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故事的故事-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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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元割稻的速度渐渐可以和华星大队的青年妇女比赛。在一次有她们参加的大片农田收割中，亨元一鼓作气从南边割到北边尽头，没有直起腰来歇歇力。
待一排稻禾全部伏地后，发现后面还跟着个俊秀的姑娘。她是这个大队的共青团干部。两人在田岸北边聊了一回儿，她夸赞亨元：＂你割稻的速度真快，我追你追得好吃力。＂
天气渐渐转凉了，又连续阴雨，农田里无活可干。生产队长根据上级指示，要在所有能刷标语的墙壁上涂＂红海洋＂。
买了几罐油漆，正愁没有书写毛泽东语录的人才，忽然想起来劳动的中学教师可以担此重任。亨元诚惶诚恐地接受了这个光荣任务。
于是，每天在生产队长的授意下，披着雨衣，拎着漆桶，握着帚刷，蹲在这座宅基上刷上一条＂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那座宅基上刷上一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
队长还驾着一条小木船，让亨元乘着驶进桥洞，在桥洞两边刷上两幅标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天晚上，大家聚集在一家农户的厨房间，几个在此搭伙的学生正看东家刷锅、洗碗，与亨元比赛过割稻的俊秀姑娘拿着一小片洋铁皮要他用红漆写＂毛主席万岁＂五个字，以便挂在胸口。
亨元用一枝蝇头小楷毛笔，小心翼翼地在上面题了词。俊秀姑娘将铁片用玻璃纸包裹，再用一枚大头针别在胸前。看着团干部兴奋的神态，亨元立志要为她觅一颗真正的毛泽东像章。
离开华星大队后，社会上的像章热已推向高潮，各种烟杂商店均有塑料制的毛泽东像章出售。
他化了近一元钱，买了四、五颗，夹在信封内邮寄给生产队长，并附了封短信，要求他将这几颗像章转赠曾要他制作土像章的俊秀女士。这是后话。
初三乙班的红卫兵们听说全国各地的小将们都一批一批地涌往北京接受伟大导师的检阅，他们在农村也耽不住了。商量着怎样拉起一支队伍参加大串连。
驻校工作队有个规定：只允许红卫兵和红卫战友（准红卫兵）出校大串连，剥削家庭出身的＂狗崽子＂们要规规矩矩留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又是在那个当作学生食堂的农户家中，初三乙班二十余名下乡劳动的的学生中，有五、六个属于＂狗崽子＂的男女学生。他们灰溜溜地旁观那些准备上北京的红卫兵和红卫战友们。
力士对他们进行了临别教育：＂我们要出去参加大串连了，华星大队留下的农活你们继续干下去，不准偷懒。＂
小业主家庭出身的李荷气得哭了出来，认为大家都是同学，却如此不公平。亨元颇为同情嘴巴尖尖、绰号狐狸精的李荷，好言劝慰，使她止住了哭声。
亨元向钟成保证：在小将们出去大串连后，自己一定坚守劳动锻炼岗位，照顾好不能去串连的学生。
呼延早已溜回亭林镇，力士本想派同学去把他抓回来，亨元觉得呼延就是回华星大队也不会服从自己管理的，反而起捣乱作用，劝说钟成让他走算了。
力士的主要心思在大串连上，也就采纳了亨元的意见。
阳历十二月初，全体下乡劳动的师生撤回学校。此时，上海市委已被造反派冲垮，驻枫林中学的工作组也自行解散。
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红卫兵掌握大权。除留守一部分人员在校看管叶明、秦东、海嬷以及龙昌等＂牛鬼蛇神＂外，大部分都外出串连去了。
由杜行为首的文革小组人员摇身一变成为教工造反总部，把亨元等七个教员排斥在外，但由于他们的＂反动＂程度还没有达到＂牛鬼蛇神＂的地步，对七教员暂时还没有采取什么管制行动。
除陶崇外，其他六个人不满足于这种处境，耽在学校里也没有意思，商量之下，也成立组织，这样外出串连就方便多了。
