伏在地上瞄耙射击时,枪声倒反而比听别人的轻。
亨元牢记步枪射击要领,缓缓扣动板机"卜"地一声,枪身抖动一下,感觉子弹出了膛飞向远处。三颗子弹,命中两颗,获得"良好"成绩。集体总结的时候,鲁军夸奖了他几句。
爆破炸药包比射击难度大,还带点危险性。首先要学会装炸,药。每个民兵发给一公斤TNT炸药,然后用牛皮纸裹成结结实实的枕头形炸药包,据说,包得越紧,威力越大。
亨元反复练习多次,总算获得教练通过。进入爆破现场时,发给大家一支象元珠笔大小的雷管。教练说,别看这东西小,一旦爆炸,可以把一只手炸掉。
雷管插入炸药包,再在雷管上放置引爆器或药线,就可使炸药包轰上天了。两人一组进行爆破,其他人为安全计,离开爆炸物五十米以外观看。
轮到亨元和油厂的一个工人两人操作,先把自己制作的炸药包放在爆破地点,尔后,教练取出一根药线和一个引爆器,征询两人意见:"你们两人谁用火柴?谁用引爆器?"
亨元与油厂工人都争着要引爆器,亨元唯恐引爆器落到对方手里,苦苦哀求教练:"我的手平时就容易发抖,外面风又大,划火柴划不出火来的。"。
教练见一个是戴眼镜的书生,一个是五大三粗的工人,略一思索,把引爆器发给了亨元,并郑重关照:"你一定要等他点着药线后再拉引爆器"。
一声令下,两人迅速将雷管插进自己的炸药包,油厂工人一面划火柴一面关照亨元慢点拉引爆器,而他连划几根火柴都说没有点着药线。
亨元紧张得不耐烦了,一面拉引爆器,一面说:"我不能再等了",对方见引爆器已拉出,慌忙再划一根火柴,总算把药线燃着了。
两人拚命向外奔跑,离爆炸物五十米开外才站停,隔了数秒钟,"通"地一声,亨元的炸药包响了;又是"通"地一声,对方的炸药包也响了,飞得比亨元的高得多,缘由炸药包扎得结实之果。
一九七四年初夏,亨元正在校田里与教师们一起劳作的时候,学校里的一位领导找到田头,告诉他一个消息:
镇党委准备复查"一打三反"材料,缺少人手,要求枫林中学抽调一名党员去,因此征求他的意见,如果同意的话,马上到镇复查组报到。
当时,教师这一行是最没有出息的,有这种机会再到镇党委去,而且不在车东属下,当然最好不过了。
镇党委复查组隶属组织组,负责人是镇邮电支局局长,此外有枫林油厂抽来的人事干部、县属厂抽来的一个青年及街道抽来的一个姑娘。
他们的任务是检查文革以来被定性为严重政历(或严重错误)和一般政历(或一般错误)的人员是否有错漏情况,以便重新定性处分。
亨元查阅的一本案卷当事人罗某,是浦江文化馆工作人员,其妻是枫林医院护士。该人出身书香门第,写得一手好字,并精通摄影、绘画。
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均在枫林中学就读。其子酷似乃父,文质彬彬。上台客串文艺节目,正襟危坐讲故事,能起好几个角色,逗得观众捧腹大笑。
罗某在文革中被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一罪宣扬文艺黑线;二罪攻击旗手江青;三罪散布小道新闻。再加家庭出身是破落地主,可以深究其阶级根源。
亨元从卷首到卷末,看到了罗某越来越糟糕的处境。在造反派的车轮大战逼供信下,罗某的神经受到严重刺激,竟然胡言乱语起来。
所交待的罪行都是极其黄色下流的行为。说什么曾经给老婆拍过裸体照,曾经玩弄过幼小女儿的下身,曾经在男厕所设反光镜,......。
罗某的这些信口开河交代,造反派未经核实就一一给他定了罪状,于是在政治问题之外又加了顶坏分子帽子。事实上陆某已经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在讨论他的案件时,亨元发表意见:
"政治上的问题,例如攻击江青、散布小道新闻,都是受冲击前群众揭发的,不好翻案;生活上的问题,是精神状态不正常情况下的自我交代,没有旁证,不能定性。" 亨元的意见得到全体复查人员以及镇党委组织委员的赞同。在当时政治高于一切的历史条件下,陆某的案件基本上维持了原结论。
文革后,亨元在路上偶遇神经仍然不正常的罗某,心里有一种欠他债的感觉。在复查组工作了近一年,该组织解散后,亨元回到了学校,
刚刚接手一个班级担任班主任,镇党委又把他召唤过去,说镇上要办理论学习班,抽他去当教员。
这时发生了亨元夫妻双双煤气中毒事件,车东看准时机对他施展了小恩小惠手段,派出夫人郁仙前来送上一日三餐,还要帮助倒马桶。
在枫林无亲无故的亨元夫妇俩受宠若惊,原来还犹豫不决是否要再在车东属下工作,此时在"有恩不报非君子"的思想支配下,毅然又投到了他的麾下。
车东如此“礼贤下士”,也是有目的的,原来,镇党委准备在一九七五年分期分批轮训下属各支部领导班子人员,地点放在农村。
除了学习无产阶级掌权下的继续革他命理论外,还要参加农田劳动,本来应该由车东具体负责这件事的,他怕下乡受苦,就找到了亨元这个替身。
亨元第三次抽调到镇党委,身价高了很多。党委每一次研究学习理论问题,他都被应邀参加。县里举办干部理论学习班,袁里总把他带上,大会交流时,还要亨元以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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