好在当时对造反组织基本上无人审查，那怕一二个人都可以成立个战斗队。暂时掌握学校公章的胡虎，对亨元软一手，居然在他提出要求后，给开了张证明六个人是本校一个群众组织的介绍信。
当时提倡步行串连。亨元等一行六人制作了一面小红旗，大家套上红袖章，沿着国道公路，从枫林步行到浦江。
浦江招待所已变成大串连接待站，他们在那里免费住宿了一夜，对下一站到哪里去发生了分歧。
皮旦在路上受到别的学校学生的影响，童心大发，提出要千里步行到湖南湘潭，朝圣毛泽东故居韶山。
亨元等则认为，七教员的政治名誉还没有恢复，枫林中学的运动步入歧途，应该就近串连争取外单位造反派的支持。
＂天要落雨，娘要嫁人＂，最后，只好让皮旦一个人离开群体上韶山。五人则约定择日上海碰头。亦华母亲定居在市区，她留了个地址说：到了上海如果没有地方住可以到她那儿去。
亨元跟着大串连的人群来到上海市区，凭胡虎开出的介绍信住进外滩一幢大厦内。这是上海的造反派设立的无数接待站中的一个。
他与同住一室的二、三十个人素不相识，也不想对他们有所了解，只模糊地意识到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大多是十几岁的中学生，也混杂几个象他那样的老青年。
在这座大厦内，一日三餐免费供应。大家排着队象荒年接受施粥那样在饭桶、菜桶旁领得工作人员发给的一舀饭、一勺菜。
那一勺黄芽菜打底，上面飘几片猪肉的菜，对贫困地区的小将来说不啻是一生中从未品尝过的美味佳肴。亨元看着他们津津有味舔尽每一粒米饭，喝光每一口剩汤，食欲也大振起来。
亨元解决了食宿问题之后，就成天泡在南京东路和北京东路两条马路旁观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这是上海言论“最自由”的时候，有揭示中央权力斗争内幕的，有暴露高级干部荒淫无耻生活的。
第二十七回
沉浮祸福难料同窗缘非同道乱世群龙无首情急何惧墙高
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成为众矢之的，王洪文等工人造反派当属风云人物。亨元走到北京东路外滩附近的纺织品外贸公司找大学同学肖云。
肖云大学毕业分配到这个单位起先未被重用，叫他打打字，做做杂差。他虽已年近不惑，仍发愤学习外语，争取出头之日。
文革给了他前所未有的机遇，由于他不是＂既得利益者＂，理所当然地成了造反派，而且当上了这个单位里的一个小头头。肖云很热情地招待亨元，并要他从接待站搬出和他同住。
这位老兵虽住集体宿舍，却有一个能摆一张单人床的小间。亨元把自己的遭遇向同窗倾吐，肖云虽表同情，却又认为亨元的一派成员似乎是＂既得利益者＂，因而难以获得造反派的支持。
在讨论如何改变处境时，肖云建议他可以找新民晚报工作的同届同学求成谈谈。肖云对求成很赞赏，说他这个记者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亨元到九江路外滩新民晚报社找求成未遇。
在过一条马路的某某通讯社大厅里看到琳琅满目的大字报。从大字报中发现木玉已成为该社造反组织的领导人。还说中央正酝酿着派出一个新闻团体去日本，“指导”日本的文革，由他带队。
亨元与这位中学和大学时代的同学虽然没有深交，但木玉经常在院刊上发表文章，整风补课的时候，他的一篇对个人主义剖析的文章登载在党报上，从此，亨元十分注意这位才子的行迹。
当亨元作为教师在震泽过第一个暑假，偶阅人民日报，发现有他撰写的一篇以古论今的杂文被转载，这是少有的殊荣。使亨元艳羡得很。
既然彼此是同届校友，何不拜访一下？于是，向传达室询问，木玉是否在单位。传达老头问：你与他啥关系？同学。
老头一个电话打到楼上，对方要老头把电话听筒交给来访者直接通话。问：你是那一位？亨元报自己的姓名和学历。说：我记不得有你这位同学了，我很忙，如果没有什么要事，以后再作叙谈。
亨元碰了一鼻子灰，自此痛下决心，再不攀高枝了。
他在上海大字报的海洋中度过了一九六七年元旦。马路旁高高挂起的高音喇叭传递着毛泽东对上海市委持否定态度的＂最高指示＂；一辆辆卡车在闹市区缓缓驶过。
赤膊车厢内戴红袖章的工人造反队员和学生红卫兵把过去上海的显贵人物一个个五花大绑，颈挂纸牌游街批斗。
与亦华等人约定碰头的日期到了，亨元前往马当路她母亲的住处。是弄堂房子二楼，何西、马龙已先行到达。
整套住宅仅华老娘一人在家，所以能容纳三个男教师住下来。他们被安排在一个小间里，摊地铺而卧。
马龙自步行串连浦江后回了枫林，因而知道枫林中学的近况：学校大权已被杜行为首的教工造反总部篡夺，成康是狗头军师、叶为成了暗探，专门跟踪同情叶明的人。
在一次批斗叶明的大会上，本想把七个教师一起抓来陪斗，结果只抓到马龙、陶崇以及不包括在七教员之内的龙昌。为此他们四处张贴了＂通缉令＂，意图搞臭漏网的亨元等人。
他们还到七教员每个人的住处抄搜＂黑材料＂，亨元放在宿舍里的箱子已贴上封条。
他惊奇地听着马龙的叙述，一面庆幸自己逃脱了一场灾难，一面又担心未来的处境。他们已经到马龙的家里去捣乱过，会不会串到震泽去抄我的家？
如何与震泽联系作好防备？写信来不及，电话打不通，唯一的办法是拍电报。
阿判自一九六六年十月起已办理退休手续，在家操持家务。街道把这个退休人员列入无偿劳动者范畴，但不大能使唤得动，因而耿耿于怀。
亨元的电文内容是：＂为抄家事，请家里作好准备。＂他以为，自己的处境阿判是知道的，这份电报虽然文字简短些，但能够看懂的。
岂料电报要经过邮电局和街道两个周转环节，到阿判手里已经弄得满城风雨了。
邮电局和街道的造反派认为阿判大概出了什么问题使外地造反派来抄家，事先又有人来打招呼，是通风报信行为，从而对阿判秘密审查一番。
后来弄清楚此事与阿判无关，才把电报交给了他。亨元想不到区区一纸电文会引起一场风波。
亨元视枫林为畏途，而每月领工资的时间到了，却要硬着头皮回去。一到宿舍，见唯一装衣物的藤条箱已被教工造反总部贴了封条。
晚饭后到校门隔壁一条小弄堂里的马龙家串门，马龙已先行回到枫林，他指着被教工总部的四条汉子抄家时砸碎的樟木箱诉说自己的委屈。
还没有坐多久，四条汉子又闯进了他家，他们是奉命来抓亨元到＂总部＂去交待问题的。亨元心里十分紧张，外表却装很镇静。
他责问＂总部＂有什么权利抓一个曾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过的人（此时，工作组已被造反派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被工作组打下去的人正在争取平反）。
四条汉子理屈词穷，摆出一付想采用武力硬拖他出去的架势。亨元深知知识分子色厉内荏的本质，继续对抗。
四条汉子之一的成康，世故较深，以打圆场的口吻缓和矛盾：＂我们教工总部请你去交换一下意见，总可以吧。＂亨元有了落场势，也就将计就计离开了惊魂未定的马龙夫妇俩。
来到设在第三办公室的教工造反总部。还没有进门，就传来一阵阵口号声：＂保皇派金亨元必须彻底交待保叶明的罪行＂＂坚决斗倒叶明！＂＂彻底批判保皇派！＂。
亨元始终不认为叶明已经达到可以“斗倒”的程度，所以在人们喊这个口号的时候他高呼别的口号，这一异常举动激起了在场的红卫兵愤怒。
正当他们要动武的时候，亨元出乎意料地喊出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一招真灵，镇住了蠢蠢欲动的造反派小将，＂造反＂的教师更无人敢作出头椽子使矛盾激化。
杜行见师生对亨元的攻势不够有力，亲自披挂上阵，向这个死硬的保皇派刺来一枪：＂金亨元，到今天你还不敢喊斗倒叶明的口号，说明你与叶明勾结得很深，必须从实招来！＂。
亨元在所有教工中最恨的就是＂牙牙牙＂，过去是压在自己头上的一座大山，现在是出卖党支部的“叛徒”。“正义感”使他产生了急智。
他不慌不忙地将绕在头颈里的黑绒线围巾解下，有棱有角地折叠成方块摆在面前的桌上，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字纸，缓缓地说：
＂毛主席说过：说话要有根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关于叶明是不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该不该斗倒他可以揭发。在没有充分事实根据的情况下断言他是阶级敌人，违背毛主席的教导。相反，根据现在的政治气候，造反派队伍要进行整顿，一定不能让那些政治扒手混水摸鱼。我在上海看大字报，摘下了中央文革对政治扒手的定性标准，大家可以听一听。＂
孤陋寡闻的＂造反派“师生们�
